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17日上午，应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武汉大学文青学社之邀，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副院长李恭忠教授以《何谓“社会”：近代中西知识交汇与概念生成》为题，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报告厅进行了学术报告。此次报告由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聂长顺教授主持，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夏晶副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谢远笋老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姜海龙老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洪均副教授作为与谈人出席了此次报告。
李恭忠教授是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副院长、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会党史研究会秘书长、江苏省社会史学会副会长、江苏省孙中山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历史学会理事和《亚洲概念史研究》期刊编委。他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侧重于公共记忆与政治文化史、概念史与思想文化史、民间组织与社会史等方向，出版著作《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近代中国社会史论》等，译著《历史社会学手册》《文化记忆研究指南》等，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
李恭忠教授首先对“社会”这一概念的先行研究进行了梳理。此前对“社会”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条线，其一以词汇史和日本思想史为线索，对“社会”词源的由来及日本学者将“社会”与“social”对译的始末进行了探究；其二以近代思想史和概念史为线索，展现了“社会”作为术语和观念植根于中国的过程。在双重线索之下，其实已经能够基本勾勒出“社会”这一概念在近代的生成与发展的脉络。然而，近代中国新兴的“社会”概念呈现含义模糊、观感暧昧的特征，这涉及到西方外来概念与中国本土语境契合的问题，此研究便围绕这一问题进行展开。
关于“社会”概念的中西渊源，李教授首先从中国旧式的“社会”出发，探寻中国本土语境中的“社会”，通过重新解读程颢、程颐所言的“乡民为社会、为立科条、旌别善恶、使有劝有耻”，考证中外关于“社会”的研究，提出古汉语旧有的“社会”与现在的“社会”词义并不相通。“社会”作为具有特定内涵的、具体的单一名词，原指官方主导的土地神祭拜活动，后逐渐衍生为民俗活动及团体生活，具有“结社”的意涵，这也是与society得以相通的缘由。此时的“社会”与“江湖”相连，与“庙堂”对立，包含着官方或精英对民间的轻蔑、监控和管制意涵。接着，李教授梳理了西方society概念由一般到抽象的历史性脉络，提出早在17-18世纪，society已经具有与人类共同体相关的、抽象的、类的概念，随后与文明史观、进化论相联系，成为一套理论体系，与政治行动密切结合。这一阶段的society具有逐渐标准化、时间化、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和通俗化的特点。
关于“社会”概念的东西交汇，李教授指出society进入近代中文语境，来华传教士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代表人物为米怜、马礼逊、郭实猎和罗存德,并援引他们所编纂的一系列双语辞典进行说明。传教士们在华期间，主要于华人下层群体中开展活动，对民间具体结社现象逐渐有了经验层面的了解，体现在辞典中的如天地会、三合会、白莲会等组织的英译与society相挂钩。因而在这一系列双语辞典中，所呈现的society概念具有明显的日常生活视角、民间路径和异端色彩。
关于“社会”概念的中外调和，李教授认为大概的时间线索是1875年之后，“社会”先定型于日文，再定型于中文，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70s至1880s，society与日文“社会”相遇，同时斯宾塞社会学的输入使一套从西方传来、且逐渐变得体制化的近代政治和社会理论话语嵌入日语“社会”一词之中，这一从古汉语借用来的词语有了全新的基石性概念，并逐步定型；第二阶段是1880s至1890s,“社会”概念、文明史观的发展与这一阶段日本史学的发展相联系，体现于日本学者所著的《万国历史》和《万国史》中；第三阶段是甲午之后，society在中国受日文“社会”的影响，经历了由“群”到“社会”的转变，逐渐标准化，其内涵既指个别意义上的具体社团组织，也指总体意义上、更具抽象色彩的人群结合形态。
