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28日上午，应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之邀，王明珂教授以《〈史记〉的文本与情境》为题，在武汉大学湖滨人文社科楼B228教室开展了线下讲座。本次讲座是本中心“真知·中国”系列讲座的第29场，也是“珞珈中国传统文化论坛”的第214期，由我中心杨华教授主持，校内外师生共100多人参与了讲座。

王明珂教授是著名历史人类学家，中国台湾“中研院”院士，北京大学历史系客座讲席教授。他曾担任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2017-2020）、台湾中兴大学文学院院长（2010-2013），出版有《毒药猫理论：恐惧与暴力的社会根源》《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等多部著作。

王明珂教授的讲座，首先从对司马迁《史记》的思考入手。他认为，《史记》虽被视为中国正史之祖，但它与其他先秦史籍有相当大的区别，它与王朝政治和历代帝制有何关系等问题，以往学者思考不足。他通过《史记》文本与情境中的正史与帝制的关系来探讨这些问题，并进而引出文本与情境分析在史学研究中的意义。讲座对《史记》中《五帝本纪》《周本纪》《吴太伯世家》《西南夷列传》诸篇的文本与情境做了详细分析，展示他关于“华夏边缘”的整体理论视野。

王教授首先介绍了历史事实、历史书写、社会记忆的相关理论。一方面，过去影响现在，过往一切即为历史记忆，但历史记忆具有选择性、叙事性、建构性。史实与记忆的结合造成人们当前的社会认同，人们创作“历史”，同时也生活在被“历史”塑造的现实世界中。

针对其历来研究的“华夏”与“华夏边缘”问题，王教授利用《史记》中的几个关键篇章，做了细致的分析。他认为，《五帝本纪》中把黄帝塑造成秦汉的血缘共祖、文化共祖、地域共祖，流露出司马迁对华夏政治社群、文化社群的建构，认为黄帝是华夏认同的表现。

紧接着，王明珂教授分析了《周本纪》中的历史信息，认为周秦东迁的过程反映了他们去游牧文化而转向农耕文化的过程，也是区别于“西戎”的华夏化过程。“戎”本是中性词，但在司马迁的笔下则被赋予贬义。若研究战国至汉代的其他文献，如《史记·匈奴列传》和《后汉书·西羌传》等，便会发现同样的历史逻辑和历史建构。

王明珂教授进一步介绍了《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太伯、仲雍远徙的文本，并结合《西南夷列传》、四则“英雄徙边记”，引出中国早期正史里一种模式化的历史记忆和历史叙述模式。他指出，这种历史叙事模式中，常常是一个中原华夏的挫败英雄，然而却奔逃到边疆地区而成为当地土著之王，成为当地文明教化的范本。此种叙述的逻辑所隐喻的是，中原华夏为文明帝国的核心，四方边缘人群为华夏移民所统治，其文明教化也来自华夏中心区域。例如黄帝孙奔于北狄、黄帝孙的庶支封于巴蜀、高辛帝之犬盘瓠与帝女奔于南蛮、商王子箕子奔于朝鲜、周王子太伯奔吴、秦逃奴无弋爰剑奔西羌、秦方士徐福东渡日本、楚将军庄蹻奔于滇等。

最后，王教授还指出，《史记》的文本叙述结构常常被后世史家和后世正史所模仿，这与历代中原王朝帝国之历史情境和政治需求是完全一致的。王明珂教授进一步指出，《史记》的此种文本结构和叙述方式，与世界其他古文明帝国的历史叙述和历史著作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例如，西亚的《吉尔伽美什史诗》（The Epic of Gilgamesh）《旧约圣经》、印度的《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罗摩衍那》（Ramayana）、波斯的《列王记》（Shahnameh）《阿维斯陀》（Avesta）、希腊的《迪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历史丛书》（Bibliotheca historica）《希罗多德》（Herodotus）《历史》（Histories）、罗马的《罗马史：自建城以来》（Ab Urbe Condita）等。根据以上研究，他利用移动凹凸镜的比喻，总结出一种基于历史文本与历史情境的方法论，呼吁历史研究要克服偏见，多探索边缘现象，加深对核心主体和权力的认识，对自己是否真正了解真实的情况保持怀疑和谦虚。

讲座最后，主持人杨华教授高度赞扬王教授的研究及其研究所体现出来的方法论意义。在提问环节，王教授还就如何运用神话传说中的材料、秦汉时期的边民问题、弟兄和祖先神话问题、边缘人群与弟兄祖先叙事的关系等问题，与在座师生们进行了互动交流。

本次讲座是我中心搬迁到湖边新办公室之后的首次学术活动，教室内外、座位和地下都坐满了听众，气氛极为热烈。（通讯员：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