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秦汉六朝隋唐礼制与经学论丛》

作者：范云飞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5月

一、作者简介

范云飞，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汉唐礼制史、经学史、思想学术史，在《世界宗教研究》《哲学与文化》《文史》《史林》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有《周易程氏传译注》（合著）、《金石藏礼：汉碑的二十种风骨》等书。

二、内容简介

本书上下两编，上编“秦汉礼制与律令”，共计5篇，关注近年来新出土的秦汉律令类材料，集中梳理与礼制有关的祠祀、丧葬、宴饮等律篇、令篇及仪注文本，尤其注重从中发掘秦汉礼仪类律令与礼经之间的内在关联，由此考察秦汉国家通过礼制与律令进行统治的具体方式。

下编“六朝隋唐礼学与礼议”，共计8篇，关注六朝隋唐的礼议，或围绕礼学名家，或围绕专场礼议，或围绕礼议中所呈现的某种经学理念，进行深入分析，并在整体上合而观之，构建六朝隋唐礼议之取证与推理方式的宏观图景。

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动，皇权的逐步强化，朝廷礼议越来越强调理据的明确性与权威性，越来越限缩对“人情”的任意发挥、对经典的任意诠释。礼议方式的迁流，背后不仅是国家权力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动，也与学术思想的演进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目录

上编 秦汉礼制与律令

第一篇 秦汉祠祀律令辑考

  一 律令篇名

  二 中央祠官所掌祭祀

  三 宗庙斋祭

  四 郡县祭祀

  五 其他

  结论

第二篇 新出秦汉礼律简四题

 一 岳麓秦简秦令与胡家草场汉简《腊律》

 二 胡家草场汉简《葬律》

 三 胡家草场汉简《祠律》

 四 海昏侯墓汉简昌邑王“会饮仪”

 结论

第三篇 秦汉郡国祠官考

 一 秦汉中央祠官系统

 二 秦汉地方祠官系统

 结论

第四篇 两汉大臣服丧考

 一 两汉大臣服丧诸说辨正

 二 两汉大臣服丧相关诏令疏证

 结论

第五篇 重建汉家秩序的两种进路——汉末旧君名讳论辩钩沉

 一 汉末旧君名讳论辩文本辑证

 二 从汝南到徐州：论辩发生的历史场景

 三 旧君名讳与汉晋社会变动

 结论

下编 六朝隋唐礼学与礼议

第六篇 南朝礼制因革中的王俭“故事学”

 引言 礼制因革中的“故事学”

 一 王俭礼议中“故事”的运用

 二 王俭“故事学”的家学背景

 结论

第七篇 何佟之礼学与礼议再探

 一 何佟之礼议的经学特质

 二 庐江何氏家族中的何佟之及其对梁朝礼制的意义

 结论 何佟之与梁武帝礼制改革

 附录 何佟之朝日夕月议笺证

第八篇 试析南北朝隋唐的改撰《论语》现象——兼论梁武帝的制礼思路

 一 梁武帝《孔子正言》的撰述及其经世用意

 二 王勃《次论语》及其学术源流

 三 南北朝隋唐之际的经学新风

 结论

第九篇 “正体”与“爵土”：中古嫡孙承重礼议所见的家国关系

 一 “承重”的经义逻辑与相关争论

 二 西晋两场嫡孙承重礼议

 三 北魏嫡孙为祖母服议

 结论

第十篇 北朝礼议“正经”观念的凸显

 一 孝文帝礼议的“正经”观念

 二 刘芳礼议的“正经”观念

 三 北朝后期礼议“正经”规范的强化

 四 浅议“正经”与“推致”之间的张力

 结论

第十一篇 经义逻辑与社会关系网络：唐中宗郊天韦皇后亚献议再探

 一 “文例”与“正经”：韦后亚献议的经义逻辑

 二 女性“外神”祭祀争论的经义渊源与政治背景

 三韦后亚献议所见的中宗朝社会关系网络

 结论

第十二篇 《旧唐书·礼仪志》会昌庙议错简、阙载及史源考

 一 错简问题

 二 阙载补入与事件复原

 三 史源推测

 结论

第十三篇 唐代三年丧三十六月说的展开

 一 王元感、张柬之论辩详析

 二 唐人论辩的后续展开

 三 三年丧的情文矛盾与民间服丧实践

 结论

四、序

汉唐九百年的制度重建

顾涛（清华大学历史系）

序言 书影

梁漱溟在“经过九死一生的挣扎”，“终于虎口脱险”之后，[1]回到广西桂林，矢志完成那部被他视作“是我一生的使命”的著作，此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2]在这部《中国文化要义》（1949年完稿）中，梁氏曾说：“中国文化以周孔种其因，至秦汉收其果。”[3]

