10卷本《中国哲学通史》近日已全部出版。这套书从2007年启动，至今历15年之久。其过程很漫长，亦有诸般酸甜苦辣，但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我作为这套书的策划者，也为此感到非常高兴。现借此时刻，回顾一下酝酿、立项、撰写、编辑和出版的过程，也算为当代学术史留一点雪泥鸿爪。

府建明

0 1 哲学有什么用？

现在常有朋友要我推荐一些哲学方面的书，同时会随问一句“哲学到底有什么用？”我对有人喜欢哲学总是乐观其成的，但对“哲学有什么用”的问题则时感惶悚。因为回溯整个中西方哲学史，哲学家而能显达、长寿或者坐拥财富者并不多，即便有之，他们也不是靠哲学而获得的。

所以我会谨慎地对他们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哲学相对于其他具体的学科，是一种无用之学，人们不因为学了哲学就可为官、就可长寿、就可发财。这话让那些希望从哲学中获得某种“好处”的朋友，不免有些气馁。

但我同时想告诉他们，哲学作为一种形上之学，是追问世界本原和生命意义的，人之为人就始终无法回避这个问题，不管你是否自觉在思在问，这些问题始终存留在你的心灵深处；即便是“哲学有什么用”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哲学问题，它已经包含了你对人生与价值的某种倾向。

我们或许无法从哲学中获得具体的“好处”，但可以通过学习哲学（或某种哲学思潮）而让自己明白些、通达些。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是无用而大用”，学一点哲学是有“好处”的。

《中国哲学通史》全十卷书影

0 2 酝酿策划

我产生新做一套大型的《中国哲学通史》的想法，要追溯到2004年，那时我社正在组织力量编辑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的《西方哲学史》（共8卷），我负责整个项目的统筹工作。那时我就想，如果我们能出一套如此规模的《中国哲学通史》，就可形成在西哲和中哲出版领域的双翼，对提升我社在业内外的影响一定大有禆益。

除了这一直接的动因，我有另一个想法常萦于心，就是中哲史研究近百年来，其研究方法较为固化，如传统的几部代表性的中国哲学史著作，要么以西哲范式比附中哲史，要么以“唯物”“唯心”二分法处理中哲史，而中国哲学自身的丰富特色不能得到真实呈现；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学界对此已有诸多反思，亦有不少成果，应该有一部新的大型的通史类著作进行总结和深化。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萌生了组织学者撰写一套大型的《中国哲学通史》的念头。我当时首先想到了任继愈先生，因为他是享誉学界的《中国哲学史》（4卷本）和《中国哲学发展史》（7卷本，出版4卷）的主编，同时也是当时中国哲学史学会的会长，在中哲史研究领域可谓是泰山北斗。而我因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担任任先生主编的《佛教大辞典》《中国佛教丛书》等多个项目的责任编辑，与任先生常有接触，关系密切。

任继愈先生

我为此给任先生写了信，并专程去拜访他，谈了自己的想法。任先生首先对我的想法很表赞成，他说经过这么些年，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了不小的进步，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新见材料上都有新突破，所以都有重新总结的必要了。他并说，人民出版社要重印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他也叫出版社不要重印了，因为此书有时代的局限。

但任先生说，要主编一套新的大型的《中国哲学通史》，他本人已经没有精力了，要我考虑其他的年轻一点的人来承担。当时他就提到了武汉大学哲学系（后为哲学学院）。他说武大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一向很扎实，萧萐父先生的团队也很齐整，当然萧先生年纪也不小了，精力恐怕也不行，他的学生郭齐勇年富力强，学识人品都好，也有组织能力。

0 3 开始组稿

我听了任先生的建议，并私下做了一些调研，就在2006年第一次给郭齐勇老师写信。我记得当时还没有郭老师的电子邮箱，我是用纸质信件联系他的。郭老师很快给我回了信，很热情但也很谨慎。热情是他对这个项目的意义表示充分肯定，谨慎是他表示做这样的大项目有较大难度，容与相关同事商量后再定。

