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25—26日，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成功举办第一届“珞珈礼学研习营”。活动邀请到在礼学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四位海内名家，分别是河南师范大学的吕友仁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的方向东教授、浙江大学的贾海生教授，以及武汉大学的杨华教授。四位教授就各自擅长的领域开坛布讲，集中讲授研究方法和学术新见，为后进学人指示门径，启发新知。

本次研习营从五十多名报名者中，选拔招募了25位学员。他们分别来自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著名高校及科研院所，皆为博士研究生或博士后。除此之外，还有二十多名来自全国各地及武汉各高校的同仁前来旁听。学员们的研究领域涉及先秦礼学文献研究、秦汉以降的礼文本与礼制史研究、礼的社会史研究、礼的哲学与思想史研究等不同领域。研习营师生们济济一堂，热情高涨，在浓厚的学术氛围和自由的学习环境中讲授研习、切磋交流。

在简短而隆重的开幕式上，几位授课老师都认为，此次研习营是经学史和礼学史上的一大创举，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本次研习营持续两天，由四位老师分别带来四次授课。

25日（周六）上午，第一次课程由河南师范大学吕友仁老师讲授，题目为《论百年来二十四史研究中礼学的缺失》。吕先生是著名的礼学研究专家、文献整理专家，有《周礼译注》《礼记讲读》《〈礼记〉研究四题》《训诂识小录》《读经识小录》等著作，并整理点校《礼记正义》（全三册），前后被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儒藏》精华编本。吕先生的论著是当今礼学研究的必备参考书，嘉惠学林，为人景仰。

吕先生在讲座中强调，近百年来因为经学学科之取消，礼学传习之断层，导致史学研究中礼学的缺失。以二十四史研究为例，吕先生首先反驳了陈寅恪“唐代官制与《周官》绝无干涉”的著名论断，反思了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对《周礼》的忽视。吕先生进而梳理了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因疏于礼学而导致的诸多错误或不足之处，以及各种“二十四史”译本、注本、相关工具书的众多疏失。最后，吕先生指出，“二十四史”研究中礼学缺失，其根本原因是经学被废止。为此，吕先生针对性地提出了三条建议：第一，教育部应赋予经学以学科地位；第二，应组织力量编写一套《“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引经考》丛书；第三，研究“二十四史”的学者应自觉加强经学修养。

言及百年来经学传承之断层，吕先生悲不自胜，潸然泪下，一度哽咽，研习营师生无不为之动容。吕先生是当今凤毛麟角的经师，他以八十五岁之高龄，仍坚持前来授课，其对学术之挚爱，对青年学人之殷殷期盼，令在座学员们感动不已。

25日（周六）下午，第二次课程由南京师范大学方向东先生讲授，题目为《礼学文本的形成及其局限》。方先生曾从章黄弟子徐复、钱玄问学，于训诂学、礼学皆极精通。本次授课，方先生结合自己整理、研究十三经注疏的切身体会，为诸位学员指示学问门径。

方先生指出，阮刻《十三经注疏》有利于读者的使用和研究，但版刻错误较多。后期出现的道光本、江西书局本、脉望仙馆本、点石斋本、锦章书局本均是在南昌府学本的基础上修改重刊，虽然均改正了一些错误，但也增加了版刻错误。制作一个错误较少、方便读者阅读的本子非常有必要。而对《十三经注疏》文本的研究，虽不乏前人关注，但总的来看是仍缺乏系统整理。前贤如孙诒让撰《十三经注疏校记》，只是对部分问题做了校勘考证，并未全面校勘版本。而浦镗的《十三经注疏正字》，虽文字校勘比较仔细，但所据版本未尽精覈。

方先生指出，今传本注疏经历了经、注、疏合刻，以及附入《释文》的复杂过程。要正定其文本，就不能仅从版本方面进行文字校勘，还要针对文本来源进行溯源式校勘。他特别从《仪礼注疏》《礼记正义》之中，经心挑选若干例证进行讲授。每一例证必穷尽众本，肃清文本讹误的源头，正定其是非，清晰展现了礼学文本的形成过程，揭示单疏本、元刻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等重要版本的特点和局限，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偏颇观念。方先生的本次授课，为学员们完整展示了古籍整理校勘的方法与标准。

除了在研究方法、理路上对学员进行指导外，方先生治学之精且勤，对待学术谨慎不苟的精神，更令学员感动。方先生以一己之力重新整理《十三经注疏》，更是展现了学者的宏伟愿力。

