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中旬，国内的新冠管控在大家毫无心理准备和药物准备的情况下骤然放开，奥密克戎病毒顿时向人们猛扑过来，感染新冠者急剧飚增，我暗中庆幸，幸好此前冯天瑜先生因心梗已住进人民医院。12月12日，我致刘老师信息：“住医院还是令人安心，要是在家就麻烦多了。”刘老师回复：“比在家里强。”12月13日，先生来信息：“我以为主要是心绞痛，须防心梗，不要担心。”我回复：“好在住在医院，祈愿先生尽快康复。”12月14日一早，看到冯先生发来的评球，心里感到宽慰，深信一切都会过去，两位老师总能度过这一劫。12月16日，我小心翼翼叩问：“冯先生是不是过了最难的时刻。”刘老师回复“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冯老师退烧了，又写了一大段关于足球的文字”，“你自己怎么样？甚念”。感动之余更放下心来。回复刘老师：“得到这个消息太好了。”谁知，其后先生病情急转直下，隐约感到事情不妙，心中开始忐忑不安，每天都莫名焦躁。稍有电话来就心惊肉跳。1月12日上午9点，电话铃响起，我一看是才武的电话，就知道最后的时刻来了。时间定格在这一天，壬寅年腊月二十一。

这天下午，我守在医院，等候先生换上殓衣，送先生最后一程。当我向先生深深鞠躬告别时，失声恸哭，心中哀痛无比。从1979年初识先生到今天告别先生，我追随先生四十余年，“受知最早，受恩最深”。先生是我的学术引路人，更是指导我前行给我温暖和关怀的恩师。

（作者与冯天瑜先生合影）

（一）初识冯先生

最早知道冯天瑜先生的名字是在1976年暮春，其时，我是随州汽车拖车厂的冷作工。文革中的惯例，毛主席指示下达后要及时传达和学习。就在一个阳光懒洋洋的下午，从工厂党委书记传达的中共中央1976年四号文件中我听到了冯天瑜的名字。这个文件是“中央根据毛主席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的多次重要谈话”整理成的《毛主席重要指示》，“并经毛主席审阅批准”。在这些重要指示中，有一条专门谈到“读哲学”和“批孔”。毛主席说：“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1]在此之前，由于中央号召工人阶级要积极参加批林批孔活动，我是工厂批林批孔学习小组的成员，还曾到武汉大学参加批林批孔培训，因此，对文件中提到的批孔名人冯友兰、杨荣国是略有所知的，但冯天瑜的名字倒是第一次听到。好奇了一会，就渐渐淡忘了，孰知，在以后的日子，我的人生竟然会和冯天瑜这个名字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在那个特殊的日子里，毛泽东的褒奖可谓最高的荣誉，其时年仅三十四岁的冯天瑜一时名声鹊起，但是，这一际遇更多地是出于政治的操弄，并非他的初衷。他的几位老同学回忆，当时的冯天瑜就向他们表示，他不愿奉调入京。即使调入武汉市委宣传部工作，冯天瑜也拒绝享受特殊待遇，仍然骑自行车上班，最后，清清白白、干干净净离开官场。

1979年3月，冯天瑜先生从武汉市委宣传部调入武汉师范学院历史学系工作，担任历史系副主任。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是冯天瑜先生的父亲冯永轩(1897-1979)老先生工作过的地方。冯永轩老先生曾在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前身)师从文字学家黄侃，又作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全称“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的一期生，受业于梁启超、王国维，毕业论文《匈奴史》指导教师就是王国维。其后，冯老先生先后任教于西北大学、湖南大学和武汉师范学院，冯天瑜先生选择以武汉师范学院历史专业作为他进入学术研究轨道的基地，应该和承袭其父事业的情结相关。

冯天瑜先生要来武汉师范学院的消息，我和班上同学早有耳闻。就在开学不久，历史系召开了一个批判“理论战线上的新兵”的会议。历史系的老师们对冯天瑜先生口诛笔伐，其实，这个批判会就是为全系的师生打预防针：即将来到历史系的冯天瑜是一个有问题的学者，大家务必小心。历史系七八级的同学经过文化大革命，对于这一手法了然于心，毫不在意，反而更加期待这位名人的到来。

