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您原来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为什么后来会做科举文献整理与科举文学研究？

谢谢海峰先生！从事科举文献整理与科举文学研究，已经好些年了，也有一些体会和心得，想跟学术界的同道交流。谢谢您给我这个向学术界汇报的机会。

集中从事科举文献整理，是从2004年开始的。做这样一个选择，既有外在的原因也有内在的原因。

先说外在的原因。1996年初，著名文化史家冯天瑜调到了武汉大学。据说武汉大学想请他做人文学院院长，文史哲合在一起的很大的一个院的院长，但冯先生不愿意，大概是怕分散精力。后来学校专门成立了一个虚体的中国文化研究院，请冯先生当院长，请著名哲学史家郭齐勇教授当副院长。我因为破格晋升教授不久，学校要培养年轻人，也附骥成了副院长。这个中国文化研究院，就是后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2000年入选教育部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是唯一的从事古代文化综合研究的文科基地。我在这个中心一直工作到现在，先是做副主任，2016年后改任学术委员会主任。1996年之前，我较少涉足文化研究。做了文化研究院的副院长之后，最大的收获是开始留意把文史哲融合起来思考问题。

再说内在的原因。做科举研究，除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发展的需要外，也是我本人从事文学研究的需要。科举制度虽然不以培养文学家为其核心宗旨，但它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仍足以与其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影响相提并论。至少有三点是值得加以强调的：首先，科举制度下涌现出了一个新的占主导地位的阶层：“寒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在科举制度下大量发生的情形，为中唐以降的中国社会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出身于平民家庭的诗文作者，如果我们将所有出身于平民家庭的举人、进士从作家队伍中去掉，中唐以降的诗、文、词、曲，就所剩无几了。其二，科举制度下“耕读传家”的生活方式造成了一种新的观察生活的立场，这种立场，先秦的孔孟、屈宋，两汉的贾谊、刘向，六朝的谢灵运、沈约，是不大可能有的。一种立场，意味着一种新的观察角度、新的表达方式。其三，科举制度为古代中国城市带来了一个庞大的新的文艺消费群体，正是这个消费群体，为戏曲、曲艺开拓出巨大的市场，促进了戏曲、曲艺的兴盛。在宋代，一边是程朱理学，一边是宋词；在明代，一边是阳明心学，一边是戏曲、小说。两位一体，都与这个消费群体有关。或者说，所显示的是其消费需求的不同侧面。上述三个事实提醒我们，“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学”，是一个具有广阔前景的学术领域，值得予以关注。

在重视作家生活环境、作品创作年代以及文学发展的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关于科举考试中所建立起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其对应试者文学创作活动的影响，中试者与落榜者的不同境遇以及此种境遇对个体文学活动的影响，也应受到研究者相当程度的关注。如：在同期的进士或举人中，存在着怎样的人际网络？这些人际网络对于文学创作又存在着怎样的制约？作家个人的经济状况、物质生活条件，对其创作体裁的选择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科举盛行的时代大背景之下，在科举制度与文学创作相互渗透、沟通的文化生态之内，举凡小说、戏曲、诗文之类，其作者个体的科名情形或许不尽相类，但自整体而言，其创作生活也未尝不深受科举文化的影响，其创作体裁的选择、创作活动的流变也未必不受科举成败、科场人际网络的某种制约。尽量真实、立体地还原科举时代作家的整体创作生态，尽量客观地再现科举与文学相互作用、互相影响的生态过程，是一道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题目。

归纳上面的想法，结论是，从事科举文献整理和科举文学研究，是为了进一步深化和推进中国文学史研究。

2

您主编出版了一大套“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当初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一科举学的大工程？

当时做这套丛刊，确实有一种使命感，也得益于朋友的推动，尤其是时任武汉大学出版社社长的陈庆辉的推动。陈社长对学术出版的钟情既给了我们压力，也给了我们动力，没有他的全力支持，“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要如此顺利完成和出版是不可能的。