郭齐勇教授

恰在此时，我们集团正在组织出版《凤凰文库》，需要邀请一些著名学者担任学术委员，郭老师属受邀之列，专程来南京开会。我在会议期间与他做了进一步沟通，其意还是说服他，希望他能出面主编这套书。我把我社已经出版的《西方哲学史》《中国近代通史》及其他正在落实的重大项目向他做了介绍，郭老师显然受到了鼓舞。他回去后，又与我通过邮件交流了多次，才基本达成了《中国哲学通史》的编撰出版意向。

事后我了解到，当时在武大哲学学院中哲史教研队伍中，关于做不做这个项目是有不同意见的。当时尚较年轻的吴根友兄力主做这个项目，他认为这对推动武大中哲学科的建设有重要意义。而有些教师有顾虑，原因是大家手头都比较忙，这种集体性项目牵涉精力又多，弄不好会虎头蛇尾，吃力不讨好。

郭老师为此做了不少说服工作，同时把与武大有师友渊源的几位外校专家动员进来，如中山大学的龚隽、深圳大学的李大华、陕西师大的丁为祥、华中农大的萧洪恩、上海师大的吾淳等。

和作者团队在武汉大学碰面

2007年3月，我和郭老师商量在武汉大学开一次作者座谈会，就此套书的内容、特点、框架、规模等进行研讨。我当时任总编辑助理，独自一人前往。这次会上，确定了以“学术版”的方式来编写这套书，即在总的体例和框架内，允许各卷作者较自由地按照自己的研究来写作，突出学术性和原创性；时间的起迄，是从先秦至1949年，这比以往同类的中哲史著作多了一个“现代卷”。

另外考虑到以往对少数民族哲学和古代科技哲学的关注较少，同类的通史性著作大都付诸阙如，于是决定这套书增加这两方面的内容，但当时尚未有专设“少数民族哲学卷”和“古代科技哲学卷”的计划（原计划这套书为8卷）。

当时会上也议到成立编委会的问题，即由郭老师任总主编，另设两位副总主编协助郭老师工作，各卷则设主编以负责。我通过以往的经验，觉得作者架构越简单越好，所以私下与郭老师商量，建议全套书只设一主编，也无需编委会；各卷也不设主编，而是以“著”的形式署名，以利于提高作者的积极性。郭老师觉得我的这个意见很好，后来即遵此实行了。

2008年的春季，我和郭老师商定在武大再开一次编写工作会议，明确各卷作者的分工，推动这个项目的全面实施。这次会议上，在郭老师的通盘考虑下，明确增加了“少数民族哲学卷”和“古代科技哲学卷”这两个专卷，全套书扩展为10卷；各卷的字数在50万字左右，但根据需要可以有适当浮动；各卷的第一作者为各卷组织者、统稿人，各卷署名以3人为限，超出者以“等”字表示，具体情况在后记中述明。

会上由我代表出版社与作者方签订了合同，先是与郭老师签订了整套书的主编合同，同时又与各卷的第一作者分别签订了分卷合同。为什么签这样的合同？这是我与郭老师商量的，一是提高各卷作者的积极性，因为当时好多大型套书都是只签一份主编合同，分卷作者的积极性多少受到影响；二是我们这套书名为“学术版”，允许各卷作者在总的框架下，有自己的研究和创见，各卷分别签合同，也是希望他们做到文责自负。这就是“责权利”相统一。后来看来这个做法是有效的。虽然我们出版社为此要多用9个书号（原来一套书只要1个书号），但对推动这套书的编写是有积极意义的。

会后，郭老师希望出版社提供一个编写体例，供大家参照执行。我于是亲自拟定了一份，涉及撰写宗旨、内容范围、框架结构、引文要求、注释规范等等，应该说相当详尽。我把这份体例发给郭老师后，郭老师作了一些补充，又发我看了一下，然后作为定稿发给各位作者。随后我应作者的要求，给大家分别寄赠了一套《西方哲学史》，既有供参考的意思，也有鼓励的意思。