1979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正在教室准备“如何评价秦始皇”的课堂讨论，宋公文老师要我出去一下，教室门口站着一位和蔼、睿智的青年老师。宋公文老师向我介绍说，这是冯天瑜老师。终于看到了久仰大名的冯天瑜先生，不由分外惊喜。冯先生了解了我正在准备的发言内容，说了一句：“倒洗澡水不要把孩子也倒掉。”这句话是马克思用来形容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的失误，指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像一个糊涂的老太婆，在给婴孩洗了澡后，把婴孩和脏水一块泼到门外去了。这句话虽然以前也知道，但在准备课堂发言时，一点也没有想到马克思这段话的理论指导性。仅此一语，就能体悟到冯天瑜先生理论思维的活跃和敏锐。

（二）追随冯先生研习文化史

冯天瑜先生来到武汉师范学院后，起初住在现教育超市和佳慧园对面的单身宿舍楼。1964年中国援越抗美，接收了一批越南留学生，这座楼就成为越南留学生楼。文革中，越南留学生返回越南，这栋楼又成为单身教工楼。和先生同住的是江浦老师，房间十分暗，歪歪斜斜挂着两床蚊帐，我们常常前往受教。加之我住在汉口，每天骑自行车坐江轮过江，在船上经常碰到也骑自行车过江的冯老师。横越长江的江轮，成为亲炙先生教诲的地方。从大三起，蒙先生提携，我开始在先生指导下习作论文，第一篇论文是《八旗的兴衰》。遵先生指示，我先做资料长编，然后对这些资料反复琢磨与分析把握。为了扩展视野，我读了老舍刚刚发表的《正红旗下》。打通文史哲，这也是先生教导的方法。文章撰成后，发表在《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受到极大鼓舞。当然，我也很清楚，如果不是冯先生，这篇文章不可能撰成，更不可能发表。也是大三时，为了迎接辛亥革命70周年，冯先生与当时的系主任皮明庥先生决定编纂一本《辛亥革命在武汉》的资料集，我和同班同学郭莹、何晓明、王永年一起，每天骑着自行车，奔走于档案馆与地方志资料室，协助两位先生完成了这一任务，并以与先生合撰方式，完成《辛亥革命前的武汉民族资产阶级》一文刊载于《江汉论坛》。此后，在先生指导下，陆续与先生合撰论文多篇，这些学习和撰写论文过程，实际也就是先生在科研实践中对我耳提面命的过程。正是在冯先生的引导下，我懵懵懂懂开始走上学术道路。

1980-1981年间，冯天瑜先生受贺觉非先生之托，开始撰写《辛亥武昌首义史》。贺觉非，人称“史志学界的一位奇人”。其事迹可见白雉山《太史文章传不朽——著名辛亥首义史专家贺觉非先生》，叶红、熊倩《贺觉非及其<西康纪事诗本事注>》等文。[2]贺觉非1956年应邀为省政协第二届委员，受命搜集整理辛亥武昌首义资料，主持编辑《辛亥首义回忆录》。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当阳草埠湖农场劳动，仍坚持研究武昌首义史。上世纪60年代初在《光明日报》史学栏以“扬苏”、“扬樵”笔名发表《试论自立军事件》、《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文献述略》等论文，论列了有关武昌首义资料文献和著述131种。“文化大革命”中，贺之境况艰难，资料卡片全以收拾废弃香烟盒代用，最终竟赖此撰成研究初稿百余万言。而冯天瑜先生在市委工作期间，就曾着手写过一部以“辛亥首义”为题材的小说，断断续续已经完成了近十万字，因自觉文学天赋有限，缺乏飞扬情感，最后没有继续写下去，但“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其写作期间曾查阅过大量辛亥革命资料，不经意间奠定了后来进行辛亥首义史研究的基础。1980年，冯天瑜先生在《江汉论坛》上发表了《湖北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原因初探》，据说贺觉非先生看到此文后说了四个字：“吾道不孤！”[3]由此奠定了他们合作的基础。贺觉非原稿文白夹杂，不甚通畅，先生接手后，补写若干章节，改造原有篇章，增添必要的分析和关键问题的考证，并对原有文字加以润色，力求行文畅达；贺老去世后，又对全稿作通盘改写，补充发现的新史料。其时，师母刘同平老师已携女儿可可从武汉教育学院来到武师。全家住在老一区的苏式结构的独体小平房。这批宿舍建筑于50年代，据说是苏联专家兴建，原为华农教工宿舍，后华农整体迁入马房山，这批宿舍的产权就属于老“武师”了。冯先生的住宅是约50平米的平房，前后隔成两间，朝阳的一间是冯先生的书房，也安置了女儿可可的一张小床。后面一间比较黑，是刘老师和冯先生的卧室。我每次去，都看到书桌上堆满了资料，冯先生就在资料堆中埋头写作。为了核实资料，补充资料。冯天瑜先生还携带我去拜访了辛亥老人喻育之、赵师梅。对我来说，这都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