梁漱溟所谓的“收其果”，“是一面收融解融化之果，还一面在种种问题上收融合统一之果”；说得透彻一点，“儒家、道家、法家（甚至还要加上佛家）杂糅并存”，“相济为用”，是故“单纯道家，单纯法家，乃至单纯儒家，只可于思想上见之，实际政治上都不存在”。[4]我很赞赏梁氏的这一识见，然私以为依其理由，当改易一字，而作：“中国文化以周孔种其因，至汉唐收其果。”

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重建，从西汉文帝即位之初（前179），贾谊（前200-前168）正式提出“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一直要到唐玄宗开元后期，三部大型国家典制巨著《大唐开元礼》（732）、删定《唐律疏议》（737）、《唐六典》（739）的横空出世，[5]方可称得上大功告成，绵延整整九百年。汉唐九百年，在血与火的淬炼中，实现了一番融解融化、融合统一的创造性转化。华夏的制度文明再度臻于人类文明史的巅峰，被史家陈寅恪誉之为“中古极盛之世”。[6]

这九百年制度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几十代制度建设者们的智慧结晶，有个人的学识，有集体的方略，有争辩，有角逐，有反复，有曲折，那鲜活的激越人心的历史现场，曾将陈寅恪死死拽住，誓将“续命河汾”，一生沉醉于这段“不古不今”的学术胜地。可惜，陈先生的学术高峰性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诞生于那个“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7]的年代，书中初步勾勒出隋唐制度绵延自汉晋的三条主动脉，展开了一幅大开大合的制度因革起伏的画卷。然而，《略论稿》终究只是草创，是粗坯，是大写意。

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今天已无法在《略论稿》的毛坯上直接翻新，不能再满足于踩着几个大脚印做些临摹、补苴、修缮的工作。我们需要从血肉、脏腑、骨节、经络等层面往制度纵深谋求整体性突破，要建立符合透视规则的三维立体画面与构图。接过接力棒的中古史后起之秀们，没有“照着讲”或“接着讲”的现成便利了，必须从头再出发，进到那个荆棘丛生的荒野，在这一片空谷密林中飞奔与穿梭，设法趟出一条识破制度变迁规律的研究新路。在我四顾茫然之际，转机已悄悄来临。

顾涛：《汉唐礼制因革谱》，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

2017年，我遇到了一位禀赋卓异的“九〇后”学术新秀，从武汉大学来到清华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他身上透出一股强烈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有鉴于他在武大已具备秦汉段的厚实根柢，我试探性地建议他“避长趋短”，将时段移到魏晋以后，不想他竟一口应允下来。他便是范云飞。

箭矢离弦而出，便无回头之路。回想起来，当时确实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我们并不知前面的坑会有多大多深。我所考虑的，只在学术的潜力能不能胜任。在我看来，汉唐九百年的制度重建，要处理的第一项观念层面的结构性矛盾，就是周制与秦制的关系问题。这正是武大学术名家冯天瑜所钟情的学术事业。冯先生生前已在多部著作中展露出他对制度设计中“周秦角力”这一焦点的关注；冯先生逝世一年后，其专著《周制与秦制》问世，集中呈现出对这一问题理论思考的精度与深度。冯著指出：

先秦以至于清中叶，中国的制度论始终盘旋于周制、秦制的轨范之内。[8]

而且，“对于二者的长短优劣，历来争辩不休，难有确论”。[9]汉代以来制度逐渐重建，面对可资参照的周秦二制，在大结构上：

以秦制为基干，汲纳周制，兼取儒法两家。……取周制以补秦制之弊，成就了兼采周秦的汉制。[10]

