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25日晚，应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之邀，西北大学宋辽金史研究院院长陈峰教授以《宋朝以文驭武的治军理路及其影响》为题做了一场线上讲座。本次讲座是“珞珈中国传统文化论坛”第172期，亦是“真知·中国”系列讲座第22期。讲座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杨华教授主持，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申万里教授、陈曦教授及校内外200余名师生通过网络共同参与了此次讲座。
陈峰教授是西北大学宋辽金史研究院院长，也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兼任陕西省历史学会会长和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等。陈峰教授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漆侠先生，著有《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研究》《宋代军政研究》《宋代治国理念及其实践研究》《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漕运与古代社会》等著作，在宋史研究方面具有深厚造诣。
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着将帅拥兵自重乃至反噬朝廷的积弊，宋朝充分汲取这些教训，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的举措加以解决。其中实行的以文驭武规则，不仅是制度上的创新之举，也对宋代国运及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谓制度创新。此次讲座便围绕着宋朝的治军理路及其影响，分为四部分展开，即宋初治军理路形成的背景与特点、宋代以文驭武治军理路的实践、宋代文官掌军制度的主要效应、从世界文明进程看宋代文官掌军制度早熟的意义。
讲座之初，陈峰教授对军队的属性及作用进行阐述，并提出自己对宋朝统军制度的创见。在传统的主流认知中，将帅负责统军作战，有利于提高军队的效能。而军队具有双重属性，既是政权最重要的支柱，又是暴力工具，如何发挥军队保家卫国、征战沙场的正向作用，又不遭致反噬，成为当政者的要务。围绕着掌控军队，产生了各种制度及规则。在中国历史上，宋朝首创使用文官掌控军队的制度，其本质上是“以文驭武”，即以文臣来驾驭武将，这与现代西方国家制度有某些相似之处。以往的研究对宋朝文人统兵的现象持批判态度，但陈峰教授认为，除批判之外，宋朝的文人统军制度还有其他值得研究的地方。
其一，关于宋朝以文驭武的治军理路的形成背景。陈峰教授指出，战国时期“将”与“相”的分工出现，将的角色、作用凸显，由此形成了将帅统军作战的传统，将帅统军作战有利于提高军队的效能，但也导致了兵权失控，国家政权遭遇反噬。唐末、五代时期，将帅控制兵权，不仅危及统治秩序，而且反噬皇权的现象非常突出。宋人曾对唐末五代时期的现象进行总结，认识到兵权失控是天下大乱的主因。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新生的宋王朝势必会吸取教训，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其二，关于宋代以文驭武治军理路的实践问题。陈峰教授指出，宋初朝廷遵循的是传统的军队统领制度，即将帅统领军队，只不过更加严厉，太宗朝自第二次北伐后，治军理路开始含有以文驭武的意图。宋真宗以降，文官士大夫成为政治主体力量。文臣不仅执掌政务，而且在军事上也要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在继承前两朝治军的基础上，开始推广以文驭武规则，到宋仁宗朝终于形成了完整的文官掌军制度。军事决策机构枢密院也由文官掌握。前线战区也由文官指挥，文官担任经略安抚使并兼都部署。
南宋初年，一度出现了韩世忠、岳飞等大将统军指挥的情况，朝廷不得不倚重他们抗击金军。“绍兴和议”后，在架空诸将并杀害岳飞的基础上，南宋又大体恢复了文臣统辖军队的制度。各重要防区先后派出制置使、宣抚使、宣谕使、安抚制置使及都督军马等帅职，大都由文臣担任，节制各级将领。
陈峰教授认为，宋朝的统军制度有极端化倾向，其立意是通过以文驭武的方式制约武将。虽有助于稳定军队，并达到维稳防乱的目的，但却不能完全适应边患压迫的严峻形势。文官掌军制度，虽具有制度的创新性，却不免存在明显的短板，有单方面的理想化倾向。宋代以后，惟有明朝还有类似的制度，但却不及宋朝突出。
其三，关于宋代文官掌军制度的主要效能。陈峰教授指出凡是制度设计均具有两面性，类似于双刃剑。一方面，起用进士科出身且不谙兵略的文臣掌军，他们往往缺乏经验勇气，难以大胆用兵，导致军事决策的保守与消极，最后不得不以议和的方式化解危机。而且武将的行动受文官的控制，管控过度会导致武将消极萎靡、能力弱化，最后降低军队的效能。除此之外，这种文武对立加剧了军中文武关系的紧张，进一步减弱军队的战斗力。另一方面，这种文官掌军制度也有其积极效应。首先，以文制武使得军队难以反噬朝廷，维护了统治秩序的长期稳定。其次，以文驭武也遏制了穷兵黩武的倾向，确保了文治路线的平稳发展。宋朝实行这一制度使得域内较少受到战争的干扰，为社会经济、文教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陈峰教授指出，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华夏民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也与文官掌军制度存在一定的关联。
紧接着，陈峰教授从世界文明进程的角度分析了宋代文官掌军的历史意义。陈教授通过分析拜占庭帝国早期宫廷卫队、查士丁尼时代以后近卫军、波斯萨珊及萨曼王朝、欧洲西哥特王国等案例指出，这些国家虽然各自的体制存在差异，但统军及作战的指挥者大致由专职的军事将领承担。因此，军事将领大都卷入权力斗争，就此引发的战乱乃至于血腥夺权的现象屡见不鲜。直至近代以后，西方才出现由执政党文官决策层掌握并指挥军队的制度，由此结束了军队干政及祸乱国家的现象。反观中国，我们早在宋代就产生了与此相类的文官掌军制度，可见其在世界文明的进程中具有“早熟”的意义。
最后，陈峰教授对宋代以文驭武治军理路下的文官掌军制度进行总结。他认为，它是宋代探索治军的创新设计，也是一种制度创举。文官掌军制与古代的郡县制、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等制度一样，构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路径”，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挖掘。但宋朝本身处于一个充满暴力的时代环境，这一制度在面对强大的战争对手时，又不免陷入尴尬的境地。因此，陈教授指出，历史的经验教训需要反思和总结，时代不同，规则自然有别。早熟的制度或许昭示了未来的趋势，却难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结局。
在讲座后期，陈峰教授就宋代的历史评价、文臣指挥能力、南宋朝廷对以文驭武制度的反思等问题，与线上的同学展开了答疑互动。我中心的杨华教授对此次讲座进行概括，认为陈峰教授的研究兼具学术和现实意义，尤其对制度的沿革和影响作了深入阐述，并从世界文明发展的角度讨论了中国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杨华教授认为此次讲座在文明进程中的中国路径问题、中国早熟问题、军队国家化问题等方面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启发。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陈曦教授指出，陈峰教授以独特的世界文明视角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她呼吁同学们在今后的学习中应该以更宽阔的视野，讨论宋朝的历史演变以及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意义。
（通讯员：欧阳阿兰、焦芹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