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从南京到北京：明代前期的政治、历史和文学想象
作者：余来明
ISBN：978-7-108-07630-4
字数：257千字
定价：68.00
编辑推荐
历史选择了南京作为明王朝的开国首都，却最终让北京成为延续王朝统治的京师重地。从南京到北京，发生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都城和全国各地以至周边属国往返于京城的交通，更重要的是此后几百年间明代政治、文化的走向。
内容简介
南京温婉柔媚，北京刚劲峭拔。明太祖据金陵而得天下，明太宗兴北平而继正统；其间又有建文一帝，其命虽促，却多得后誉。士逢其时，既幸且哀。他们记录感伤或快乐，荣耀或失意，幸福或苦涩，留下人生与时代的记忆。
作者介绍
余来明，武汉大学杰出青年学者、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武汉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文科青年教师学社主任委员。著有《明代复古的众声与别调》《“文学”概念史》等。
全书目录
引 言
第一编 移动的都城
第一章 金陵伤心画不成
一、 1368年的春天
二、 南京的记忆
第二章 北京的风景
一、 故都、行在与京师
二、 帝国的投影
第二编 不老的祖宗
第三章 明太祖的多重面孔
一、 中国之君
二、 以“复古”之名重建伦理、文化秩序
三、 明太祖的遗产：祖制·祖训·祖风
第四章 建文帝的危机
一、 从皇孙到皇太孙
二、 在人生巅峰迎接灭亡
三、 千古谜踪与生死想象
第三编 制造盛世
第五章 重建帝国秩序
一、 以拯救社稷之名
二、 用杀戮开启盛世
三、 扩张时代
第六章 绝对权力
一、 令由中出
二、 文化集权
第四编 沉重的颂歌
第七章 临濠记忆
一、 钟离一梦
二、 “中都”见闻
第八章 盛世“苦旅”
一、 还乡无锦衣
二、 苦闷的旅程
三、 当年豪情今何在
第九章 忏悔录
一、 黄淮的罪与罚
二、 狱中“省愆”
结束语
注释
精彩文摘
引 言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
——《道德经》第45章
永乐十八年（1420）十一月，明成祖朱棣（1360—1424）正式下诏将国都迁往北京，从此开启了大明王朝的“北京时代”。明代立国五十余年来作为京城的应天府，在此之前已经被改名为“南京”，成了帝国历史中的“旧京”。终明一朝，应天府作为南都，尽管在某些方面享有与北京同样的待遇（如立署设官仍属于中央政府系统），然而它在帝国版图上的地位却已今非昔比，不再是大明帝国的政治中心。自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这座六朝古都建立统一王朝，历经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继承中原大统的明王朝的中心又一次回到了北京，一座曾经让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1254—1324）都叹为观止的东方大都会。然而此时的北京早已旧貌换新颜：这座蒙古人统治之下被称作“大都”的古老城市，不但名称已变成了“北京”（永乐元年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取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就是那端坐巍峨宫殿朝堂之上的至高统领，也不再是草原雄主成吉思汗铁木真（1162—1227）的后裔，而是以“华夏之主”自居的汉人天子——崛起于北京的明太祖四子燕王朱棣。
历史的指针拨回到五十年前。洪武二年（1369）四月，朱元璋（1328—1398）正式下诏仿效周、汉实行“封建诸王国邑之制”。第二年四月，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之后第一次分封子嗣，赐封截至当年出生的九个儿子，让他们获得属于自己的封号和封地，分别是：朱樉（1356—1395）为秦王，封地西安；朱棡（1358—1398）为晋王，封地太原；朱棣为燕王，封地北平；朱橚（1361—1425）为吴王，封地开封；朱桢（1364—1424）为楚王，封地武昌；朱榑（1364—1428）为齐王，封地青州，后出镇开平；朱梓（1369—1390）为潭王，封地长沙；朱𣏌（1369—1370）为赵王，一岁而卒；朱檀（1370—1390）为鲁王，封地兖州府。另有从孙朱守谦（朱文正子，1361—1392）封为靖江王，封地靖江。此后又分别在洪武十一年（1378）、洪武二十四年（1391）两次分封。三次封赐，前后总共有二十四子被册封为藩王。受封的藩王们一般会在成年以后离开京城，带着家眷、属官前往藩国，从此成为明王朝遍布天下权力网络中的一员。他们当中除了少数因获罪被取消封赐，大多数藩王的爵位、封地在死后会由子嗣继承，从而实现权力的不断传承与赓续。洪武十三年（1380），在燕王朱棣年满二十岁之际，他受命离开南京前往自己的封地——北平，一个已经从元朝的“大都”降格为明初数十个府之一的地方。在那里，朱棣将开启自己从燕王到永乐大帝的传奇一生。朱棣的青年时期几乎都在北平度过，直到建文四年（1402）“靖难之变”后登上帝位，他在北京已经生活了二十余年，熟悉了那里的干旱与风沙，并将其作为磨砺自己以实现军事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的动力。