换句话说，也就是形成了“周秦两制融合、重组、改良的汉制”。[11]职是之故，欲对汉唐制度做一番解剖、探究，要有周制和秦制的童子功，或者至少对周秦二制之一作过一番深入的钻研。范云飞在武大的硕士论文，在杨华教授的指导下，以《秦汉祠祀律令研究》为题，一眼就让我看出了他对冯先生学术的继承。如今他这部著作的上编前三篇，便可以看出他在这一阶段所触及的学术高点。

来清华园之后，云飞深耕于晋至唐礼制这一块学术的沃土，用力至深之处由秦制转向周制。用冯天瑜的话说，就是“汲纳周制”、“兼采周秦”，“周秦两制融合、重组、改良”，更确切的叫作“复周制之古，以更化秦制”，形成“一种周秦混成交融的汉制”。[12]这是冯先生在分殊精度上的标致性成就。依着冯先生指向的这一大规模，汉唐制度研究在结构性上将生发出第二组关系范畴，即礼制与经学。云飞这部著作的书名，便立足在这一组对待关系。

这里的“经学”，与皮锡瑞《经学历史》以来的“经学”有明显的差别。在关注对先秦儒家经典的解读与诠释之外，着眼点与重点落在制度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如何参用经籍，如何挖掘经义，如何变通时宜，如何构筑经说；换句话说，就是如何使旧的儒家经典活起来，在汉唐之际的现实政治语境中发挥出效用。能这样做的人，在唐人心目中是第一流的经学家，即所谓通儒——“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今古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由此与那种“高谈有余，待问则泥，虽驱驰百家，日诵万字，学弥广而志弥惑，闻愈多而识愈疑”的书斋之儒、辟者之儒形成高下之别。[13]钱穆有一个形象的称呼，称这一类学问为“活经学”。[14]在云飞的这部著作中，下编就是对“活经学”的集中讨论，比如云飞指出：“如何活用‘故事’以解决现实难题，或如何编织经义以弥缝制度危机，无不体现人的智力活动，也无不彰显人的学术风格。”（本书115页）又说：“《周礼》经典对国家制度的渗透，是在一场场礼制议论的微观场景中得以实现的，其中又有经义逻辑、政治立场、学术流派等因素的复杂互动，是一个曲折往复的过程。”（本书226页）此类的张力与活力，针尖与麦芒，在云飞这部著作中已徐徐展开。

这个“活经学”的场域，集中发生在被称作“礼议”的丰沛的历史微观现场。礼议，就是因礼制施行中的若干疑难问题而产生各种争议，因争议而举证、深究、质疑、辩难，由此充分展现出辩者们的经学素养。如今不少学者已注目到这一领域，留意到晋代曾有《礼论》八百卷、梁代有《五礼仪注》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后虽多亡佚，然《通典》在《礼典》中收集了最为精华的六十五卷礼议场景，足资观瞻昔日盛况。[15]如今我们从云飞著作中对庾蔚之、王俭、何佟之、刘芳、祝钦明等人所参与的各场礼议之分剖，已可见礼制与经学这一对范畴互动、交织之一斑。这一范畴中的重要变量——“故事”，同样是“活经学”的一个鲜活的样本，只是发生了一定的基因变异。云飞指出：“中古议礼者或凭经注之学进身，在成为官僚之前只是布衣之士；或出身于累世高门，从小濡染仪礼典章、进退揖让，对朝章国故等所谓‘掌故’‘故事’极为熟悉。”（本书91-92页）“布衣之士”的经学显于外，“累世高门”的学养敛于内，“故事”的形成、因循，其背后恰恰代表着一种经学学说的长期被认可、被接纳。这部著作面世后不久，云飞的另一部著作《中古礼议与礼制研究》也即将杀青，这将是对“礼议”这一中古史研究富矿作集中开发的专著，是所翘盼。

云飞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冯天瑜《周制与秦制》理论盲区的填补。对“周制”的汲纳、兼采、融合、重组、混成、交融，远不止于汉代。汉制固然是更化秦制、汲纳周制的产物，魏晋至隋唐同样延续了这一进程，甚至呈现出远较汉制更为典型、更为复杂的混成交融幅度。如果在周制、秦制之外，另立一个可以与之并驾的制度样式，那不应当是汉制，而应当是唐制。这是梁漱溟—冯天瑜共同的学术盲区，也是他们对制度史的认识不及陈寅恪之处。

