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24—25日，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成功举办第二届“珞珈礼学研习营”。活动邀请到在礼学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四位名家，分别是北京大学吴飞教授、山东师范大学丁鼎教授、河南大学曹建墩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王锷教授。他们就各自研精而专深的领域，集中为学员指示门径、传授方法、介绍相关前沿动态。
本届研习营从众多报名者中选拔了22位学员，他们分别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著名高校，皆为博士研究生或博士后。除此之外，还有二十余位来自全国各地及武汉各高校的青年学者前来旁听。学员们的研究领域涉及先秦礼制与考古材料、礼经与礼典文献、乐典文献与礼乐文化、礼制与政治文化、礼与文学、礼与哲学、明清家礼等领域。研习期间，师生济济一堂，交流热切，欢乐融洽，自由活泼，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中讲习研讨，收获巨大。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杨华教授作开幕致辞。他回顾了“珞珈礼学研习营”的创办过程、第一届研习营的概况。与会老师一致认为，本研习营是经学和礼学领域的创举，为青年学人搭建了交流与合作平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史意义。
24日（周日）上午，北京大学吴飞教授进行第一场讲授，题目为《现代丧服研究的若干问题》。吴飞教授在基督教思想、宗教人类学、中西文化比较研究领域长期耕耘，产出重要成果。他对近代以来社会人伦关系变迁有长期和深入的思考。近年来，丧服研究逐渐受到学界关注，这与吴飞教授的推动关系密切。吴飞教授对张锡恭、曹元弼的重新发现，对其著作的搜集整理，对其思想精义的深入阐释，对当代礼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並有力促进传统礼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互通。
在讲授中，吴飞教授指出，丧服学是传统礼学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领域，其核心问题是人伦关系。他指出《仪礼·丧服》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体系，当下的丧服研究既要入乎其内，以深入理解此体系及相关细节，也要出乎其外，将丧服学与其他学术整合，在社会思想层面揭示其价值。吴飞教授指出，可以从四个方面展开丧服研究。第一，丧服制度变迁史。理解丧服制度的起源，要分清经学和史学的不同维度；要能把握不同时期的丧服解释理论，也要充分考虑变革背后的社会文化原因。第二，《仪礼·丧服》及相关文本的研读。吴飞教授指出，要充分重视古人将《丧服》等相关文献视作一贯的体系并尽可能做出贯通性解释的特点，以深入理解前人立说之所以然。同时也要在现代视角下对《丧服》之服术、义例等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第三，丧服学焦点议题。从丧服学史上的争论入手，能更好体会其内在张力和纵深。在对丧服学内在脉络有更深入理解之后，就可以在现代视角下对丧服体系本身提出问题，推动研究走向深入。第四，要关注丧服义理及其拓展。对丧服背后价值体系的研究、对以丧祭礼制为基本架构的中国礼学体系的重新理解，是丧服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拓展的方向。
24日（周日）下午，山东师范大学丁鼎教授进行第二场讲授，题目为《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丁鼎教授（本名程奇立）多年来致力于儒家经学史、三礼学研究，早年出版《〈仪礼·丧服〉考论》等专著，是当代礼学研究的先驱之一。近年来，丁鼎教授关注三礼学史与礼图学研究，出版三卷本《三礼学通史》、《〈新定三礼图〉校注》等专著，并主持《中国礼学大百科全书》《中国礼图学史研究》等国社科项目。
在讲授中，丁鼎教授界定了“礼”与“礼学”的概念，指出“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其基本精神是“和”，其宗旨和终极目标就是引导社会各阶层按照“礼”的规范和模式来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一种良好的稳定的社会秩序，达到建立和谐融洽的社会人际关系的目的。丁鼎教授指出，“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一部中国古代文明史，就是一部礼乐文化发展史。