科举制度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科举制度对现代中国的发展更有足资借鉴的意义。整理与研究历代科举文献，其意义也包括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传承文化，传承文明，让这份丰厚的遗产充分发挥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去粗取精，古为今用，让它在现实的中国社会重放异彩，成为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智力资源。这是我们编纂出版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初衷，也是我和我的朋友们不辞劳苦从事这一学术工作的动力。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重点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反映科举制度沿革、影响及历代登科情形的文献，与历代考试文体相关的教材、试卷、程文及论著等。第一批书目包括以下数种：《历代制举史料汇编》《历代律赋校注》《唐代试策试律校注》《八股文总论八种》《七史选举志校注》《四书大全校注》《游戏八股辑校》《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明代状元史料汇编》《钦定四书文校注》《翰林掌故五种》《贡举志五种》《<游艺塾文规>正、续编》《钦定学政全书》《梁章钜科举文献二种校注》《<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

也许需要说明的是，此前曾有断代或非综合性的科举文献陆续问世，如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出版了《明代登科录汇编》66种（未经整理），台湾成文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一大套精装本《清代朱卷集成》（未经整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了由杨学为主编的七册十卷近千万字的《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宁波出版社2006年影印出版了《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未经整理），龚延明主持的《中国历代登科录》当时也在编纂之中。所有这些都极有价值，但它们所涉及的只是某一类别，或限于登科录，或限于朱卷，或限于考试，尚不具备综合性的品格。我们这套综合性的历代科举文献，以涵盖面广和分量厚重为显著特征，可以从多方面满足阅读和研究之需。

3

在“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总序中，您对科举制有很高的评价，并认为“科举制度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您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科举是中国古代最为健全的文官制度。它渊源于汉，始创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兴盛于明、清两代。如果从隋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废除，科举制度在中国有整整1300年的历史。科举制度还曾“出口”越南、朝鲜等国，扩大了汉文化的影响。始于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官考试制度，其创立也与中国科举的启发相关。孙中山在《五权宪法》等演讲中反复强调：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胡适《考试与教育》一文也说：“中国文官制度影响之大，及其价值之被人看重”，“是我们中国对世界文化贡献的一件可以自夸的事。”

