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24日下午，应武汉大学文青学社、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之邀，澳门大学林少阳教授和北京语言大学周阅教授分别以《十六世纪末的欧洲：考察中国现代性的一个视点》和《中国现代美术制度确立过程中的日本因素》为题，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报告厅进行了学术报告。此次报告由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余来明教授主持，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王闰梅教授、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刘伟教授、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李圣杰教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王萌教授、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夏晶副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聂长顺教授作为与谈人出席了此次报告。

林少阳教授系东京大学博士，先后任教于东京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现为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特聘教授。长期从事近世和现代中日思想史、东亚外交政治史和文学史的研究，代表性著作有《“文”与日本的现代性》、『「修辞」という思想:章炳麟と漢字圏の言語論的批評理論』、《“文”与日本学术思想：汉字圈1700-1990》、《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等。周阅教授为北京大学博士，现任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教授，《汉学研究》副主编，中国日本文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她的研究领域广涉东亚文学、日本中国学，主要著作有《川端康成是怎样读书写作的》、《吉本芭娜娜的文学世界》、《川端康成文学的文化学研究》、《比较文学视野中的中日文化交流》等。

报告中，林少阳教授结合近年来的学术旨趣及移居澳门的经历，分历史发展意义上的欧洲现代性、观念意义上的欧洲现代性、重审中国现代性三个层面，对16世纪末的欧洲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关联展开深入探讨。他根据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言“长时段”理论，指出中国的现代性，需置于更广大的地理空间环境，即全球史语境中的东亚问题内去理解。同时，他强调中国现代性的起源是多元化的，既有晚明这一自身的脉络，又与欧洲神学起源有着一定的关联。基于此，他主张从“晚明＋全球史语境”中思考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而16世纪末欧洲现代性对中国的影响，则是他本场报告重点关注的问题。

报告伊始，林教授引用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著《社会学基本概念》（Essential Concepts in Sociology），对“现代性”的定义进行了说明。他认为“现代性”不仅包含工业化、城市化、宗教世俗化、理性化、资本主义发展、民主确立、科学投入生产应用等内容，还包括民族国家及与其配套的民族主义这一重要指标。而影响远及中、日的西方民族主义，不仅是西方现代性的重要一环，还与宗教有着深刻的关联。

继而，林教授围绕基督教合法化、东西教会分裂、天主教与教皇国权力、宗教改革与新教兴起、天主教反宗教改革及其内部改革等问题，对基督教发展史和欧洲文明史进行了简要回顾。他指出罗马天主教时代的教会，是代表整个欧洲文明的单一教会，其分裂昭示着由大一统到多元化的发展轨迹。这其中隐含着民族国家的早期生成脉络。

不仅如此，他还援引加尔文教派促使荷兰独立的历史实例，试图阐明世俗与宗教权力的携手并进，是如何推动民族国家形构，进而达成对欧洲更为系统的新的规训的。他十分赞同菲利普·考斯基（Philip S. Gorski）在《规训革命》（The Disciplinary Revolution: Calvinism and the Rise of the State in Early Modern Europe）一书中关于“宗教规训与国家形构”（Religious discipline and State formation）的观点，认为宗教区域的统一为政治稳定提供了有利基础，而教区划分又与世俗国家疆域划定密切相关。因而，新教教会的建构与现代国家的生成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而国家形构（State formation）又自然而然地引发了民族形构（Nation formation）。

随后，林教授立足于欧洲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从观念层面对其神学起源进行了论说。他认为欧洲现代性在观念层面表现为哲学理性与传统信仰、科学与宗教、理性与迷信的对立；而以上表达现代性的要素，并非简单世俗化的结果，而是有一个隐蔽的神学起源。他引用米歇尔·艾伦·吉莱斯皮（Michael A. Gillespie）所著《现代性的神学起源》一书（The Theological Origins of Modernity），指出现代性并非要消灭宗教、敌视宗教，而是试图对神、人、自然等问题做出新的形而上学或神学的回答。由此观之，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兹便是赋予欧洲新的理论解释的三个主要人物。

报告最后，林教授将以上思维框架应用于对中国现代性的重新审视上，认为如何理解西方影响下的中国现代性，以及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如理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值得深思和关注的问题。

在与谈人发言环节，各位老师纷纷就报告内容发表了感想。余来明教授认为，林老师今日所讲议题实际上是个引子，昭示着从世界更广、历史更长的视角考察中国现代性所具有的多元性质。他指出，16世纪后中国与世界的接触日益频繁，由此而始的现代化进程也表现出了复杂的样态，这主要缘于中国现代性有着传统因素与欧洲因素的双重参杂，而此过程中隐含的多元性对接，是十分值得关注的。林老师的研究，便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们对此问题的认知。

刘伟教授指出，林老师的观点对于拓展现代化研究的视野十分有意义。他强调社会科学在研究过程中重视经验事实，这意味着要从历史事实的演进历程中呈现学术问题的渊源与脉络。聚焦于中世纪和现代国家、现代政治间的复杂关系问题，他认为林老师的报告不仅与既往学界研究成果形成了良好的呼应，也对现代国家生成的旧有解释模式有了一定更革。同时，他也指出，林老师的研究设想对于理解中国现代性究竟意味着什么，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王闰梅教授基于报告中所提及的晚明早期现代性与早期全球性问题，联想到了包括中、日在内的世界各地，在同时期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共通之处。她对这种共通性产生的原因及意义所在十分感兴趣，并期待林老师在后续报告中对此问题展开述说。

