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11日晚，应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之邀，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丁荷生（Keneth Dean）教授以《一海一庙：新加坡及东南亚庙宇与社团网络的历史转型》为题，举行了一场线上讲座。本次讲座是“真知·中国”系列讲座第25期，亦是珞珈中国传统文化论坛第184期。此次讲座由我中心杨华教授主持，海内外280余名师生共同参与。
丁荷生教授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原主任，兼任云茂潮研究中心主任、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观音堂佛祖庙讲座教授，以及亚洲研究中心宗教与全球化研究组主任等学术职务。他出版有《第一个与最后一个皇帝》（First and Last Emperors）、《中国东南的道教科仪与民间信仰》（Taoist Ritual and Popular Cults of Southeast China）、《三一教主》（Lord of the Three in One）、《莆田平原的仪式联盟》（Ritual Alliances of the Putian Plain）等著作，编有《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等文献。丁荷生教授的研究方向主要为中国道教和民间信仰、闽粤社会史、东南亚移民史、新加坡华人社区等领域，是蜚声海内外的汉学家。
丁教授的讲座分为三个部分展开，即“一海一庙”的庙宇网络、数字人文与东南亚社会、新加坡庙宇网络与文化混杂。
其一，“一海一庙”的庙宇网络。丁荷生教授指出，宗教网络的扩张，是当今全球化中最为重要的文化因素之一。如果将“一带一路”比作一个全球性的基础设施网络，那么在东南亚社会，“一海一庙”就是与之相呼应的庙宇网络。“大伯公”（Tua Peh Kong），在东南亚的语言中是“土地神”的统称，这类华人庙宇通常由漳泉商人移民在东南亚港口城市建造。“一海一庙”正是永安亭大伯公庙即世界大伯公节联谊会提出的口号，永安亭主张各地土地公庙在“平等”“自治”“互惠”的基础上进行联合，他们希望通过现代交通工具、媒体和网络创建一个跨国土地公庙宇网络，吸收世界各地的土地神庙宇加入。
丁教授认为，“一海一庙”的庙宇网络复兴与早期华人对东南亚的开发有关，也与华人庙宇在现代社会的遭遇有关。在早期东南亚华人社会中，仪式流程属于华人在贸易网络中建立信任关系的中心，而位于东南亚港口城市的华人庙宇则是信任产生的地带。到了现代社会，社会的迅速转型使得华人庙宇也开始面临生存挑战，他们需要联合以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源，“一海一庙”的庙宇网络为他们提供了生存与联盟的机会。丁教授强调，“一海一庙”作为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庙宇（宗教）网络，是近十几年东南亚地方神庙宇和地方化仪式传统复兴的典型代表，它利用想象的概念，以华人庙宇和华人社群为连接点，使得仪式知识、资本、劳动力和信仰流动其间，与东南亚的其他社会网络一同构建起东南亚复杂的华人社会。
其二，数字人文与东南亚社会。丁荷生教授认为，在东南亚社会中像“一海一庙”这样的社会网络还有许多，东南亚华商通常担任多个同乡组织的董事，以中间人的身份，作为“连接资本”，将各个华人组织联系起来，为东南亚复杂的华人社会网络形成创造了环境。至于东南亚华人社会网络的研究，丁教授提到，先贤傅吾康与陈铁凡合编了《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印度尼西亚华文铭刻汇编》、《泰国华文铭刻汇编》等书，集中展现了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等地区的庙宇、会馆、祠堂、墓地等历史分布情况。但丁教授认为傅吾康的研究仍有未尽之处，因此，他领导课题组在2020年至2022年间进行田野工作，收集了新加坡地区1265通碑刻，并将利用现代地理信息技术将之数字化，目前完成了新加坡历史地理信息系统（SHGIS，https://shgis.nus.edu.sg/chinese-pioneers/）和新加坡人物传记资料库（SBDB，http://sbdb.nus.edu.sg）的创建工作。丁教授对传统碑刻数字人文化的处理方法，以电子地图的形式超越了时空的界限，更加清晰地展示了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发展过程。但丁教授强调，为了追溯“一带一路”的影响，绘制“一海一庙”这样的替代网络，探索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网络之间的联系，我们还需要开发一个更大的共享数字平台，如东南亚地理信息系统、东南亚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与东南亚传记数据库，只有一层层连接社会结构才能观察到历史的演变过程。
其三，新加坡庙宇网络与文化混杂现象。丁教授认为，闽南人在新加坡靠海居住，其庙宇、会馆的分布亦有此特点，主要有妈祖、保生大帝、广泽尊王、安溪城隍、云霄林太师等土地神。这些供奉在东南沿海地区的闽南主神通过各地的方言帮传播至新加坡，并随着新加坡历史的演变不断发展。并且，丁教授认为新加坡庙宇网络及其建设者的迭代可分为四个时期。首先是初代建立庙宇网络的人，这些东南亚华商建立的庙宇往往与会馆联系在一起，他们利用近海的地理位置为其商业贸易提供了便利，通过不同种类的经济活动为新加坡政府提供财政支持，以此与殖民地政府和中国政府建立起了适当的联系，使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认可。第二代庙宇网络时期，由于殖民地政府开始将与庙宇关联的秘密结社非法化，于是庙宇领导也开始谋求转型继而发展为现代领导。20世纪初，新一代具有改革思想的庙宇领导人在保留传统社会职务的同时也进行现代化活动，例如建立华人大学，其中有一部分人继续发展新加坡的庙宇网络，如王水斗（斗母宫重要董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新加坡的华人庙宇初逐步发展成为联合庙宇。1965年颁布的《土地征用法》收回庙宇原有的土地，强迫继续经营的寺庙签署三十年的新宗教财产租约。对于分布在农村和橡胶种植园周围的庙宇来说，购买新土地和建造新寺庙的双重成本过高，许多寺庙将有限的补偿金联合起来，集体购买一块土地建造“联合寺庙”，于是不同神灵在同一屋檐下接受崇拜，例如淡滨尼华人寺庙包含原有的十三座古老的寺庙。
在此基础上丁教授进一步阐释了新加坡文化混杂现象。马来西亚马六甲观音亭大殿正座供奉观音大士，左右则为关帝和天后圣母神；新加坡洛阳大伯公宫联合了中国庙、伊斯兰庙（拿督公）、印度、马来神灵。另外，一些寺庙的施主在搬迁之前就共同生活、互有联系，因而在迁移到新庙后，各族群会共同参加对方的宗教活动以加深这些联系。总的来说，东南亚地区中国庙、印度庙、伊斯兰庙混合交错，各族群交错杂居而没有产生大的矛盾，这是世界文明和平发展的宝贵经验。
在讲座后期，丁荷生教授就华人宗教的“弥散型”或“制度性”倾向、浙江人对东南亚宗教的影响、新媒体和现代科技对于重构跨区域网络的影响等问题，与线上的同学展开了答疑互动。杨华教授对此次讲座进行概括，认为丁教授的研究利用了大量的统计数据和社会科学技术，阐释了东南亚多元文化并存，多种宗教互相尊重的现象，这种非常具体化的研究展示了历史研究与现实社会的联系，具有示范意义。郑振满教授在线上表示，丁教授此次讲座内容丰富，信息量大，其学术热情值得我们学习。（通讯员：欧阳阿兰，焦芹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