科举制度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其原因在于，它在保证“程序的公正”方面具有空前的优越性。官员选拔的理想境界是“实质的公正”，即将所有优秀的人才选拔到最合适的岗位上。但这个境界人类至今未达到过。不得已而求其次，“程序的公正”就成为优先选择。记得您在《科举学导论》中说过：“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结构是家族宗法制，家长统治、任人唯亲、帮派活动、裙带关系皆为家族宗法制的派生物，在重人情与关系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若没有可以操作的客观标准，任何立意美妙的选举制度都会被异化为植党营私、任人唯亲的工具，汉代的察举推荐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官人法走向求才的死胡同便是明证”。“古往今来科举考试一再起死回生的历史说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防止人情的泛滥，使社会不至于陷入无序的状态，中国人发明了考试，以考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秩序的调节阀。悠久的科举历史与普遍的考试现实一再雄辩地证明，考试选才具有恒久的价值。”从这一角度看，科举制度不但在诞生之初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较之前代的选官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征辟制和魏文帝时开始推行的九品中正制等，科举制度都更加公正合理。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对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准，其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余秋雨曾在《十万进士》一文中说：“科举以诗赋文章作试题，并不是测试应试者的特殊文学天才，而是测试他们的一般文化素养。测试的目的不是寻找诗人而是寻找官吏。其意义首先不在文学史而在政治史。中国居然有那么长时间以文化素养来决定官吏，今天想来都不无温暖”。丰富的常识、健全的理解力和良好的涵养是文官选拔的三个必要条件，而科举考试以经学、诗文、策问为主体部分，已足以满足文官选拔的基本要求。《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到一位擅长八股文的才女——鲁编修的女儿鲁小姐，她的那份功课单颇值得留意。“鲁编修因无公子，就把女儿当作儿子，五六岁上请先生开蒙，就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教她做‘破题’‘破承’‘起讲’‘题比’‘中比’成篇。送先生的束脩，那先生督课，同男子一样。这小姐资性又高，记性又好，到此时，王、唐、瞿、薛，以及诸大家之文，历科程墨，各省宗师考卷，肚里记得三千余篇，自己作出来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团锦簇。”鲁小姐的这份功课单，明清时代的读书人见了，一定不会有陌生之感，因为他们正是打这条路上走过来的。鲁编修曾感慨说：“假若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这提示我们，鲁小姐大体可以代表明清时代的进士水准。以鲁小姐为个案，我们可以明确地指出：鲁小姐不一定是优秀的学者（科举考试的目的本来就不是挑选学者），鲁小姐也不一定是文学天才（科举考试的目的本来就不是挑选文学天才），但她的文化素养之高是不容质疑的（科举考试的目的本来就是挑选文化素养较高、具有健全的理解能力和丰富常识的官员）。以鲁小姐为个案，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虽然明清时代进士的总量不大，即使加上举人和生员，他们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不高，但是，鲁小姐这份功课单的使用人数却远大于进士、举人和生员的总和，社会的整体文化素养由此得到了提高。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以鲁小姐为个案，我们还可以附带指出：就明清时代的教育体制而言，国家的投资是很小的，其主体部分已分解到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国家主要管考，用考试的办法促使国人学习知识，并没有花多少经费在办学上。以较少的国家投入而能达到激励国民普遍向学的效应，科举考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对于维护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其作用是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的。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虽然一再愤愤不平地说到中国文化的种种不是，但在《考试与教育》一文中，他也毫不含糊地指出：在古代那种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形下，中央可以不用武力来维持国家的统一是由于考试制度的公开和公平。胡适所说的公平，包括三种含义：一是公开考选，标准客观；二是顾及到各地的文化水准，录取的人员，并不偏于一方或一省，而是遍及全国。三是实行回避制度，“就是本省的人不能任本省的官吏，而必须派往其他省份服务。有时候江南的人，派到西北去，有时候西北的人派到东南来。这种公道的办法，大家没有理由可以反对抵制。所以政府不用靠兵力和其他工具来统治地方，这是考试制度影响的结果。”这些话出于胡适之口，足以说明，即使是文化激进主义者，只要具有清明的理性，也不难看出科举制度的合理性。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不仅具有历史研究的价值，而且有助于我们思考当今人事制度的改革问题。2005年，任继愈曾在《古代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值得借鉴》一文中提出设立“国家博士”学位的设想。其立论前提是：我国目前由各高校授予的博士学位缺少权威性和公正性。之所以不够权威和公正，不外下述几个原因。其一，“各校有自己的土标准，执行起来宽严标准不一，取得学位后，它的头衔在社会上流通价值都是同等的”，这当然不公平。其二，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年大部分时间用在外语上，第二年大部分时间忙于在规定的某种等级的刊物上发论文，第三年忙于找工作，这样的情形，怎么可能培养出货真价实的博士？其三，几乎所有名牌大学都招收“在职博士生”，有的博士研究生派秘书代他上课，甚至不上课而拿文凭，这样的博士能说是名副其实的吗？只有设立“国家博士”学位，采用统一标准选拔人才，这样的“博士学位”才具有权威性和公正性。而国家在高级人才的选拔方面统一把关，不仅可以避免“跑”博士点和博士生扩招带来的许多弊病，有助于社会风气的改善，而且，由于只管考而不必太多地管教，还可以节省大量开支。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的确是值得参考借鉴的。任继愈的这篇文章现已收入《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有心的读者不妨一阅。

与任继愈的呼吁相得益彰，早在1951年，钱穆就发表了《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一文。针对民国年间（1911-1949）人事管理腐败混乱的状况，他痛心疾首地指出：科举制“因有种种缺点，种种流弊，自该随时变通，但清末人却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不可不说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铁铸成大错。”钱穆的意思是明确的：参考借鉴科举制度，有助于人事管理的规范化和公正性。1955年，他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无论如何，考试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制度，又且由唐迄清绵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中间递有改革，递有演变，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这绝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而我们却对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上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气吐弃了，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丝毫顾惜之余地。那真是一件可诧怪的事。”现代中国的人事管理理应借鉴源远流长的科举制度，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如何借鉴，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4

您曾经主编出版过影响很大的《中国文学史编年》18卷，后来又主撰出版了《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请问这种科举与文学编年体的著作有什么特点？

纪传体、编年体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两种主要体裁，而编年体的写作远较纪传体薄弱。与古代历史著作的这种体裁格局相似，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中，也是纪传体一枝独秀，不仅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各大专院校所用的教材也通常是纪传体，这类著作的核心部分是作家传记（包括作家的创作经历和创作成就）。编年类的著作，则虽有陆侃如、傅璇琮、曹道衡、刘跃进等学者作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就总体而言，仍有大量空白，尤其是宋元明清，历时一千余年，文献浩繁，而相关成果甚少。《中国文学编年史》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编纂出版的。《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在吸取《中国文学编年史》编纂经验的基础上，将科举与文学结合，“开创了一种新的交叉研究方式”，是“迄今为止第一部科举文学编年”。