围绕“六经皆礼”这一重要命题，丁鼎教授回溯了清代及近代以来从张尔岐、章学诚、皮锡瑞到陈钟凡、顾实、戴季陶、蔡尚思、陈戍国、刘丰等一系列学者的建构与推衍过程，并进一步将其上溯到《礼记·经解》《史记》《汉书》等古代文献，深入抉发其思想渊源。丁鼎教授进一步指出，“六经皆礼”这一命题的内涵主要在于以“礼”统摄六经，贯通六经。六经均以“礼”作为教化的标准和目标。经过创造性的借鉴和转换，儒家礼乐文化完全可以成为当今精神文明建设和制度建设的思想资源。
25日（周一）上午，河南大学曹建墩教授进行第三场讲授，题目为《金玉良缘：三代礼制的考古学溯源》。曹建墩教授主要从事礼学、经学、出土文献、古文字学、考古学研究，尤其擅长出土战国秦汉简牍礼类文献研究、考古器物与三礼名物研究。出版有《先秦礼制探赜》《战国竹书与先秦礼学研究》《先秦古礼探研》《三礼名物分类汇释》《三礼名物分类考释》等专著。
在讲授中，曹建墩教授介绍了中国古代礼制文明的地理空间、考古学的区系划分。他详细梳理了早期中国七大文化区系，分别是东北地区、东南地区、江淮地区、黄河下游海岱地区、长江中游江汉地区、中原地区、西北地区。曹教授深入剖析这七个地区史前文化的交流互动，并逐一解析其中所见史前礼制与三代礼制各自的渊源关系。曹教授继而从两个方面分析三代礼制的形成过程：第一，海岱史前文化的西进及其对中原文化的影响。三代礼制的源头在海岱地区，用玉传统亦于此为盛。第二，青铜冶炼技术从中亚经齐家文化等中转站，经逐层中转、筛选、改造，在中原崛起并形成独立的华夏风格。随着史前“青铜之路”的开通，小麦、牛、羊等农作物、畜类也被引入中原，深刻改变了中原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建设的进程，推动了中国青铜礼制文明的演进。青铜冶炼技术的东传，海岱文化的西进，一者为“金（青铜）”，一者为“玉”，两者在中原地区交融，共同促成了三代礼制文明的形成，是为“金玉良缘”。
在此基础上，曹建墩教授深入阐发了中原三代礼乐文明的特点：第一，具有兼容并蓄的文化融摄与开放性；第二，具有世俗理性和务实致用的价值取向；第三，具有崇质尚朴、贵本节用的特点；第四，具有向心性和文化向心力、吸附力。总之，中原文明是东西文化激荡交融的产物，各种礼仪风俗在中原地区融合、汇聚，经过改造，使得中原三代礼制文明具有崇尚道德与中和价值观的特点，是一种向心型、内聚型、集体主义的文明。
25日（周一）下午，南京师范大学王锷教授进行第四场讲授，题目为《礼学文献与礼学研究》。王锷教授在中国经学、礼学和文献学研究等诸多领域都有重要贡献。其《三礼研究论著提要》《〈礼记〉成书考》几乎是每位礼学研究者必备的案头书。王锷教授与第一届“珞珈礼学研习营”授课教师方向东教授合作整理经典巨著《五礼通考》，洵有助于礼学、礼制研究，获得第九届高校科研一等奖和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近年来，王锷教授主持《礼记注疏长编》的汇编整理，将为研究者提供极大便利，有力推进《礼记》学史的研究。
在讲授中，王锷教授首先对“礼学文献”进行界定。他认为从狭义的角度来说，礼学文献即在目录书中归属于经部礼类的文献。但广义的礼学文献应远超此范围。史部的政书、礼乐志等内容也应被纳入其中。如此一来，礼学研究的内容会更丰富、多元。面对浩如烟海的礼学文献，如何选择和认识古籍善本，是礼学研究的首要任务。王锷教授以明嘉靖本《礼记注》为例，深入分析此本的版刻特征及其学术价值。自明代以来，嘉靖本因其刊印精美，备受学者和藏书家重视。然而即便如此，叶德辉、丁丙等藏书名家对此书的认识仍难免有所失误。王锷教授详考此本之递藏源流，将嘉靖本与蜀大字本、抚州本、余仁仲本、婺州本、绍熙本、岳本进行比勘，明确论定嘉靖本《礼记注》系明人从宋余仁仲本《礼记注》翻刻。他指出，嘉靖本与余仁仲本经注文字往往相同，卷尾总记经注字数一致，特别是嘉靖本漏删释文的现象，有力论证了其与余仁仲本的关系。在明其源流的基础上，王锷教授进一步论定此书的版本价值，认为此本经注文字优于绍熙本，但劣于蜀大字本等本。如果要从事《礼记注》的整理，此本不适合作为底本，只能作为对校本或参校本使用。
另外，王锷教授还以礼制中丧葬“重”“翣”问题为中心，详细辨析了先秦经典和历代学者对“重”“翣”的各种异说，结合考古实物进行文献考辨，对这些问题给出较为圆满的新解。以此问题为例，王锷教授强调了礼学文献的复杂性、历代经说层累递抄的特点。在礼学研究过程中，学者应以细读文本、条陈异说为先，提倡崇实弃虚的朴厚学风，不应被一些空洞的概念所迷惑。
24日（周日）晚，学员共同参与圆桌讨论，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朱明数老师主持，覃力维等老师参与。学员们以礼学研究为主轴，围绕自己感兴趣的课题、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各自的博士论文选题，展开了热烈的分享与互动，取得良好效果。
25日（周一）下午，在闭幕式环节，杨华教授为授课教师颁发纪念证书；曹建墩教授、王锷教授为学员颁发纪念证书。至此，本届研习营圆满结束。授课教师与学员一致认为，“珞珈礼学研习营”形式新颖，自由明快，学员们从四位授课教师那里不仅得窥门径、收获知识，更受其风采之感染、人格之熏陶，达到从游偕进、目击道存之效果。学员之间也彼此结识，切磋研讨，为未来的长期合作与学术友谊奠定基础。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范云飞、张跃月、朱明数、武汉大学文学院覃力维等青年教师组织并主持了本次活动。（通讯员：范云飞、朱明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