0 4 艰难催稿

2008年以后，各卷作者收集材料、研读消化、潜心写作，而对出版社和我，则是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原计划这套书是5年内交稿，出版社计划用2年时间编辑出版，大概于2015年出来。但由于作者都比较忙，有种种可以想象的原因，所以不断延后。

我虽然希望作者能够早点交稿，希望早点看到书的面世，但也充分理解学术研究和写作的不易，所以我都是每年在节日期间，通过向郭老师发邮件问候的形式，了解书稿的进度，自然也暗含催稿的意思。同时，我把我社在这期间新出的《中国佛教通史》和《中国美学通史》等信息相告知，其意也是尽在不言中。郭老师总是巧妙地把我的邮件转发给各位作者，然后再回复我。我知道，即便是这样的方式，一定让各位作者芒刺在背，因为我自己也是有这样的体会，被人催稿的滋味总是不好受的。

《中国佛教通史》全十五卷

有好几次在学术会议上碰到这套书的作者，如吴根友、丁为祥、胡治洪、丁四新诸兄，他们既迭声表示抱歉，也表示一定努力早点交稿，其情其景反让我心有不忍。还有几次我利用出差的机会到武汉，与郭老师见面，郭老师总是约在武汉的作者聚谈。大家知道我有催稿的意思，寒暄中便多是歉意。而我虽说表示理解，但希望早点见稿的心情一定是溢于言表的。

《中国美学通史》

0 5 编辑出版

2017年开始，各卷作者陆续完成了初稿，郭老师逐步发给我，让我看到了希望。我就安排了十余位编辑，组成一个团队。后来实际参与的有近20位。为了推动这个项目早日完成，我自己担任郭老师写的先秦卷的责任编辑。但这个时候出版社也很忙，我们好多编辑手头往往有十来部稿子在流转，经常是忙完这本书的一校，就要掉头看另一本书的二校，接着再处理另一本书的三校或其他事情。我本人当时还担任社里的总编辑，之后又主持社里全面工作，也很难集中精力放在这一个项目上。

屋漏偏逢连夜雨，当时集团调整干部队伍，有些骨干编辑被调到了集团的其他部门，有些编辑被上级宣传部门借调去了，还有些编辑则被安排去外单位挂职锻炼，使得本已十分紧张的人手更加捉襟见肘，全套书的编辑工作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原打算于2018年8月世界哲学大会在京召开期间推出此套书，自然根本无法实现。后打算于2019年10月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时出版，也没有实现。再后来是发生了新冠疫情，出版社的工作相当一段时间不正常，编辑进展也就可想而知。

办公室一角

作者交出稿子后希望早日见书，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所以这套书进入编辑流程后，郭老师便会不时问问这方面情况，有时是邮件，有时是微信。话虽是一贯的温和，恰如当初我催问他的方式。但这次是轮到我感到芒刺在背，觉得作者既然千辛万苦、紧赶慢赶地完成了书稿，而我们因为编辑的原因而拖延出版时间，实在有点对不起人家。

于是我多次召开编辑协调会，要求各卷责任编辑制订具体的进度表，严格按倒计时的方式开展工作；需要送审的“少数民族哲学卷”，则抓紧走送审流程。编辑们受我的“逼迫”，也制订了各自的进度表，计划于2020年底全部付印出版。但即便如此，以我过往做重大项目的经验，这个计划是很难实现的。然而同样的经验是，有计划总比无计划好，不“逼迫”就会无限期拖延。