与纪传体文学史相比，编年体文学史在呈现文学发展的面貌时，可以更加接近历史的本来状态。文学史是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中展开的。纪传体的空间意识和时间意识以若干个焦点（作家）为座标，对文学史流程的把握注重大体判断。其优势在于，常能略其玄黄而取其隽逸，对时代风会的描述言简意赅，达到以少许胜多许的境界。若干重要的文学史术语如“建安风骨”“盛唐气象”“大历诗风”等，就是这种学术智慧的凝结。但是，由于风会之说仅能言其大概，“个别”和“例外”（即使是非常重要的“个别”和“例外”）往往被忽略，不免留下遗憾。一些跨时代的作家，如李煜、刘基、张岱等人，在文学史中的时代归属与其代表作的实际创作年代也常有不吻合的情形。例如，李煜被视为南唐作家，而他最好的词写在宋初；刘基被视为明代作家，而他最好的诗、文写在元末；张岱被视为明代作家，而其代表作多写于清初。比上述情形更具普遍性的，还有下述事实：我们讲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往往以清初毛宗岗的修订本为例；我们讲施耐庵的《水浒传》，往往以晚明的百回繁本为例；我们讲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往往以崇祯本为例。这就出现了两方面的不足：我们讲的并不是作家的原著，且忽略了读者的接受情形。这类涉及风会与例外、作家时代归属与作品实际创作、传播与接受两方面的问题，以纪传体来解决，由于受到体例的限制，往往力不从心，采用编年体，解决起来就方便多了：不难依次排列，以展开具体而丰富多彩的历史流程。

与纪传体相比，以往的断代文学编年史在展现文学历程的复杂性、多元性方面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在时代风会的描述和大局的判断上，则远不如纪传体来得明快和简洁；作为尝试，《中国文学编年史》在体例的设计、史料的确认和选择方面采用了若干与一般编年史不同的做法，以期在充分发挥编年史长处的同时，又能尽量弥补其短处。《中国文学编年史》的改进主要在三个方面。一，关于时间段的设计。编年史通常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下辖月，月下辖日。这种向下的时间序列，可以有效发挥编年史的长处。《中国文学编年史》在采用这一时间序列的同时，另外设计了一个向上的时间序列，即：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上设阶段，阶段上设时代。这种向上的时间序列，旨在克服一般编年史的不足。具体做法是：阶段与章相对应，时代与卷相对应，分别设立引言和绪论，以重点揭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时代特征。二，《中国文学编年史》不仅重视人物的“行”（人物活动、生平），而且重视人物的“言”。历史人物的活动包括“言”和“行”两个方面，“行”往往得到足够重视，“言”则通常被忽略。而我们认为，在文学史进程中，“言”的重要性可以与“行”相提并论，特殊情况下，其重要性甚至超过“行”。比如，我们考察初唐的文学，不读陈子昂的诗论，对初唐的文学史进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了解；我们考察嘉靖年间的文学，不读唐宋派、后七子的文论，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景观就不可能有准确的把握。鉴于这一事实，若干作品序跋、友朋信函等，由于透露了重要的文学流变信息，《中国文学编年史》也酌情收入。三，较之政治、经济、军事史料，思想文化活动是《中国文学编年史》更加关注的对象。中国文学进程是在中国历史的背景下展开的，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均有显著联系，而与思想文化的联系往往更为内在，更具有全局性。考虑到这一点，《中国文学编年史》有意加强了下述三方面材料的收录：重要文化政策；对知识阶层有显著影响的文化生活（如结社、讲学、重大文化工程的进展、相关艺术活动等）；思想文化经典的撰写、出版和评论。这样处理，目的是用编年的方式将中国文学进程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思想文化变迁一并展现在读者面前。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努力拓展文献的使用范围，不仅使用了诸如《明实录》《明鉴纲目》《国榷》《明史》等常见史部文献,以及若干专述科举的笔记史料如《弇山堂别集》《制义丛话》《皇明贡举考》等,还广泛采用了《登科录》《同年录》《进士履历便览》等珍贵的档案资料。编撰者对于原始文献,尽量照录原文,尤其是稀见而重要的科举文献更是不吝篇幅,全部收录。如首次整理采录天一阁所藏41种明代《进士登科录》,便是一例。作为最为直接和可靠的科举史料,许多《登科录》等原始考试档案因长期藏于天一阁,世所罕睹,虽然2006年已由宁波出版社影印出版,但价格不菲,且未经整理,尚难广泛为学界和读者所利用。此外,大量碑志、行状、序跋等集部文献的使用,使此书的叙述有别于一般历史叙述的生硬、冰冷,而具有鲜活、生动的特点。据周勇的抽样分析报告,此书集部文献使用比例在56%左右,稀见文献使用比例在50%左右。