冯天瑜：《周制与秦制》，商务印书馆，2024年。

再进一步，从汉唐九百年这个长时段来看，制度的因革是不是只有汲纳周制这一单线条？周制分量的加重，是不是意味着秦制色彩的减弱？魏晋以降，秦制在制度结构中居于什么位置？秦制与周制的混成与交融，是如何在这九百年中体现出来的？——话说回来，我们得进一步深入探究“秦制”的核心意涵。

让我们回到秦自西陲崛起，秦穆公（《史记》写作缪公）确立霸业的那个关键历史时刻。公元前623年，秦因得戎人由余，“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奠定了日后秦始皇一统中国的政治根基。《史记·秦本纪》从制度优势上给出了一段精妙的记录：

（秦缪公）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弒，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16]

此时的周制，在中原已有四百余年的发展历程，显然已暴露出各种弊端，由余出自三晋，成长于西戎，又天资聪慧，经两相比较，直刺周之深弊。这也是秦穆公钦服由余，想方设法要去网罗此人的缘由；最终得了由余的智谋，实际上也就是发挥了西戎之制的优势，扩展出一股后发制胜的力量。

秦之先世，本就居于西戎之间，由余的加盟，使这股新力量进一步得以彰显。此后在秦的进一步发展壮大直至一统中国的进程中，与周制构成对待关系的这股新资源、新能量显然在不断发酵，并与周制构成制度上的互补，形成一种制度创新优势。秦制所代表的，并非与周制全然区隔的另一个制度范式，秦制同样出自周制，是周制融化周边民族异文化资源实现创造性转化的结果。我认为赵汀阳所概括的“旋涡模式”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他说中国有着强大向心力的旋涡模式，“一个根本特性在于其强劲的卷吸力”，“故能卷入一切异己而化为一体，所以中国才得以长存”。[17]周制转向秦制的历史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一模式的体现。

自汉以后，秦制所代表的自我蜕变、去腐生肌的创新模式依然在延续。再举一例，西汉文帝时，有燕人中行说随嫁到匈奴单于，多年后其在与汉之来使的对话中，尖锐地揭出匈奴之俗有优于汉礼处：

汉使或言曰：“匈奴俗贱老。”中行说穷汉使曰：“而汉俗屯戍从军当发者，其老亲岂有不自脱温厚肥美以齎送饮食行戍乎？”汉使曰：“然。”中行说曰：“匈奴明以战攻为事，其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守卫，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轻老也？”汉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无冠带之饰，阙庭之礼。”中行说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則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其约束轻，易行也。君臣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详不取其父兄之妻，亲属益疏则相杀，至乃易姓，皆从此类。且礼义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极，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筑城郭以自备，故其民急则不习战功，缓则罢于作业。嗟土室之人，顾无多辞，令喋喋而佔佔，冠固何当？”[18]

中行说与由余可谓异曲同工，深悉汉制之弊，提出匈奴之制可补汉礼之短。后来汉代在制度重建的过程中暗袭了中行说的观点，由此开制度史上胡俗入汉之端。按照赵汀阳之说，“中国的概念始终是多族群多文化的互化与共同构建的结果，既不是全盘汉化的同化，也不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拒斥与分隔，而是基因重组的再创造”。[19]中国制度史演进的一条大脉络，就是胡汉、华夷的交融，由此让制度的母体不断革新、不断丰满，也就是实现所谓“基因重组的再创造”。

赵汀阳：《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中信出版社，2016年。

汉唐九百年制度重建的生命力在此。这股磅礴的生命力，自秦汉直贯至隋唐。当年，陈寅恪已意识到这一重大关节点，他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起，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20]这是制度设计中“周秦角力”的又一条命脉所在。

汉唐九百年，汲纳、兼采周制如今已提上了制度史研究的议程；“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的融化过程，给制度史的研究提出了一项更具挑战性的重大学术课题。满眼望去，这似乎是一个学术的无人区。

2024年夏，搁笔于清华园人文楼

注释：

[1][美]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冀建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22页。

[2]梁漱溟：《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收入《梁漱溟全集》第6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43页。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十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05、256页。

