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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四新教授分析中国哲学研究的百年历程

2022年12月15日晚,应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之邀,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丁四新教授以《主体性的追寻:百余年中国哲学研究及其当代面向》为题,做了一场线上讲座。本次讲座是“珞珈中国传统文化论坛”第173期,亦是“真知·中国”系列讲座第23期。讲座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杨华教授主持,武汉大学哲学院文碧方教授及校内外200余名师生通过网络共同参与了此次讲座。

丁四新教授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是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国周易学会的副会长,也是多份学术期刊的编委。其学术研究集中在中国哲学史领域,尤其集中在先秦两汉哲学、出土简帛思想和儒家哲学、《周易》研究等方面。他已出版专著10部,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是中国哲学研究领域非常活跃的中青年的专家。

最近二十年,学者们对百余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及其发展历程进行了大量的回顾、梳理和总结,发表了多种论著。不过,在丁四新教授看来,他们的叙述和梳理仍有不足。他认为,从百余年来中国哲学的建立、建构和展开历程来看,“主体性的追寻”应当成为叙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焦点和主线,因为中国哲学学科的成立最终即取决于其主体性的建立与否。丁四新教授的此次讲座,便围绕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这一关键词展开,集中表达了他在这方面的思考。

丁教授以时间为纽带,对中国哲学史的书写和研究做了梳理。他认为中国哲学研究及其学科发展的基本态势是对于自身主体性之追寻,经历了从“本型-摹仿”模式到“主体性”建构模式的重大变化。前一模式从民国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后一模式则从1990年延续至今。

对于1980年之前的“本型-摹仿” 模式,他又分作若干小段。他认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设立,最初来源于日本明治时期的“支那哲学史”书写。而民国时期,中国哲学史书写者形成了胡(适)-冯(友兰)和郭(沫若)-侯(外庐)两大阐释体系。这两系的研究都尚处于中国哲学的“哲学”自觉性阶段,即回答“何谓哲学”的问题,并力图用西洋“哲学”概念来梳理和阐释中国思想。1949-1989年,则是中国哲学史书写的意识形态化与多元化阶段。这一阶段又以1978年为界分为前后两节:前一节是人们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中完成其中国哲学史的书写,属于日丹诺夫模式;后一节的中国哲学史书写,则转向列宁模式。

紧接着,丁教授总结了“本型-摹仿”模式的困境,他认为这种模式属于拿来主义,因此难免带有生搬硬套和强势构造的特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一直到1980年代,中国大陆的中国哲学研究及其相关叙述基本都没有逃脱“摹仿”的痕迹和特征。

丁教授将1990年以来至今三十年的中国哲学研究,概括为“主体性建构与追求”。他指出,“主体性”已成为中国哲学学术活动的基本精神。他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阐释这一“主体性”。

首先,“哲学”文化观念的转变是中国哲学主体性意识的根源。民国时期,“哲学”引入我国,学者们开始认同中国文化自身的精神和价值。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冯友兰等人试图通过构建自己的哲学方式来延续中国哲学思想。1958年,新儒家《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哲学主体建构意识的正式形成。1980年代后期的“文化讨论热”摆脱了一般性哲学观念的控制,进而肯定了中国哲学的特殊价值和意义所在。

其次是个案研究和哲学史书写,这是1990年以来中国哲学研究的两种书写形式。前者包括专人、专书和单一主题(或问题)三个方面;后者则在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被学界酝酿重写。郭齐勇主编的《中国哲学通史》在强调中国哲学特殊性的基础上彰显了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是本世纪标志性的中哲史著作。

最后,丁教授指出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建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提出了由特殊性进至主体性的方法论;二是梳理和发掘了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基本线索、范畴或概念体系;三是在多个领域达到了新的高度和深度;四是建立了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门槛。

对于当代的中国哲学研究,丁四新教授则认为,中国哲学研究似乎进入了过分强调特殊性(包括本土性)的桎梏,导致其具有很强的封闭性。他认为,中国在当代已深深置身于世界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与其他文明的哲学思想展开对话,是中国哲学置身当代并延续发展的基本方式。他指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应当超越对特殊性的强调,突破封闭性,面向哲学的普遍性,展开与其他文明的积极对话,进一步完善其自身的主体性,在创新中发展自我,从而彰显和发挥中国思想的力量。最后,丁四新教授呼吁,中国哲学研究都应当面向或转入新模式,在研究中进一步强调并完善中国哲学的主体性。

讲座后期,丁四新教授就如何叙述中国哲学问题、未来中国哲学主体性工作、周易哲学史的主体性等问题,与线上的同学展开答疑互动。我中心杨华教授对此次讲座进行概括。他认为,20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与中国其他学术门类一样,在从传统经史子集之学转变为现代学术时,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即怎样适应现代西方的学术话语和学术构架,而中国哲学研究尤是如此。最近十几年,中国的学术出现了“本土化”的倾向,开始建立本土的话语体系,这既是一种回归,又是中国学术新的开始。武汉大学哲学院文碧方教授对丁四新教授的讲座进行点评和总结,他认为丁四新教授的梳理为未来中国哲学研究提供了方向;在全球化的时代中,面对现代话语的冲击,中国哲学研究既需要强调主体性,也需要普遍性的交流和互鉴。

(通讯员:欧阳阿兰、焦芹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