1982年7月，我本科毕业，学位论文题目是《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远航之比较》，指导教师是冯天瑜先生。这篇论文后来在《江汉论坛》1983年第4期上发表，随即在1984年的《历史学年鉴》“明史”与“世界中世纪史”的研究动态中被加以介绍，并分别收录入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学生毕业论文选评》（1985年）与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八十年代大学生毕业论文选评》（1986年）。当然，这些成功都得益于先生的直接指导和日常的耳濡目染。先生时时教导我，要改善自己的知识储备，要像一艘装满燃料的军舰，随时准备起航。要读一点黑格尔，没有理论准备，就不能很好的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有一次，我和先生一起参加一个会议，会上一位老先生滔滔不绝，再三示意他的研究是多么具有意义，他在学术界是多有影响，先生与我相视一笑，并低声说，希望我们老了以后不会这样。这些教导，使我终生受益。

1984年，冯先生成立“明清文化史研究室”。研究室三位成员，除了冯先生，此时已留校工作的我，还有一位陈阳凤老师。在研究室，我参与冯先生的《明清文化史散论》的写作，先后撰文《顾炎武文化思想初探》、《明清类书丛书编纂》、《明代文学复古主义的历史评价》，并合作撰写《中国古文化的奥秘》。

1986年年底，我在湖北大学被破格提拔为副教授。同期，从华中师范大学明清史专业提前半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本来，我想在张舜徽先生门下继续读博，冯先生说，你已经是副教授了，还去拿什么学位。我一想，先生既非博士也非硕士，学问却做到这般境界和水平，可见学位不是衡量学问的一个尺度，于是，不再考虑此事。