5

2016年您主撰出版了《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一书，很有新意和价值，能否介绍一下“科举文化生态”的概念？

“科举文化生态”是科举制度下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学术思想等因素的总和，它既是总体文化的组成部分，又对总体文化产生结构性的影响。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明代文学与科举关系研究已渐入佳境，成果颇丰。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即在二者关系的研究中，较少着眼于“明代的科举文化生态”对明代文学的复杂而多元的影响，往往过多关注直线的因果联系，有时不免把问题简单化，或者忽略了一些不该忽略的问题。拙见以为，在厘清作家生活环境、作品创作年代以及文学发展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关注科举体制下知识精英的经学素养、文章素养及其职业取向，关注科举考试所建构的各种社会层级、人际关系以及这种社会层级、人际关系对作者文学活动的影响，关注中试者与落榜者的不同境遇以及这种境遇对不同个体文学生涯的影响，关注科举体制下作家的经济状况、物质生活条件对其文学活动的影响，无疑可以有更加丰富多彩的发现。

比如科举功名与作家的文体选择，二者之间的联系就耐人寻味。大体说来，明代的戏曲作者，尤其是重要的戏曲家，通常拥有进士、举人等科名，而话本小说的作者或编著者中，却少有举人、进士。如杂剧《中山狼》作者康海，是弘治十五年（1502）壬戌科殿试状元；传奇《宝剑记》作者李开先，是嘉靖八年（1529）己丑科进士；传奇《红蕖记》作者沈璟，是万历二年（1574）甲戌科进士；传奇《修文记》《彩毫记》和《昙花记》作者屠隆，是万历五年（1577）丁丑科进士；传奇《郁轮袍》作者王衡，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辛丑科榜眼；传奇《燕子笺》作者阮大铖，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丙辰科进士；传奇《绿牡丹》《疗妒羹》作者吴炳，是万历四十七年（1619）己未科进士。相形之下，明代最负盛名的话本小说代表作是“三言”“二拍”，前者的编撰者是冯梦龙，后者的著者是凌濛初，两人都只是生员，俗称秀才。话本小说和戏曲这两种文体，一向被视为俗文学中的姊妹文体，何以其作者身份有如此显著的差异？

答案其实就存在于戏曲与话本小说两种文体的不同消费方式之中。明代戏曲创作尽管有案头化的趋向，但仍主要是一种舞台艺术。与话本小说相比，其消费成本要高出许多，原因在于，话本小说只需要有文本可读就行了，而戏曲则必须搬演到舞台上，才能进入消费过程（少数典型的案头剧除外）。明代的诸多戏曲名家，如康海、王九思、李开先等，皆蓄有家班，李开先的剧作通常由其家班演出，原因在此。倘无雄厚的经费支持，康海、王九思、李开先等的戏曲创作是难以持续的。那么，他们的经费来自何处？科举时代，文人之间的交游主要以“科举”或“宦游”为平台，科场得意不仅意味着社会阶层的提升，也意味着经济收入的增加。明人因科场同年等纽带而在经济上获得资助，这类情形不时见诸记载，表明并非偶然。由此可见，那些科场得意者，一旦宦途失意，不仅有精力投身于戏曲创作，也有经济实力提供支撑；而那些科场失意之人，即使有创作戏曲的热情，也没有排演的实力。对于这种影响了作家文体选择的科举文化生态，以往的研究未予关注，不免造成了若干阐释盲区。

