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24日下午，应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之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心汪学群研究员以《<传习录>思想诠释的历史》为题在人文社科楼B228教室进行了讲座。本次讲座是本中心“真知·中国”系列讲座的第30场，也是“珞珈中国传统文化讲坛”的第217期，我中心杨华教授、欧阳祯人教授，哲学学院廖璨璨副教授，以及校内外师生等共四十多人参加了讲座。

汪学群研究员在讲座中指出，所谓《传习录》思想诠释的历史是把《传习录》置于明清思想史背景之下加以考察，侧重讨论王阳明《传习录》与他的其他著述的互释，以及论学诸友的诠释，还包括王阳明弟子后学，以及朱子后学一些著述中有关《传习录》的注释与评论。挖掘这些注评，解读文字背后的意义与价值，是《传习录》思想诠释历史的特点。研究《传习录》思想诠释的历史对深入了解此书乃至还原于王阳明本来的思想，以及后学的承传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因此不失为研究阳明学派的新途径。

随后，汪学群研究员对这三个部分逐一进行了介绍。

第一，他讲述了《传习录》思想诠释的形成。就时间而言应为明代中期，包括王阳明的自我互释，以及同时学者与他论学引发的对《传习录》的诠释二方面。

《传习录》是王阳明弟子们根据自己听课时与其师的问答记录、往返书信编辑而成。《传习录》经徐爱等弟子精选可谓王阳明语录的精华。他本人本不喜把语录刻成书，徐爱则担心私录，使师说出现歧义，不得已争得其师的首肯才录。后人也有私录王阳明其他语录，甚至添入《传习录》中，王阳明地下有知一定会不赞同。也就是说《传习录》是王阳明语录、书信的选编而非是全部，由此《传习录》所收语录、问答书信与此录未收且相关的文字虽然有所不同，但必然存在着某种思想联系，对它们之间进行互释，就此录而言就是一种自我诠释，这种诠释丰富了此录原有的思想内涵，对深刻理解此录是十分必要的。这种自我诠释或互释是把《传习录》置于王阳明整个思想体系中加以考察，对全面完整理解《传习录》所阐释的心即理、良知、知行合一等重要观点有积极意义。

另外，王阳明的这种自我诠释与他同时代学者的诠释分不开。他们对《传习录》的诠释包括此录中的书信交流，涉及湛若水、罗钦顺等，以见论学的主要问题。也注意其他学者如王廷相、吕柟等与格物相关的讨论，这些诠释或是丰富了《传习录》的思想内涵，或也引发了对此书问题的思考。通过他们对格物的理解，可以看出王阳明所讲的格物，总体上批评程朱理学的格物说，是站在心学立场上立论的。如果把格物视为主体见之于客体的活动，那么王阳明则从心即理出发，以主体为轴格心中之物，而非与己无关的外在之物，其物亦非自然之物，而是人伦之物，格物是人在道德视域下自我认知的过程，也可视为道德认知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一种飞跃。王阳明自我诠释与其同时代人对《传习录》的诠释，标志着传习录思想诠释的形成。

第二，汪学群研究员阐释了《传习录》思想诠释的发展。就时间而论，应为明代中后期，包括王阳明第一代弟子及再传弟子等对此录的思想诠释。主要分二个方面：

首先，为《传习录》成书做出贡献的第一代大弟子，包括《传习录》文字的记录者和编选者。《传习录》的记录者主要有徐爱、陆澄、薛侃、南大吉、陈九川、黄修易、黄省曾、黄以方等，编选者有薜侃、南大吉、钱德洪、王畿等，他们亲耳聆听王阳明的教诲，是《传习录》成书的直接参与者，《传习录》的思想通过他们的整理得以保存，他们是以述代作，可视为对此录最客观的诠释。

其次，阳明诸弟子后学，主要包括“姚江之教，自近而远，其最初学者，不过郡邑之士耳”的浙中阳明学派；“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的江右阳明学派；“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以及“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的泰州阳明学派。还其他阳明学派，包括南中、北方、粤闽王门，以及止修学案等。以上阳明学诸流派虽然没有中规中矩的《传习录》注评之类的著作，但他们著述中有关《传习录》的文字，尤其是引文及评语则是对此录的诠释，甚至可以说一些篇章就是对《传习录》所作的最好注评。这些注评文字不仅极大丰富了《传习录》所包蕴的思想内涵，同时也为这些派别包括其中个人思想的确立提供理论基础，它们是构建《传习录》思想诠释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汪学群研究员追述了《传习录》思想诠释的演变。主要指明代后期，东林学派的朱子学倾向，尤其是明清之际朱子后学对《传习录》的批评，以及阳明后学对《传习录》的阐扬，包括对朱子后学的反驳。与上面阳明诸弟子的诠释大都散见在自己的著述中有所不同，这一时期的学者对《传习录》的注评有完书。大体反映了两种学术偏向：其一，赞同《传习录》的学路，如刘宗周的《阳明传信录》、施邦曜的《阳明先生集要》、王应昌的《王阳明先生传习录论》、孙奇逢的《理学宗传》、黄宗羲的《明儒学案》王门诸学案、毛奇龄的《王文成公传本》、《折客辨学文》、彭定求的《姚江释毁录》等。其二，站在朱熹立场批评《传习录》的学路。如冯柯的《求是编》，顾宪成的《证性编》、陆陇其的《学术辨》、张烈的《王学质疑》，还有晚清罗泽南的《姚江学辨》等。讨论《传习录》思想诠释的这二种演变并进行比较，不仅对深化《传习录》要旨与真谛大有裨益，而且对明清之际朱陆、朱王之争，乃至于清代学术走向及思想演变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另外，对《传习录》附录《朱子晚年定论》的诠释。明清学者对朱熹晚年定论的注评，包括程敏正的《道一编》、陈建的《学蔀通辨》《考证晚年定论》、顾炎武的《日知录》相关条目、李绂的《朱子晚年全论》等，以见明清时期朱陆异同的讨论。

总之，回顾《传习录》思想诠释的历史不仅有助于理解《传习录》的真谛，还原其书的思想史价值，也不失为研究阳明学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中心欧阳祯人教授主持了本场讲座，杨华教授总结发言。廖璨璨副教授以及前来参与讲座的师生也均与汪学群研究员就如何搜集和梳理相关文献、不同时期《传习录》思想诠释的时代特色等问题进行了热烈互动。（通讯员：程昱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