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邹元标，昭炜君之所以选择他为切入点，在于邹氏的家学渊源，邹元标的父亲邹潮私淑阳明弟子江右王门重镇的罗洪先，读王阳明著作，深受其影响，而邹元标本人则师从江右王门再传弟子胡直、王时槐、万廷言等，邹氏父子显然师承江右王门的衣钵。邹元标又与阳明后学的其他学派，如泰州学派、浙中王门、止修学派等有着明确的师承关系，因此，邹氏对这些流派宗旨有深切的体悟，似乎承担着整合阳明后学各派的责任。昭炜君以邹元标的论述为视角集中对江右王门、泰州学派、浙中王门、止修学派学说进行评判，其顺序是由致良知（收摄）、良知致（放任良知）、良知化（良知流行）、良知学转折（止修别子为宗）展开，揭示良知学说的演进。如以工夫论为例，“江右王门主张收敛静定，功夫所至即是本体；泰州学派看重心要放，功夫即是本体流行；无功夫支撑的本体容易导致虚岡空寂，浙中王门的修悟合一即强调功夫与本体均要致其极；止修学派以止至善与修身为宗，止与修均是从功夫层面上入手”(《序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页）。在吸取四大门的同时，邹元标予以创新，以“学”为宗旨，学为觉、为孝，展现觉之愿学义、觉之一体义、觉之时义、收摄归一等。邹元标又热心于办书院讲学，凝聚阳明后学诸弟子，建立阳明后学学术网络，俨然学术盟主。他的思想以明道、觉世为宗旨，所谓明道是继承阳明学的核心精神，阐扬阳明学的道德论、功夫论、境界论，也包括纠偏阳明后学各派流弊，试图在思想上予以创新；觉世则是承担学术领袖的职责，尤其是当阳明学遭遇抵制时敢于挺身维护，同时也承担起阳明学以道德修养启心立命的角色，凡此都可以把他看成为阳明学解困及寻求出路的先锋。然而在晚明，随着书院的衰败、朱子学的再度兴起，尤其是明朝的灭亡，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相互交织，使得如日中天的阳明学必然要走下坡路。
至于方以智，昭炜君认为，在明清之际阳明后学一蹶不振之时，方氏异军突起，承担起为阳明后学疏困、寻找出路的责任。方以智之所以担当此任，是因为方氏一门，从学术传承而言，其曾祖父方学渐属于阳明后学的泰州学派，与阳明后学有广泛的交集，并参与邹元标、冯从吾主持的首善书院讲会，后经历祖方大镇、父方孔炤三代承传，到方以智手里，方氏之学得以彰显。从外在环境来看，方以智历经清替明的历史剧变，其生死得到真正的考验，而随着时代的变化，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想也发生转变，凡此对其思想必然产生影响。这集中体现在方以智后学所录的《传心堂约述》中，此书引入江右王门讲会中心，即吉安府青原会馆五贤（王阳明、邹守益、罗洪先、欧阳德、聂豹）中的传心法脉，并以方以智为殿，视其为阳明学的最后传心者。这样方以智与邹元标后先呼应，成为阳明学精神的传承人，也是阳明后学发展困境中寻找出路的领路人。昭炜君主张方以智传心，在吸收评判阳明后学的基础上，从三冒、中五、真实主体追问及展开、时乘中五、全仁全树、核仁核室等方面发展阳明学，试图在困境中探寻新出路。
纵览学术界，讨论阳明后学的著述往往平铺开来，或以地域，如沿袭黄宗羲所谓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粤闽王门、止修学派、泰州学派的划分；或以思想划分，如嵇文甫所分的王门左派、右派、中间派，以及冈田武彦的现成派、归寂派、修正派，等等。而昭炜君则以邹元标、方以智为轴心，突显他们在阳明后学中的作用，尤其是置阳明后学于晚明与清初这一学术背景加以纵向探讨，并结合当时的社会，彰显其学术史、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理路，比时下单纯哲学史的分析要符合实际、厚重得多。总之，昭炜君的探索是新颖、独特的，是值得肯定的。
当然昭炜君的讨论也有些可以商榷之处。如书名为“阳明学发展的困境及出路”，与书的内容相比，似乎有些泛，因为书内容的重点是谈邹元标与方以智。以明清之际为例，寻求阳明学新发展的不只有方以智。晚明思想以阳明后学为主，其末流的空疏导致明清之际的学者对其进行批评与修正，朱子学参与其中并以此为助力得以重新发煌，经学在批评宋儒疑经风气之下也开始复兴，而晚明以来的社会动荡导致关心世道人心及评说时政等经世思想的出现，凡此无疑对明清之际的阳明后学产生影响，对阳明学的修正与改造势在必然。当时的代表人物有孙奇逢、李颙、陈确、黄宗羲等。在学术上，他们继承明代而来，以理学为宗主，尤其尊奉王学。但明清之际的社会剧变使他们开始反思自身学派所出现的危机，改造阳明学，不同程度地接纳朱子学，或试图调和朱、王，或以为朱熹与王守仁互补，使自己与晚明空疏的阳明后学区别开来。在思想上，孙奇逢以心为本的道德实践论，李颙的体用之学，陈确的心性情统一、辨《大学》为伪书等惊世骇俗之论，黄宗羲的心性论与政治及史学思想等方面的探索，无疑为日趋走入瓶颈的阳明后学拓展了新领地。凡此也应该被视为为阳明学发展疏解困境、寻求出路。
又如关于方以智的学术定位。他的学术重点在于汇通，方氏家学虽有理学包括心学的成份，但也重视经学，主张把理学纳人经学之中。对此，他指出，治经“太枯不能，太滥不切。使人虚标高玄，岂若大泯于薪火。故曰：藏理学于经学”(《青原志略·凡例·书院条》，康熙年间版）。其依据是“圣人之经，即圣人之道。各安其业，即各乐其天，盖谓道不离器”(《青原志略》卷三《仁树楼别录》，康熙年间版，第232页）。面对晚明阳明后学离经言道的学术空疏，他强调，如同道不离器一样，道也不离经，所谓经道合一。按着这一逻辑，不存在脱离经学的理学，只有在经学范围之内谈理学，也就是说理学属于经学的一部分。可以说他所提出的“藏理学于经学”命题概括了其学术用心，与顾炎武“理学即经学”唱为同调，也是当时大多数学者所持的观点。以上观感仅愿与昭炜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