1987年初，学校派我和外语系曹兴裕教授到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做访问学者。初到国外，万事感到新奇，但也有不可免的苦恼。其一，吃不惯洋餐，每每看到澳洲人吃一大盘沙拉就觉得像兔子在吃青菜，对有的澳洲人在沙拉上浇一大勺冰淇淋觉得不可理解。更不能接受的是好好的面包要切开口子，夹入牛肉饼奶酪番茄洋葱，然后放入烤箱。每次我都要很客气地请洋阿姨尘归尘，土归土，把面包、牛肉饼和其他蔬菜分开给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澳洲人听到这个要求，该是多么目瞪口呆。其二，南昆士兰大学图书馆没有收藏中文书籍，能接触的只是英文书，一时不知道做什么，以致感到苦闷烦躁。有一天，翻到一本关于澳洲白澳政策的著作，读起来很有兴趣，其间又认识了一位老华侨，听他讲述早期澳洲华人的故事，于是产生利用在澳洲期间求助于澳洲华侨团体研究澳洲华人历史的想法。我写信向冯先生报告了我的想法以及在澳洲的见闻与生活情况。先生接到信后很快赐复。信中首先说：“我对刘老师（冯先生夫人）和邓、范（两位师弟）等人说，积明的信有保存价值，因为它们写出了一个中国的儿子在西方世界的真切感受”。“我希望你多多记下这一切，这对于从事文化史研究的人来说，是十分宝贵的”。这正是是一位文化史家的眼光。对于我在澳洲的生活情况，先生十分关心。他在信中说：“听说在澳洲你最不适应，人消瘦了许多，这使我们十分耽心，你一定要把饮食改善一下，自己买点食品原料，按中法制作。如果在澳洲生一场大病，那就太不划算了”。对于我提出的研究澳洲华人史的想法，先生积极予以支持，指示“《澳洲华人史》的计划，可尽力争取落实下来”。信中再三嘱托，不要给他们买什么礼物，“这是我和刘老师的确定性的意见”。5月13日，先生再次给我来信，再次指示“澳大利亚华人史”项目要力促成功，同时寄来历史系签署的“全权委托书”，为了让我在澳洲能得到更多资源支持，先生寄来他从朱维铮教授与萧萐父教授处得到的他们熟识的澳洲华人学者联系方式，要我与这些在澳洲有影响的华人学者取得联系，开展较高层次的学术交流。而每封信的结束语都是“紧握你的手”。师母刘同平老师也有另纸来信，满页皆是关切与叮嘱。先生和师母在大洋彼岸的关怀，如暖流驱走我心中的孤独和寂寞。

在先生的支持下，复加年轻无所顾忌。一个晚上，我独自坐灰狗大巴，经过通宵行车，到了悉尼。到悉尼后，我只身前往澳洲华侨总会，自我介绍后，竟然得到他们的热忱接待与对我研究计划的积极支持。经澳洲华侨总会介绍，我又拜见了悉尼大学的华人学者Mbel.Lee、黄宇和，以及澳洲华侨界的名人刘渭平等，对于我这样一位贸然上门的中国年轻老师，他们欣然接待，陪我游览悉尼，向我提供研究澳洲华人史的线索。萧萐父先生介绍的姜允明教授也款我以晚餐，介绍澳洲华人史研究情况，此情永难忘怀。

从悉尼回到图文巴后，我做了大量的研究澳洲华人史的准备，悉尼大学东方研究中心也准备聘请我访学结束后在中心授课，讲中国历史和文化，如果留在澳洲，我的后半生将会改写。但正在此时，冯天瑜先生来了一封信，要我回国参加《中华文化史》的写作。信中有句话打动了我，出国的机会还有，写《中华文化史》的机会不一定还会再有。于是，我按期回国，与何晓明兄参与到《中华文化史》的写作中。

（三）在文化所的日子

1988年学校为了在科研上取得突破，确保有良好的研究环境，尽快打出研究品牌，产出标志性成果，经省教委批准，在校内成立了五个独立的研究所，冯天瑜先生为所长的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是其中之一。当时在国内高校中，和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并立的有复旦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室、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以上五个文化史研究机构，各有特色，相互应和，成为上个世纪80-90年代国内文化史研究的生力军。

（从左至右：作者、冯天瑜先生、郭莹、何晓明）

文化所的成立还有一个背景。冯先生到武师历史系后，一些老师对他加以排斥。先生著的《上古神话纵横谈》出版后，有位老先生公开在系里说:什么神话，鬼话！有一次每周例行学习结束，我们正要离开，系总支书记从口袋掏出一个小本子，说大家留一下，然后对冯天瑜先生的言行逐条加以批判。冯先生上课时，以自己的经历告诫大家“和政治保持一定距离”，也被人举报。在这样的环境下，如何能做好学问？冯先生以文化所成立之机从历史系独立出来，就是希望摆脱系里人事纠纷的干扰，有一个安安静静做科研的地方。文化所后来一直延续冯先生的路线，不愿和历史系合并，就是希望减少内耗，有一片做学问的净土。

当年的文化所，位于今天教育学院对面的四号教学楼的旧址。这片旧址上原来是一排平房。文化所占两间平房，隔壁是湖北大学机要室。依托于简陋的条件，冯天瑜教授率领文化所的研究团队，踏实科研，不慕虚名，不趋潮流。进行了一系列卓有影响的文化史研究，出版了《中华元典精神》、《中华文化史》等重要著作，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因此声名鹊起，站在了国内文化史研究的前沿。