之后，我一卷卷地盯问，要求编辑们遇到问题随时找我，无论是内容方面的，还是体例方面的，或是送审流程上的，反正皆由我来处理和协调。

其中“少数民族哲学卷”排出后，责编于辉告诉我，篇幅达百万字之巨。我看了此稿，发现其中近40万字论及我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现状、方法等等，写得详尽而丰满，但考虑到全套书的体例，我认为不宜全用，而是将其压缩成数万字的导言；至于这部分的整体，鉴于其有特殊的价值，可由我社单独成书出版。我把此意见告诉了郭老师，又跟作者萧洪恩兄联系，他们表示完全同意。由于此卷属必须送审的重大选题，我又多次与相关部门沟通，才未致拖了全套书的后腿。

另外，“隋唐卷”的清样排出后，责编胡海弘给我看了一下，我发觉此卷与其他卷次相比，内容上显得单薄了，我又向郭老师汇报，希望再作一些充实。郭老师同意我的意见，即告龚隽兄，请他补写相关内容。后来此卷进入二校后，我再翻阅校样，感觉全卷的章节名尚未好好统稿，我就亲自进行处理；同时，从内容上看，其中还缺少隋唐三教关系方面的，我就叫海弘告诉龚隽，请他补写一节，以弥补缺憾。此卷经此反复，至少比原来提高了不少。

先秦卷签样

2019年底我退居二线，时间相对充裕些，我就把先秦卷先行编好，于2020年初付印，借此给其他编辑做范本，也是变相进一步催促他们。但不出我所料，到了2020年下半年，还有多卷的二校没有完成，有的甚至还在一校过程中。我只好一卷卷地分别找责任编辑，详细询问有关情况。我们的编辑为此经常躲着我，因为我一见面就会问他们的进度，让他们局促不安。但俗话说“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总有被我不期然碰到的时候。再者现在有了微信，我只要一想此事，就会在微信上问一下，那真叫“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由此，我常觉得自己成了“家里也没余粮”的地主，前几年催作者，后几年催编辑。

不过平心而论，我们的编辑也是尽力了，也非常用心。这套书的编辑难度本来就大，光是涉及的大量古文献，要能读懂读通就不易，更何况这些文献包括中哲史领域的方方面面，若非学有专攻亦难悉数了解。而引文注释的统一同样需费大量时间，往往处理一卷就要十余天，这还不包括作者方面的返工。总之，就我所知，我们的编辑为此反复核校，反复统稿，花费了大量眼力和精力。现在这套书全部出齐了，其中无疑凝集着作者方和编辑方共同的心血。我作为“始作俑者”，除了向郭老师、各位作者表示感谢，也要向我们的编辑团队表示感谢！

0 6 “照着讲” 转向“接着讲”

这套《中国哲学通史》出版后，已有不少专家学者对此予以高度评价。从我个人的角度看，它体现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是进一步确立了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地位。

所谓“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就是研究中国哲学应当基于自身的文化环境、历史传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用自己的话语方式、思想体系，探寻中国哲学自身固有的特点，而不是一再用西方哲学的范畴、方法、体系等等来简单比附、抽绎中国哲学。这就是从“照着讲”向“接着讲”的转化。关于这个问题，近百年来学术界多有争论，与此相关的争论还有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现在关于“合法性”的问题已渐趋沉寂，但关于“主体性”问题还时有异议。

李泽厚先生

其实从哲学发展的广义路径和狭义路径看，李泽厚先生在十余年前出版的两本访谈录（《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吗？》和《中国哲学如何登场》）中，已肯定了中国哲学的主体性问题，也得到了学术界较积极的回应。但如何运用到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与书写中，尚有许多工作要做。换言之，要让国际哲学界接受这样的观点，或者让中国哲学堂堂正正走进世界哲学的殿堂，也还要做更多细致的研究与传播。这套《中国哲学通史》的编写，部分旨趣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郭齐勇所写的“总序”中有着具体阐述，各卷的作者总体上也是自觉地按照这一旨趣进行研究和写作。所以我们相信，这套书将是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里程碑。

是该“中国哲学”登场了，这句话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已经发生的事实。

郭齐勇教授向江苏人民出版社赠送题诗

本文转自：School思库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