基于上述考察，李教授认为虽然society这一外来概念在东亚语境中已落地为“社会”，但存在古今东西意涵杂糅、概念纠缠的问题。他认为“社会”概念包含“小写”和“大写”两个层次，小写的“社会”是具体的、复数的，代表着一种结社的形态；大写的“社会”是抽象的、集合单数的，蕴含着 “共同体”观念。内涵的相互杂糅使小写和大写的“社会”概念一方面被寄予了希望，代表着时代新方向和“未来地平线”；另一方面却呈现为下等的“社会”，被鄙夷和疑惧。而小写“社会”何以可为？大写“社会”可以可能？李教授认为“社会”概念纠缠的状态恰恰反映了其内在的无限张力，仍有深入探索的必要性。
在与谈人发言环节，各位老师纷纷就报告内容各抒己见。夏晶副教授认为，概念史研究往往以词汇为线索，对涉及中国历史认知及近代转型的诸多问题进行探讨，但在研究过程中经常出现史料解读不精细的情况。李老师结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具体样态，从句读、文本解读等角度入手，对既有史料进行新的诠释，由此呈现出“社会”多层次的意涵，进而思索其在近代中西语汇对接场景中产生的撕裂，这极大地打开了学术视野、扩充了学科视角。此外，她指出明治日本用来对译society的“社会”多以符合文明进步史观的正面涵义出现，而近代中国的“社会”既有古典语境中负面意涵的向度，又有移接日文“社会”而来的近代意涵的向度，因而情况更为复杂。李老师通过对史料进行多样化的解读，区分单数、复数、抽象、具体的“社会”，这对厘清概念意涵的纠缠十分重要。最后，她认为严复等人对“社会”的解读中包含着当事人的诉求、认知和价值倾向，若能将此纳入思考范围，则概念史的研究将会更加丰富。
谢远笋老师由报告内容联想到“市民社会”的意涵，及马克思社会改造理论产生的意义。他指出，社会形态的不同会造成人们对“社会”概念的认知存在差异，如提及“市民社会”，人们会想到资本主义制度、商业活动的社会形态；而马克思所言社会改造，显然是在既定社会理论和思维模型下对社会进行的改造。对于二者的关系与张力，他认为十分值得思考。
姜海龙老师认为，近代中国对西方“社会”的接受是建立在传统理解与认知之上的，这种古今中西的差异使“社会”概念具有一定模糊性、开放性、汇聚性、联想性，其背后不仅涉及古今纠缠、中西纠缠，还有具体所指与抽象的纠缠、中西伦理的纠缠，对此进行研究能在很大程度上扩充我们对近代史的理解。同时，他指出概念形成之后，往往在历史运行进程中存在整合性的问题，故而不能被作为一个单独的词去理解，而应置于概念丛中理解。那么概念间的结合、对应、关联、对称是否是自然形成的过程？从概念丛结构建立角度切入，是否有助于理解概念间复杂、纠缠的关系？不仅如此，姜老师还对从通史角度研究概念史的可能性进行了设想，在他看来，“社会”概念本就隐含着一定的时代性，其中存有不同观念的汇聚、影响和折射。基于此，他提出若聚焦于概念群或概念在不同时代展现出的侧重点，是否能构成一个整体性的指向，从而对概念史的通史进行研究？总而言之，他认为李老师的研究有无限的张力，在方法论层面给予了大家很多启发。
洪均副教授指出，传统社会对于由民间信仰凝聚而成的“社会”是否为绝对的贬斥态度，是十分值得商榷的。尤其是中国国土面积广阔，区域环境差异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用一个时期内一部分人的感官去统摄概括全国的情况。李老师所引资料多为南宋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带精英人士对于“社会”的看法，若将眼光置于福建、广东、江西等地，则对民间信仰的态度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对于各位与谈人的发言，李教授一一进行了回应。他十分赞同严复等人在解读“社会”时所具有的个人诉求和倾向，认为概念叙述主体不免受时代影响而存在一定局限，对此应避免单一的评判，而是力图了解和理解；对于现实社会与理念社会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学者在用近代术语描述古代事实时，不免面临词与物间的张力，概念史亦存在哲学阐释学与社会实践两个维度，由此而言，概念所涉及的不仅仅是知识的迁移与结合，更是为人类社会实践提供新的方向与可能性；同时，他指出概念并非孤立存在的，而是有概念丛和概念串，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应避免围绕一个词汇或单个概念打转，而应关注概念之内和概念之外两个层次；最后，他指出概念史研究并不能在绝对意义上覆盖所有人群范围和地理范围，因而对古代问题进行追溯，只是作为背景交代或铺垫预设，从而为我们理解概念在古今中西间的关联和差异提供一种可能性。
最后，聂长顺教授对本场报告进行了总结评议。他认为：李老师的研究是科学性、人文性、思想性的统一。不仅把概念史作为对象，“截断众流”，运用翔实的多语种一手资料，展现了“社会”概念的中西渊源、东西交汇与中西调和的文化“故事”；而且把概念史作为方法与资源，对“社会”的“概念纠缠”做了思考引领。对概念做社会史探究，以实证名，赓续“社会”概念的中国脉络，也是李老师研究的一个特色。它不仅给人以知识，而且给人以启发。概念的生命力不仅体现为人们对其实践和运用，也体现为人们对其阐释和解说。只有在实践的维度上寻找概念意涵的立足点，不断在困惑与觉醒中推动认知进程，才能进一步加深对概念史研究的认知和体悟。本次报告是珞珈中国传统文化论坛第176期，也是文青学者论坛2023年第1期。
通讯员：莫啸北、李冰楠
摄影：印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