讨论科举功名与作家文体选择之间的联系，当然属于举例性质，而希望传达的理念是：“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这一题目的内容远比已经注意到的要丰富得多；《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的写作，就是为了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继续探索，为推进学术聊尽绵薄之力。这本书的内容包括五个相互独立而又相互支持的部分：其一，明代馆阁文人的生存样态与文学事业，侧重考察明代文学侍从的生存样态及其在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中的职能、馆阁文人的职业写作与非职业写作等；其二，明代文人的科举背景与流派意识，侧重考察明初文化格局中的地方儒学与台阁文风、明代南北取士之争与前七子的崛起、嘉靖七子的科举背景与流派意识；其三，明代状元与明代文学，侧重从状元选拔及其仕途考察文学的功用、状元文风所折射出的明代台阁体兴衰演变的历程、明代状元别集的文体分布情形及其文学史意义；其四，明代科举文体与明代社会，侧重考察明代殿试策所关联的明代社会问题及决策导向、明代八股文所关联的明代思想文化进程；其五，政治与文学视野下的明代科场案，侧重考察明代科场案如何受明代政治的制约又反过来影响明代政治、明代科场案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明代作家的文学生涯。这五个部分，都体现了一个共同特点，即突出与集部相关的内容。之所以如此，不仅是为了呼应近年来兴起的杂文学研究，也是为了显示传统集部与科举文化生态的密切关联，弥补明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这些成果凝聚了我们多年的研究心得，期待学界同仁惠予关注，不吝赐教。

6

作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负责人之一，您主办过多次有关科举的学术研讨会，包括第八届和第十五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您认为应该如何进一步推动科举制与科举学系列研讨会？

第八届和第十五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都得到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和您的大力支持，谨此表示迟到的感谢！

    这两次会议各有重心。第八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重心是“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会议的议题主要包括：域外科举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近三十年来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重大进展；唐前“选举”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唐宋辽金元明清科举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从提交的近百篇论文来看，四个方面的议题都有涉及。其中对于科举文献的考证、考辨的论文最多，充分体现了历史学在科举研究中的基础地位与重要性。科举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是近十年来科举研究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如何在对科举的研究中实现借古鉴今、学以致用，则是教育界人士的一个共识。域外科举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已经渐渐提上日程，韩国与越南的科举文献的发掘与整理已然成为域外科举研究中的重中之重。此外科举与民俗、传说的结合，也使研讨会增加了新的侧面。第十五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重心是“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涉及的议题包括科举制度与中华知识体系、科举制度与中国思想文化、科举文体的解读与批评、科举制度与民间社会信仰、科举制度的现代启示、科举文献与科举文物以及其他与科举制度、科举文化相关的问题。其中既有宏观、总体的论述，也有对具体问题细致、深入的考辨，反映了科举学研究的最新进展。研讨中，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在当前大力提倡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下，从更广阔的层面深入研究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法律、风俗、思想、文化、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能进一步丰富科举学研究的内涵。

2011年9月24日，邓绍基先生在“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第八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作了题为“祝愿科举文化研究走向繁荣昌盛”的致辞，他特别指出：“一个学术领域的成熟和兴旺发达，应当至少有如下三个标志：首先，这一领域内文献资料的积累和整理应当具有基本的规模；其次，学术论文及论著不断出现，而且出现被学界公认的优秀著作甚至权威性著作；再次，出现一批专攻和兼攻这门学术的学者，其中还应出现一些被学界公认的优秀学者乃至权威学者。我想这三个标志实也是学术目标，或许还就是到达‘显学’的目标。研究古代的科举制度，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多个方面，‘科举学’的内涵必然十分丰富，也就会吸引和汇集多个方面的研究人才。我衷心祝愿科举文化研究发达昌盛，祝愿‘科举学’成为一门学术显学。”从邓先生的话和以往办会的经历，我的感受是：科举制与科举学系列研讨会在推动“科举学”成为显学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为了让会议的成效更为显著，建议每一次会议设定一个专题，并根据专题确定主办单位和特邀专家，努力提升学术水准和社会影响力。办会本身不是目的，办会是为了推进科举学的繁荣昌盛。

7

您作为文学界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却对科举文献整理和科举有这么专门系统的研究，难能可贵。您认为将来科举学研究应如何更好地发展？