26日（周日）上午，第三次课程由武汉大学杨华先生讲授，题目为《出土简帛与礼制研究》。杨华教授在三《礼》研究、先秦秦汉史、中国文化史等领域深耕多年，有《先秦礼乐文化》《新出简帛与礼制研究》《古礼新研》《古礼再研》《楚国礼仪制度研究》《中国文化史》等著作。

杨先生的讲授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关于礼制研究及其创新点，杨先生概述了“礼”的内涵与分类，以及历代礼制、礼俗的演变过程，礼学文献的研读与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杨老师提出“大礼学”的概念，认为应结合文、史、哲、文献学等多种学科，把礼制放到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视野中，作为制度文化史和历史人类学的一个重要侧面加以考察。第二，关于出土简帛材料，杨先生概述了百年来出土文献的发现与研究情况，及其对我们今日礼学研究的重要意义。第三，关于简帛研究与礼制研究的交叉，杨先生结合学界的研究成果以及个人的学思历程，详细讲述了如何利用出土文献进行礼学与礼制研究。以武威汉简本《仪礼》与今古文之争、郭店楚简与“三礼”文献的关系、郭店楚简中礼教与乐教的关系、月令研究、日书与礼仪研究等专题为例，杨先生示范了使用出土简帛进行礼学研究的门径与方法。第四，关于出土简帛与丧祭礼制研究，杨先生以卜筮祭祷简和日书简牍为主体，揭示了这些材料所蕴含的经学、礼学、区域文化史等方面的丰富信息。

最后,杨先生还介绍了自己最新的一项研究，思考中国古墓为何随葬书籍。他认为，墓葬随葬书籍是上古葬俗的反映，大多是举丧时临时书写的文本，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仪式性书写。杨老师的这一新见引起了学员们的极大兴趣和积极讨论。他在出土文献研究中引入礼学的视角，在中国古史研究中引入南方地域的视角，在礼学研究中引入人类学、民俗学的视角，将使出土材料焕发出新的意义。

26日（周日）下午，第四次课程由浙江大学贾海生先生讲授，题目为《新出金文与礼制研究》。贾老师精研先秦两汉礼学文献，著有《周代礼乐文明实证》《说文解字音证》等巨著，整理《仪礼注疏》（《中华礼藏》本），是近年来“三《礼》”注疏整理点校的重要成果。

与吕友仁、方向东教授主要关注传世礼学经典的文献学、经学研究不同，也与杨华教授以出土简帛与礼制研究为中心稍异，贾海生教授将视角切入更早期的礼制研究，重点关注礼书经典与金文礼制信息的对读与互证。以西周宗法制为主题，贾先生展示了他此种研究文献的若干成果。例如，通过对传世文献与金文史料中周公之胤受土受封的历史考察，发现周初宗法制度尚未臻于严密，礼书所见理想庙制、宗法制度实则经历了无数嫡庶相争的残酷现实才得以逐渐完善，并由此反思王国维先生在《殷周制度论》中提出的君统、宗统论；又通过考察西周中期的叔安父簋和孝簋铜器铭文，发现当时存在大宗干预小宗的历史事实等。贾教授又以《周礼》经典形成的历史背景为主题，通过梳理金文所见周初洛邑殷遗民的族群信息，认为《周礼》六乡、六遂的设计是一种政治智慧，其历史渊源则是周人如何实现对殷商遗民进行有效治理、管控的考量。

在交流环节，贾先生还回答了学员有关金文礼制信息如何有效释读、西周礼制改革、《周礼》经典形成等问题。讲演结束后，贾教授为本次礼学研习营的学员一一颁发了纪念证书，并寄语学员借助礼学研习营这样的平台，互相帮助、交流切磋，共同进步。

26日（周日）晚上，学员们共同参与圆桌讨论，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讲师范云飞主持，覃力维、朱明数等老师参与。学员们以礼学研究为主轴，围绕自己感兴趣的课题、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各自的博士论文选题，展开了热烈的分享。讨论过程中，老师与同学们机锋交错，互动热烈。尤其是针对郑玄研究、礼制研究的思路与方法论等问题，学员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圆桌讨论后，本次礼学研习营圆满结束。因时间有限，学员们意犹未尽，依依不舍。各位学员不仅在研习营上领略了礼学名家的风采，汲取了丰富的知识和精当的方法，彼此之间还结识了未来的学术同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本次研习营也达成了从游偕进、濡染观摩、切磋交流的效果。授课老师、学员们一致认为，武汉大学第一届“珞珈礼学研习营”在国内外尚属首次，是当代礼学研究与教学上的一次创举，希望礼学研习营今后不断举办下去，并越来越完善，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通讯员：范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