文化史研究所是一个清贫的单位，但是所内同仁从无怨言，关系亲密。我们往往周末在冯先生家聚餐。由郭莹老师主厨。她把菜单列好，贴在灶台旁，有条不紊，一道一道操作。其余不擅烹调者就负责剥葱舂蒜，洗菜切菜。有一次我也鼓起勇气下场，手持菜谱，做了一道“土耳其煎蛋”。正如赵丽蓉讥讽巩汉林的，所谓“群英荟萃”这道菜，不过就是一盘大萝卜。我的这个“土耳其煎蛋”也不过是土豆煎蛋而已。有一次，师弟范正宇伉俪下厨，精心做了一桌创新菜，先生的女儿可可悄悄地嘟囔一句，今天的菜好像有些咸。范师弟怒目相视：“好好吃你的饭”。可可赶紧噤如寒蝉。我因铁匠出身，在工厂时每月粮食45斤，把胃吃大了，再加家在校外，经常有时饿了就跑到先生家里找吃的，有一次，实在太饿，把师母给我下的一锅面条都吃完了，看到师母和可可掩口而笑，方发现自己失态。可可长大以后，师母开始教她做菜，第一个菜学的是番茄炒鸡蛋。后来，可可越来越能干，有一次，她以蛋液炸糍粑款待我，居然很不错。这时，冯天瑜先生已经搬到教授楼，三室一厅，住宿条件大大改善。冯先生楼下住的是文学院的张国光教授。张国光教授以倡导“两种《水浒》两个宋江”与“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的“双两说”著名。被誉为“一生争鸣与创新的文史专家”。张先生好辩，凡与人交谈必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近乎执拗而又迫不及待。去冯先生家上楼经过他家门口，经常可以听到张先生大声打电话的声音。有时在冯先生家，隐隐约约也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从窗外飘来。此时，我和冯先生往往相视一笑。虽然三十多年过去，但这些场景回忆起来，历历在目。

先生待人宽厚，与人为善，以致有时不免有教无类。但先生也有金刚怒目之时。有一年评职称。湖北大学党委书记李某从上级部门为自己搞到一个特批名额，未经过学科评审组推评，就直接进入校职称评定委员会。当日，学校召开校职称评委大会全体成员会议，我也是与会者之一，当徐章煌校长讲完评审规则和要求后宣布：大家没有什么意见和问题就散会，冯先生站起来说：我有意见。本已开始嘈杂的会场顿时鸦雀无声，冯先生当众举报该书记违规操作之事。顿时全场哗然，鼓掌者有之，叫好者亦有之。校长当场要人事处处长李桂一出来说明情况，李处长秉持公开原则，说明事情来龙去脉。书记虽气急败坏也无可奈何。会散后，很多老师给冯先生竖起大拇指、

先生吃饭随意，用师母刘老师的话说，给他一个窝窝头都行，但是，先生和我一样，也有一个“中国胃”，尤其是喜欢湖北的糍粑豆丝，喜欢锅巴肉片。1987年先生第一次去美国，吃到热狗，正如我第一次吃到汉堡包一样，极为不适应。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先生说：“今天吃了热狗，恶心！”为了强调这个感觉，“恶心”这两个字还画上了醒目的圆圈。

先生天性善良，有时经不起人撺掇。我和晓明兄、承雍兄随先生去珠海，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当街兜售“真皮皮带”。我们仨一笑而过，却久久不见先生赶上，回头一看，先生没有禁得住此人反复苦劝，竟然买下数条皮带。