 海峰先生是科举学研究的大力倡导和推动者，学术成果极为丰硕，在这个问题上是最有发言权的。我这里说的，算是一点建议吧。

近年来，随着科举研究的逐步深入，关于“科举文化与古代知识体系”的讨论，日益受到科举研究界的重视。总体看来，成果较为充分的领域主要有：一、从科举制度的角度看古代知识体系及其近代转型。二、从文官培养与选拔的角度看科举制度。此外，与官学、书院等科举教育机构、八股文、策论等科举文体相关的成果亦甚为丰硕。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确乎达到了相当的学术水准，然而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就学术视野而言，以往相关研究成果在文献使用方面偏重于史部，对于经、子、集三部的文献关注不够；就切入角度而言，此前相关论著大多选取历史、文学、教育等单一视角，能从科举体制、教材与文体等角度切入，综合考察“科举文化与古代知识体系”的著作尚未出现，能在研究中坚持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考据与综合并重及科学、哲学与艺术并重的论著也不多见。

中国近代意义的知识体系，强调分科，如自然科学之数、理、化、生、地，社会科学之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法学，人文学科之文学、历史、哲学等。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也有自己的分类，如经、史、子、集，但并不强调人文、社会与自然三个领域的区分，而更为关注三者之间的关联和综合，尤其注重人文的统领和指导作用，知识论的意味相对较为淡薄。明清时代的知识体系转型，其特点是，在突出人文的内容之外，强化了社会治理、国家管理和科学技术的一些内容，知识论的分量显著增加，尤其是“经济”（经邦济世）的内涵大为拓展，即使是原有的各项内容，侧重点也有诸多变化。

科举以文官培养和选拔为核心，关于知识体系的研究亦应围绕文官培养和选拔而展开。这一研究至少应该涵盖四个方面：官学的文官培养与知识体系、书院考课与知识体系、举业用书与潜在文官群体的文化素养、殿试策与明清士人的知识结构。

一、官学与知识体系。明清官方教育体系分为中央、地方两个层面，中央官学以国子监为主，地方官学以府、州、县儒学为主。明清官学既是官方教育机构，也是科举考试的预备机构。“科举必由学校”的定例，使文官培养成为明清官学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也是明清知识体系形成和演变的一个重要平台。这一方面的研究内容包括：明清官学的功能与唐宋官学之异同；明清官学教学内容与四部分类的关系；明清官学的发展变迁与知识体系的近代转向；从明清官学到现代学校。

二、书院考课与知识体系。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对中国古代教育、学术、思想、文化、民俗、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对民俗风情的培植、思维习惯及伦常概念的养成等作出过重大贡献。明清时期，在科举取士成为文官选拔主要方式的时代背景下，书院虽不可避免地存在“官学化”与“科举化”的情形，但“讲学”和考课依然是其重要功能，形成了与官学有所不同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其知识体系在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往往更具可塑性。这一方面的研究内容包括：社会舆论中的书院功能；书院“讲学”内容的专业化转向；书院组织形式的学院化转向；书院人才培养目标的实学化转向。

三、举业用书与潜在文官群体的文化素养。举业用书，包括儒家经典、八股文、试帖诗、应用文体等。自形式言，可分为评点、注释、理论、文选、类书等；自功用言，主要有技巧类、范本类和用于揣摩文风的经典类选本。明清时期，随着科举考试与社会需求的互动日渐频繁，各种举业用书大行其道，其作者与读者群落覆盖了官场、科场、官学、书院、市井，由此考察明清时期潜在文官群体的文化素养，是一个新颖而有效的角度。这一方面的研究内容包括：举业用书的编刊与传播；明清举业用书与唐宋时代的差异；从明清举业用书看潜在文官群体的文化素养。

四、殿试策与士人知识结构。明清科举考试的最高层级——殿试，通常仅考时务策一道，其目的是面向已通过会试的贡士们征求对社会紧要问题的看法和对策，目的是检测这些未来文官的国家管理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其特点是：殿试策论与社会政治情势密切关联，朝廷与士子们经由策问和对策展开双向互动；其对于朝廷决策的导向作用，更彰显了殿试策论“经济之文”的特殊价值与意义。伴随着政治体制、社会规范的逐渐变革，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在明清时期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形式和更加多样化的表现，而殿试策的变化则是知识体系变革的一个重要侧面

上面说的，是我的一些初步设想，抛砖引玉，希望有助于推进科举学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