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姚彬彬副教授專著《近現代中國佛學考論》（上下卷）近期於中國臺灣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梓行，全書約四十萬字，系作者近20年來在有關研究領域成果之結集，並全面進行增補修訂。

本書提出：「近現代佛學復興」是在中國晚近思想學術界發生的重要文化現象，其所謂「復興」，並非傳統寺僧「宗派」意義上的佛教，而是「學派」意義上的佛學。擔負這一「佛學復興」思潮的主體，是出自於具有不同思想學術取向的知識精英，他們對佛學詮釋和抉擇的出發點，也往往並非是傳統意義上的「佛教信仰」，而是或將之作為接引和爭衡於彼時大舉輸入的西方思潮的中介、或將之作為寄託自身文化理想的載體。本書以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為視角，以「歷史和邏輯相統一」為方法，梳理此一期間佛學思潮之發生脈絡，並針對個體案例和文本進行考據和辨析，涉及唯識學、華嚴學、人間佛教等相關議題，較為全面地展現出近現代中國佛學諸面相。

作者自序

自2001年前後開始學習和研究佛學問題，迄今逾20年。現將此期間自己尚較滿意的一些作品整理結集，對其中諸多篇目重新加以修訂。

筆者當年作為一名普通青年「打工人」，卻於近現代思想文化頗有所衷，尤服膺於章太炎、梁啟超、魯迅、周作人、胡適、熊十力諸家之說。歷時稍久，注意到所謂「晚清所謂新學家者，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係」這一歷史現象，隨後日漸專注於此。2007年起，先後師從宋立道、麻天祥、馮天瑜三先生研習佛學和思想文化史，算是進入了「體制內」。

筆者最早撰寫的一篇佛學論文，曾收入已故鄭曉江教授編《一代佛學大師歐陽竟無》（2004年出版）文集中，該文撰寫於2003年下半年，學力所限，當然很不成熟，當時推薦此文發表的朋友又作了不小改動，修改處不全符合自己的想法，今已「悔其少作」。收入這本《近現代中國佛學考論》中最早的文章，是2008年所撰的《本覺與本寂》、《理性與正信》， 後者曾於該年度獲「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徵文「蓮花獎」，算是筆者初次在學界嶄露頭角的習作，此二文在當時皆由吾師宋立道先生盡心斧正。此外，《〈大乘起信論〉真偽之爭與近現代佛學思想的分野》（完成於2011年）一文是對2005年所撰的《宗教與哲學的兩難：〈大乘起信論〉義理之爭的百年回顧與反思》的重新改寫，當年蒙吾師麻天祥先生厚愛和提攜，以青年愛好者的身份攜此文參加了2006年武漢大學主辦的「佛學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也正因為天祥師勉勵有加，我才下了「破釜沉舟」的決心，走上學術之路。

筆者的學術方法傾向於「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思想史研究路徑，也頗有一定「考據癖」。早年間曾對唯識宗的那一套「繁瑣哲學」感興趣，故對近代佛學重鎮南京「支那內學院」諸公的佛學思想進行過一些研究；後來又涉及到近代新學家和現代新儒家的佛學思想，以及晚近人間佛教思潮的研究。2013年博士畢業後，蒙吾師馮天瑜先生獎掖，得以留校工作，最初的任職單位是本校臺灣研究所，所以又涉及對當代臺灣佛教社會現象的一些探討。一直以來，個人思想傾向較為認同人文主義和啟蒙主義，故對晚近流行的神秘主義思潮亦有所批評和反思。

近幾年，筆者的學術興趣有所拓展，研究領域逐漸轉向清代以降的思想學術史問題。於佛學研究，雖然仍保持一定關注，亦對時下的流行學風有些顯得「另類」的個人愚見：宗教研究與宗教本身的聯結越來越緊密，使得該領域表面看起來頗為繁盛熱鬧，而與之伴生的問題，則是出現了大量的急功近利的「命題作文」，甚至不乏純粹「為稻梁謀」、「結論先行」的所謂「成果」，實在利弊難言，前景堪憂。筆者一向堅持認為，人文研究，特別是在有關宗教和哲學的領域，「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無論是情感投射還是利益關係，都應該維持一定的「安全距離」，否則會傷害到「研究」的客觀性，「以水濟水」成風，必不利於學科良性發展。──作為本書「代跋」的《五四前後學人的佛教觀與佛教中國化問題》成文最晚（2022年3月），較系統地表達了筆者近年總結確立的「佛教觀」和基本學術立場。

今歲筆者適逢「不惑」之年，本文集的出版，算是對個人青年時代學術探索的階段總結， 採山之銅，以蠡測海，淺妄之處，或所難免，實盼方家正之。

姚彬彬

辛丑孟夏識（壬寅仲秋修訂），於武昌珞珈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