先生专意于学术，心无旁骛，但却并不乏业余兴趣以及才艺。在大学时代，他因字写得漂亮，负责板报。他喜爱音乐，尤其喜爱俄国音乐。能吹很漂亮的口哨。他善于作人物肖像画，能在瞬间捕捉人物外貌，画出形神毕肖的速写。他喜爱历史厚重的电视剧《白鹿原》，亦喜欢谍战片。他最喜爱的就是看足球世界杯赛。我读大学期间，每当全班观看足球比赛，冯先生必定十分难得地放下手头的工作，从隔壁的办公室踱过来，加入到观众之中。虽然，冯先生经常自称：“伪球迷”，但他对世界杯前八强的预测很少失手。

先生以学术为生命，任何时候都是手不释卷、奋笔疾书。武汉的夏天，炽热似火，学校在较为阴凉的图书馆地下室专辟两个房间给冯先生和朱祖延先生作为工作室，冯先生在这个临时工作室，穿一件背心甚或打着赤膊，搭一条毛巾，工作竟日。

湖北大学是冯天瑜先生进入学术领域的阵地，他的著作《中国古代思想家论智力》、《上古神话纵横谈》、《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国文化史断想》、《辛亥武昌首义史》、《中国古文化的奥秘》、《张之洞评传》、《中华元典精神》、《中华文化史》都是在这里完成。他后来的著作《“封建”考论》、《中国文化生成史》、《新语探源》也是在湖北大学开始酝酿，其后到武汉大学后长成大树。

（四）珞珈山上的关怀

1994年，冯先生调往武汉大学，因种种原因我未能随行，但湖大文化所仍然与冯先生及其一家保持着亲密的联系。但凡文化所有所请，先生不管再忙，必定给予支持。2015年，我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冶萍公司档案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先生更予以鼎力相助。他在多种场合呼吁要高度重视汉冶萍公司档案的整理与研究，并把汉冶萍公司档案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列为当代湖北历史文化新资料发掘的三大工程之一。在开题会上，他指出：我向来很少用“极端”的词，但是今天我要说，汉冶萍公司档案的搜集整理研究是一个“极有价值”的课题。2022年6月11日，“汉冶萍公司档案的搜集整理与研究”项目举行结题鉴定会，先生本应邀参加鉴定会，但会前因心绞痛住进了医院。会议当日，先生欲请假参会，医院认为先生不宜劳动，不予准假。先生退让一步，请医院同意作线上发言，医院仍不同意，担心情绪兴奋影响病情，先生大怒，与医生发生争执。在一旁的弟子傅才武急忙为之缓颊，最后由才武教授出席会议，代为发言。得知前后情况后，我们十分感动和不安，至为铭感先生的厚爱。

2022年7月，先生召集弟子姚彬彬与我去他家，口述一生历史，约定每周去两次，每次谈完后先生款之以晚餐。同时参加的还有华中师范大学的何卓恩教授与其高足。彬彬是冯先生晚年的弟子之一，一直协助先生作著述整理方面的工作，蒙先生信任，委以整理口述史的主要工作。我的任务则是协同把关。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系统了解先生思想与生平的一次难得机会。先生每次口述，滔滔不绝，数小时毫无倦色，我们十分感佩，自叹不如。我因家在汉口，期间又有种种病状，先生关怀备至，再三嘱不必每场必到。无论如何我们也不会想到，仅仅半年以后先生竟永远离开了我们。

从1979年初识先生，拜先生为师，到2023年1月12日送先生最后一程，我在先生身边四十余年。先生之人格与学术潜移默化于我的人生，指导我前行。今天的先生，长眠在绿茵环抱的石门峰墓园，他终于可以休息了。但他对中国文化的杰出贡献将永不磨灭，能够追随先生四十余年的幸运和光荣，也将温暖和鼓舞我的余生。

（本文作者周积明，浙江镇海人，湖北大学前副校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谨以此文，纪念冯天瑜先生逝世周年！

——编者

[1] 《毛泽东重要指示》(1975年10月-1976年1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90页。

[2]白雉山：《太史文章传不朽——著名辛亥首义史专家贺觉非先生》，《世纪行》2010年03期；叶红、熊倩之《贺觉非及其〈西康纪事诗本事注〉》，《文史杂志》2003年01期。

[3] 《冯天瑜口述史》（未刊稿）冯天瑜口述，姚彬彬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