朱元璋一生有二十六（一说二十四）个儿子，在中国古代帝王多子榜上虽不算最多，但也能名列前茅。同时拥有这么多儿子，显然不可能做到一视同仁，而从诸子封地的位置来看，受他看重的主要是前五个儿子。在至正二十年（1360）四月十七日朱棣在南京出生之后不久，朱元璋的长子朱标（1355—1392）就已经开始跟随当时的天下大儒宋濂（1310—1381）学习经学。作为长子，朱标天生就享有朱元璋地位的继承权，朱元璋称王时他是“世子”，朱元璋称帝后他就成了“皇太子”，只要没有什么意外，他必将会是明太祖皇位的继承者。至于朱棣，虽然他骁勇善战，深受明太祖信任，但是按照礼法规则，在他前面的三个哥哥，在皇位继承上都比他有优先权（所以他在即位以后篡改历史，将自己也说成是由马皇后所生）。然而历史的发展最终并没有按照既定的剧本进行，最终接替明太祖登上皇位的是他的长孙朱允炆，而朱允炆在位期间，朱元璋在世最年长的儿子朱棣（前面三子均已去世）则以另一种方式登上了大明帝国的顶峰。因为有这样的结局，史书在提到朱棣被册封为燕王时说：“以燕旧京，且近北虏，择可以镇服者，遂以封。”然而如果我们想到，这个时候还只是在洪武三年（1370），朱棣也仅仅只是一个刚满十岁的少年，此时的他是否就已如此早慧，在自己父亲和兄弟面前展现出了“可以镇服”“北虏”的军事才干，实在有点令人怀疑。不过历史记述总是会让那些成就大功名的人从小就“与众不同”，这样的评价，很大可能也不过是出于历史书写者的“后见之明”，当中或许也不乏永乐朝《明太祖实录》重修者的饰美与想象。
作为朱元璋众多儿子当中的一员，朱棣虽然出生在南京，但那里留给他的大概只是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片段回忆；唯有那片独属于他自己的王国——北京，才是他展露“圣武神功”的广阔天地。在朱棣成为永乐皇帝之后，这片见证了帝王崛起的土地很自然就成了“龙兴之地”。自从二十岁来到北京之后，朱棣的人生便开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无论是出于形势所迫，还是天性使然，朱棣潜藏于心的征战欲望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间被不断释放。整个洪武之世，明王朝始终面临长城以外草原民族的侵扰，边患峻烈，战事频发。正是在与关外势力不断交战过程当中，朱棣为自己在明太祖那里赢得了“朕无北顾之忧”的赞誉，由此显示出过人的胆魄和军事才能。后世史家在记录相关事迹时提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同晋王讨乃儿不花。晋王怯不敢进，王倍道趋迤都山，获其全部而还，太祖大喜。是后屡帅诸将出征，并令王节制沿边士马，王威名大振。”常年驻守边地让朱棣从骨子里就带着一股征战的欲望：他在位二十余年间，曾先后五次亲征蒙古，最终病死在了北伐草原途中。这样的朱棣，展现了不同于自己其他兄弟的一面：在武力征伐方面，只有他与自己的父亲朱元璋更为相像，当然还有那种杀伐决断的性格，尽管朱棣在死后被尊为了“文皇帝”。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禀性，让他在建文初年很难接受被自己的侄子朱允炆（1377—？）夺权“削藩”的命运。
与朱棣对北京有着深厚的感情不同，朱元璋、朱允炆对北京的印象几乎都停留在它作为前朝的故都上，二人几十年的帝王人生大多只是与南京发生关系。朱元璋元末征战十多年，交战的对手陈友谅、张士诚等，都是盘踞于南方的割据势力。入明以后，虽然也曾将北京纳入都城考察的范围，但不过认为它曾是前元的首都，同时也是北方的军事重镇，就像他看待西安、洛阳、开封那样。而在朱允炆短短二十多年的人生履历中，更是绝少有前往北地的经历。然而无论朱元璋内心有着怎样浓郁的“南方情结”，在他实现南北一统建立中原帝国之后，无论南方北地，都已经成为了“华夏之君”统辖的领地，便不能再像元朝那样划分明确的南北界限，制造两个割裂的世界。因此当朱元璋看到洪武三十年（1397）科举考试取中的五十一人都是南方进士时，便忍不住龙颜大怒，虽然复核之后并无太大弊陋，仍将会试主考官白信蹈处以极刑，刘三吾则因年老逃过一劫，被发配戍边。为了维护考试的公正性，朱元璋重新亲自主持了考试，专取北人六十一人。然而从诸人后来的发展来看，取中的北人似乎都未能达到科举取士所期待的结果。历史在此早已为后世的迁流种下了因果：即便永乐以后将国都迁到了北京，此后数百年间南北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却已经变得不可扭转，南京也因其文化上的中心地位而成为明清诸多文人的向往之地（清代两部最伟大的小说《儒林外史》《红楼梦》即更多与南京有关）。
