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4日上午，应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之邀，虞万里教授以《姓氏的起源与发展》为题，在历史学院106教室开展了线下讲座。本次讲座是“珞珈中国传统文化论坛”第212期，由我中心杨华教授主持，校内师生共四十多人参与了讲座。

虞万里教授是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讲席教授，《经学文献研究集刊》主编，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著有《榆枋斋学术论集》《中国古代姓氏与避讳起源》等，撰有经学、历史文献和传统语言学方面学术论文三百余万字。

姓、氏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符号。传统的固有观念认为姓早于氏，氏是姓的支脉。近百年来姓氏学家认为姓是血缘符号，起源于母系社会，是母系社会的产物。事实是否如此？虞万里教授此次讲座通过解读出土文献和上古史料，对姓氏的起源与发展做出独特的新阐释。讲座内容主要包括姓与氏之涵义、姓氏与血缘程度之界定、姓与氏的数量及其起源、西周封建册命与赐姓命氏、姓氏起源研究之反思等几个专题。

讲座伊始，虞万里教授引用《说文解字》《春秋传》《礼记》等经典文本，对姓与氏的涵义进行界定。根据文献，“姓”字本来只是“生”字，女字旁是后加的；而“氏”则与“示”及“土（社）”诸字声韵相通，都有神主、社主、庙主之意。虞教授指出，我们今天谈到姓氏很容易就想到它与血缘有一定关系，但是清代秦蕙田及其之前的学者却从未谈及姓氏与血缘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古代虽然知道姓与氏有分别，以及它们与氏族等级、婚姻制度有关系，但还未指出姓氏与血缘有关。直到二十世纪西方考古学和人类学理论传入中国后，有关图腾、母系社会的理论影响到上古史研究，尤其是1930年杨东蓴和张栗合译的摩尔根《古代社会》出版之后，学者们普遍认为人类是由母系社会发展到父系社会，于是中国才开始流行姓与血缘紧密相联的观点，由此引入血缘概念以讨论古代姓氏和氏族。

在讲座中，虞教授还论及“姓族”的相关研究。他认为，前辈学者杨希枚所谓的“血缘姓族集团”即氏族发展到相当庞大的阶段还保持纯粹的血缘关系，这种群体是不可能存在的。家庭式氏族若可称为“姓族”也只是在远古社会中，最初家庭或宗族式氏族中可能具有纯粹的血缘结构，但在世代繁衍和历史分合中，最初的血缘姓族会不断地分裂组合，此后不太可能存在纯粹的血缘关系，血缘就变成一种虚拟符号而已。

接着，虞教授指出姓早于氏固有传统观点的不足。根据文献记载，三皇五帝时代的“古姓”只有三四十个，这与数以万计的“古氏”不成比例。以常理推之，姓的数量应多于氏。然而，在大量的甲骨卜辞、晚商西周前期之铜器铭文中有成百上千个氏族之名，但却找不到一个姓的名字。所以，前辈学者根据摩尔根《古代社会》理论，认为姓早于氏，姓是母系社会的伴生物的说法可能并不正确。

从文献记载来看，中国上古叙述称谓时往往“氏”在“姓”前。例如，《周语·国语下》言：“亡其氏姓，踣斃不振。”《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受氏姓，封为上公。”他说，后世被称为姓的古文字中多从“女”旁，那都是后起之事，其实古姓并不一定与女性有关联，而是像古氏一样都得之于人名、地名、邑名、族名、职官名等。他还指出，若用现有的姓氏理论来研究西周册命制度和赐姓命氏制度，将会产生不少矛盾冲突。

他认为，姓与氏其实是同一回事，都是上古氏族部落的指称符号。只不过郑樵《通志》等古代关于姓、氏的叙述，与近代以来西方人类学的相关叙述“巧合”，于是被现代学者认为是人类聚合的普遍性法则。如果拨开迷雾，可以还原上古中国族群聚合的真相。

讲座最后，主持人杨华教授高度赞扬虞教授的博学及其姓氏研究的学术价值。虞教授还就谥法与氏的关系、姓氏与政治权利的关联、婚礼中的“问名”等问题，与在座师生们进行了互动交流。（通讯员：伦崇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