李圣杰教授颇为赞赏林老师在考察中国现代性问题时所展现出的大视野，认为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不应拘泥于狭隘的问题领域，而应拓展思维、放宽视野，跳出既有研究思维和框架。

夏晶副教授对于现代化与前近代的关系问题颇有感想，认为当今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撕裂和僵局，或许能从前近代的宗教形式或认知体系中获得些许启发。

聂长顺教授认为，林老师的报告展现出了新颖的视野和宏大的气象，是具有现实关怀的理论问题的探讨，有着充分的展开空间。但对于借用描绘欧美历史经验的词汇、概念、理论来观照中国社会历史现实的想法，他认为应有所区分、辨别和反思。

周阅教授的演讲从美术教育制度的确立、美术专门人才的培养、美术展览会的举办、美术意识觉醒与民族国家建构四个方面出发，勾勒了中国美术现代化的历程，为考察中国现代性提供了“美术”这一切入点。

关于美术教育制度的确立，周教授指出，将图画纳入教育制度内的“壬寅学制”（1902）、“癸卯学制”（1904）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了日本学制的影响。同时，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12）的创办者刘海粟、乌始光都曾赴日考察，借鉴办学经验。不仅如此，蔡元培于1918年倡导创办的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在课程设置方面也参考了东京美术学校。其第一任校长郑锦，教师王悦之、严智开均有日本美术教育背景。

关于美术专业人才的培养，周教授谈到，清末留日学生中超过300人都是美术专业，他们回国后担当起了中国美术人才培养的重任。此外，陈抱一、周湘、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等美术界名人都曾有过赴日经历，他们或曾在东京举办艺术展、或与日本画家有着密切的交流。除留学生之外，近代中国也聘请了不少日籍美术教师，为中国美术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于美术展览会的举办，周教授表示，持续10年之久的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即是中日合作的产物，近现代诸多画家都是藉此展览会得以成名。当然，对于日本外务省在中日联合展览会举办过程中发挥的促进作用，周教授也有关注。她认为日本确实在中国美术现代化过程中付出了不少人力、物力、财力，但也不能忽视其欲借文化活动消弭反日情绪的政治意图。

最后，周教授论及了美术意识觉醒与民族国家建构的问题。她认为1876年工部美术学校的创设是近代日本“美术”概念生成史上的重要事件。隶属于工部省的工部美术学校带有强烈的实用性，它将“美术”作为参与国家建设的手段。同时，近代日本还诞生了“日本画”的概念，这一说法既带着明显的“脱亚”意识，也深刻地表露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中国在日本美术的刺激下，也着力于改革传统的水墨画，由此形成“国画”的概念。也就是说，明治日本用“日本画”来表征国家，中国用“国画”来代表中国。

基于上述考察，周教授指出，“美术”概念诞生与民族崛起、国家战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无论是在思想界还是在实业界，现代美术制度的确立无疑都是参与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手段。当然，她也强调中日美术间的交涉是多元文化的接触，二者的互动、影响是双方面的。但就中国美术意识的觉醒以及美术制度的确立而言，日本都是绕不开的因素。

围绕报告内容，与谈老师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余来明教授谈到，周老师的研究非常细致、全面。讲座的着眼点是中国现代性当中的日本因素，但也促使大家去思考，晚明到清前期中国对日本的影响，亦即日本现代性当中的中国因素。

李圣杰教授认为，周老师的研究非常扎实，深入浅出地描绘了美术与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民族审美意识的关系，更向大家提示了美术的工具性。

刘伟教授指出，学界近来多有从国歌、教科书、电影等角度探讨现代国家意识形构的问题，周老师选择从“美术”的制度化以及“国画”概念的出现切入问题，很有启发性。此外刘伟教授还提到，图画是一种表达符号，其具体内容也能展现现代国家意识的成长与发展，因此希望能在周老师的后续研究中了解相关知识。

王萌教授联系自身研究经历表示，周老师的讲座提供了理解中日近代关系史的新视野。近代中日剑拔弩张的时候占大多数，但在文化艺术层面也有较为纯粹的交流，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同样非常重要。

王闰梅教授对于周老师的报告内容颇有感触。她认为美术同样也是“书写”的手段之一，近代日本美术的成立过程中经历了哪些“破”与“立”是很值得进一步探讨的。且中国美术借道日本、取法西洋，那么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又有哪些加工，这也有进行深入思考的可能性。

夏晶副教授表示，以美术为支点探讨近代国家建构的问题实际上是小切口、大思维的体现。此外，清末传教士韦廉臣也曾将Art译为“美艺”“雅艺”，但为中国所接受的恰恰是来自日本的“美术”，而通过对中国近代美术制度之确立的再审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艺”与“术”的关系问题。她还补充道，近代出现的“日本画”与前近代之间的联结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点。

聂长顺教授总结道，周老师的讲座为后来者树立了分析史料的榜样。近代是一个东西方文明互动急剧扩大的时代，考察中日之间的文化关系，不能只盯着中日，还应该关注到中日文化交涉之后的东、西文明的碰撞与融和。

在报告最后，林教授和周教授纷纷就与谈人所表观点及现场同学的提问做出了回应与答复。历时近四个小时的报告，也在诸位师生意趣盎然的讨论声中圆满结束。此次学术报告是珞珈中国传统文化论坛第174期，也是文青学术报告会2023年第1期。

通讯员：李冰楠、张愉佩

摄影：莫啸北、解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