历史选择了南京作为明王朝的开国首都，却最终让北京成为延续王朝统治的京师重地。从南京到北京，发生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都城和全国各地以至周边属国往返于京城的交通，更重要的是此后几百年间明代政治、文化的走向。永乐年间曾在南京、北京两地出任京城官员的杨荣（1371—1440），对朱元璋、朱棣两位帝王为何在二地设都，曾作过折中式的论述，在他看来：“天下山川形胜，雄伟壮丽可为京都者，莫逾于金陵。至若地势宽厚，关塞险固，总握中原之夷旷者，又莫过于燕蓟。虽云长安有崤函之固，洛邑为天地之中，要之帝王都会，为亿万年太平悠久之基者，莫金陵、燕蓟若也。昔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混一九有，以金陵龙蟠虎踞，长江天堑，遂定都焉。迨我皇上继承大统，又以燕蓟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内跨中原，外控朔漠，宜为天下都会，乃诏建北京焉。及今十余年，车驾凡两巡狩。荣叨禄翰林，既尝历观金陵之胜，今而复忝扈从，得以追陪文臣之末，随侍皇上，遍阅北京山川之概。退而与诸僚友讨论，莫不称叹，以为斯文千载之奇逢。”虽然设置两京并不是明代的创举，但南北二京衙署并置的政治体制，无论是形式还是本质都与前代有所不同：明代南、北二京同时设置中央官署，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为“京师”空间位移所造成的文化转移，对保持南京作为南方中心的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整个明代的政治、文化格局产生了潜在而深远的影响。就像景泰、成化年间著名文臣丘濬（1421—1495）所说的：“此古人都洛之始，而并建两京者，亦始于是焉。夫武王得天下，都于丰镐，成王继其志，即有宅洛之举。亦犹我太祖建都于吴，而太宗继之，而又建都于燕也。成周之后，汉、唐、宋皆并建两京。……其地皆接壤，相去不甚远也。我朝则以南北为称，盖跨江南北而各为一大都会也。仰惟我高皇帝定鼎金陵，天下万世之大利也。文皇帝迁都金台，天下万世之大势也。盖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戎马盛于西北，而金台为其枢。并建两京，所以宅中图治，足食足兵，据形势之要，而为四方之极者也。用东南之财赋，统西北之戎马，无敌于天下矣。”然而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一个王朝江山是否稳固，定都在哪并非决定性因素，关键始终都在于治国之“人”。在这一点上，明代中期以后的帝王当中几乎没有表现合格的治世之君，大明帝国这个庞然大物只是依靠惯性在历史长河中彳亍而行。
或许是因为明初朱元璋、朱允炆祖孙相续的皇位传承方式显得太过特殊，而明成祖又以叔父身份强夺建文帝位，以杀戮开启自己的统治，在此后二百余年的明代历史中，皇帝非正常继位的情形竟然多次出现（英宗与代宗，武宗与世宗，熹宗与思宗），其间更因册立太子、继位与继统等问题发生多次重大政治争端。在这些重大的历史变动背后，都有无数文人（多数具有官员的身份）的命运与之密切相关，文学的世界往往因为这些历史、政治的变动而变得支离破碎，随后又因为政治的原因而得以聚集、重组，形成新的群体网络、文化空间以及文学场域。正如人所共知的：方孝孺的被杀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明代儒学的走向，而嘉靖初年发生的“大礼议”，则对明代中期的文学群体和思潮演变产生了直接影响。而这两个时期，正是明代皇位以非常规方式传承的年代。政治、文学与明代历史时空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就以这样一种奇特的方式产生了关联，由此交织、谱写的历史也有了丰富、多面的色彩。
正在发生的一切都终将成为历史，而历史的真相永远都掩映在那些留存至今的字里行间。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在我内心始终都有这样一种期待：希望能够在整体历史的框架下讲述文学的过去，而不只是让历史和文学二者互为背景或者材料。近年来，学界兴起了一种研究整体文学的呼声。相比之下，我更期待一种整体历史的研究路径。无论是我们为之划定的文学、政治还是其他宗教、民族、边疆等各个方面，都参与到了“历史”的书写当中，任何以切割的方式所看到的，都只是过去的一个方面。对文学研究者来说，也不应只是将文学研究局限在“文学”范围，而当放宽“文学”的视界，视之为“历史”的一端，由整体历史的角度观照文学、文化的种种形态。文学的书写，并不只是那些处其殿堂当中的作者高高在上的玄想与游戏，而是深深植根于时代迈进的每一次呼吸之中。生于斯世，便不可能只将自己限身于自我的世界。循此想法，于是有了这本有关明初历史、政治、文化和文学的小书。这样的探索思路，于我个人来说，与其说是一种突破，毋宁称之为一种尝试，试着将自己放回到过去，通过那些历史记录的文字去体验他们的情感和生活，想象那个时代所经历的悲喜人生，发掘那些被我们称为“文学”或者别的什么背后所蕴藏的历史密码。对每一个历史探索者来说，过去所留下的并不只是一堆冰冷无言的文字、少人问津的旧籍。曲径回廊深处，自有一番别样的风景。阅尽历史沧桑，从中感悟到的是那个时代的温情和幽怨。
本文被中国社会科学网“社科好书 · 联合书单”收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