[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十章，第205、200-201页。

[5]参见顾涛：《汉唐礼制因革谱》卷二、卷六，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第56、1158、1165、1168页。

[6]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绪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3页。

[7]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怒吼吧》第1期，1935年12月。

[8]冯天瑜：《周制与秦制》结语，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年，第555页。

[9]冯天瑜：《周制与秦制》第四章，第254页。

[10]冯天瑜：《周制与秦制》第七章，第460页。

[11]冯天瑜：《周制与秦制》第七章，第453页。

[12]冯天瑜：《周制与秦制》第七章，第454页。

[13]李翰：《通典序》，《通典》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2页。

[14]对钱穆之说，笔者已有所阐释，参见顾涛：《“活经学”的两条路：二十年的探索》，收入《耕读经史》，南京：凤凰出版社，2021年，第7-8页。

[15]对此可参见吴丽娱：《〈礼论〉的 兴起与经学变异——关于中古前期经学发展的思考》，《文史》2021年第1期。

[16]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92-193页。

[17]赵汀阳：《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11、138页。

[18]司马迁：《史记》，第2899-2900页。

[19]赵汀阳《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第86页。

[20]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44页。

五、后记

本书共收录13篇拙论，主题集中于秦汉到隋唐的礼制与经学，尤其注重对“礼议”的研究。书名中的“六朝”一词，学界说法不一，本书主要用来代替“魏晋南北朝”，以避免书名过于冗长。因本书各篇丛脞芜杂，所以名之曰“论丛”。

这本小集，是我志学以来学思历程的初步总结，所收论文跨越了本科、硕士、博士、工作各个阶段。上编的《两汉大臣服丧考》一文写于本科时期，《秦汉祠祀律令拾遗》《秦汉郡国祠官考》写于硕士阶段。至于本书的主体部分，即下编对六朝隋唐礼学与礼议的研究，则主要取材于博士论文。我博士期间主要关注晋至唐的礼议，着重抽绎其取证与推理的经义逻辑，博士论文亦由相关专题拼凑而成。因整体逻辑性不够强，若作为专著出版，则尚嫌不足，只得进一步打散，与其他论文一起，攒成这部论文集。

范云飞、李波：《金石藏礼：汉碑的二十种风骨》，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年。

参加工作以来，深感博士论文存在的不足，有负老师们的期望，于是立志对中古礼议进行更为通贯、更为基础的梳理。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板块：第一，梳理中古礼议文献之源流次第，尤其对《通典》所录礼议之层累堆叠的文本面貌，尝试进行揭剥离析；第二，归纳总结中古礼议的政务运作与知识生产的机制，兼顾其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不同面向；第三，在经义逻辑与历史逻辑的交织中，对若干重大礼议进行深入剖析。因为有博士期间打下的基础，所以这些工作完成得比较顺利，相关成果也结集为一部专著，名为《中古礼议与礼制研究》。两书出版之后，可视作姊妹篇，彼此参证，对于推进中古礼议之研究，或许不无小补。

这本小集也忠实反映了我读书的历程。大学以来，虽也逐步接受史学上的诸多专业训练，但始终没有建立起某种明确的专业意识。自己的所学所思，主要随着读书历程而自然流转。少年时期，我来到珞珈山，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开始阅读经史元典。当时有孙劲松老师授《周易》，于亭老师授《毛诗》，郭齐勇老师授《礼记》《孟子》，任慧峰老师兼授三《礼》与《左传》，秦平老师授《论语》，杨华老师授《史记》，徐少华、郑威老师授《汉书》，吴根友老师授《老》《庄》，骆瑞鹤老师授《荀子》，罗积勇老师授《文选》。在四部要籍中，我对《史记》《汉书》尤其有兴趣，读之忘疲，逐页披寻，竟然卒卷。就这样，十余年来的每个寒暑假都用来读史，从前四史到两唐书，也就不知不觉读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学术兴趣也完全随着读书进度而变，所以硕士阶段主要做秦汉，博士阶段又转而进入六朝隋唐，基本没有择定某一时段而专精的意识。

这是一种极为外行的做法。不过，我十分信奉章学诚的一段话：

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学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谓有美质而未学者也。夫子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不知孰为功力，孰为性情。（《文史通义·博约中》）

《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2014年。

学问必本于性情，而以功力成之。学者应抉其性之所起、情之所往，养其性，顺其情，以成其学。向外推寻学问，就是向内认识自我。学问也是一种修行。这样说来，捕捉自己在读书中所自然显露的源初兴趣，护持培养之，以猛攻深挖、死缠烂打的精神，让这一兴趣从自己生命中挣脱出来，布叶生花，——这未尝不是一种治学的可能方式。

所幸，我在求学过程中遇到了诸位良师，在为人为学方面都对我有诸多切近而著明的指引，让我在野蛮生长中得以有所剪裁，并将兴趣收敛到经学与礼制领域，不至于汗漫无归，才能顺利完成学业，走到工作岗位。本科、硕士阶段跟随杨华老师参加《礼记》读书班，逐字研读《礼记正义》，对汉唐注疏有了亲切的体认。对我来说，人文学者的工作不应是工业时代的流水线生产，也未必是农业时代的耕耘收获，更像是渔猎采集时代，人们需要熟稔气候、物候、地形、动植物的节律与习性，在大量观察与学习中捕捉蛛丝马迹，在恰当时机迅速出击，才能有所捕获。学者也是如此，需要在大量的阅读中，对文献的体裁与语感有极为细腻敏锐的把握，才能揣知作者之意旨，于隐微之际得其悬解。这是我在阅读注疏和诸史中逐渐形成的想法。博士阶段，顾涛老师因材施教，根据我的性情和专长，制定了个性化的培养方案。我对古人议论与说理之际的兴趣也因此被挖掘出来，并选定中古礼议作为研究对象。本书大多数文章，都是在与顾老师反复讨论过程中写成的。侯旭东老师在史学方法和学术视角上对我有巨大引导，使我于沉潜之中，得其高明之趣，神思因之得以发越，也开始自觉思考治史与人生的关系。

本书所收诸旧作，现在读来感觉十分稚嫩，令人赧然。按照前辈学者对待学术的沉潜工夫与郑重态度，这样不成熟的作品，本不宜轻易出版。但时代在改变，年轻学者所面临的压力与困境，已不必多言。风气之驱煽，考核之催逼，使得自己也不得不掇拾琐细，鼓勇而出。诚知拙稿一旦付梓，即公之天下，必有清议。所幸书中诸论虽有精粗之别，但差可自信，每一篇都是苦心之作。昔时披卷，任我雌黄；今日成书，随人月旦。献芹献曝，无损其诚；或紫或朱，且由公论。

最后，对本书各篇文章的最初发表及后续修改情况略作介绍：

1.《秦汉祠祀律令拾遗》，发表于《出土文献综合研究集刊》第五辑（成都：巴蜀书社，2017年），收入本书时略有修订。

2.《新出秦汉礼律简四题》，未刊。

3.《秦汉郡国祠官考》，发表于《泰山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收入本书时略有修订。

4.《两汉大臣服丧考》，发表于《珞珈史苑》2015年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收入本书时略有修订。

5.《重建汉家秩序的两种进路——汉末旧君名讳论辩钩沉》，未刊。

6.《南朝礼制因革中的王俭“故事学”》，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19年第2期，收入本书时做了大幅增订。

7.《何佟之礼学与礼议再探》，发表于《经学文献研究集刊》2022年第2辑（总第二十八辑），收入本书时做了大幅增订。

8.《试析南北朝隋唐的改撰〈论语〉现象——兼论梁武帝的制礼思路》，以《惟圣时宪：试析南北朝隋唐的改撰〈论语〉现象》为题，发表于《经学文献研究集刊》2024年第1辑（总第三十一辑）。

9.《“正体”与“爵土”：中古嫡孙承重礼议所见的家国关系》，发表于《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24年第1辑（总第三十二辑）。

10.《北朝礼议“正经”观念的凸显》，未刊。

11.《经义逻辑与社会关系网络：唐中宗郊天韦皇后亚献议再探》，发表于《唐史论丛》第38辑（2024年）。

12.《〈旧唐书·礼仪志〉会昌庙议错简、阙载及史源考》，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24年第2期。

13.《“徇情”与“节文”之间——三年丧三十六月说的展开》，发表于《历史文献研究》2023年第2辑，收入本书时略有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