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聞一多赴美留學的專業是美術，但是他卻並未集中精力於美術學習。他在芝加哥藝術學院的美術成績優秀，但繪畫創作成績不佳。次年轉學至科羅拉多大學後，他把時間和精力大都投入到新詩創作中，並未獲得美術專業學位。第三年轉學至紐約，他更未集中精力於美術學習，而致力於舞臺藝術和社會活動。其留美經歷，促進了他對西方文明的幻滅、逆反和抵觸，加深了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摯愛，後以“文化國家主義”的情懷投入到大江會的創立之中。他立志研究中國傳統文化，推尊中國本位文化以抵禦西洋的“文化征服”，是其學術轉向的根本動因。這一過程可追溯至其赴美之初，而不是梁實秋所說是1924年春天。

關鍵字:聞一多 留學 美術 文化國家主義

1948年，聞一多遇刺去世二年後，開明書店出版了《聞一多全集》。在其《序言》中，朱自清說聞一多集詩人、學者、鬥士三重人格於一身。從1925年參加《北平晨報》的詩刊到1930年轉任青島大學文學院長兼國文系主任，是他的詩人時期；此後至1944年參加西南聯大的五四歷史晚會，是他的學者時期；再以後的兩年，是他的民主鬥士時期[1]。這個劃分忽略了一個重要階段，即聞一多早年的留學時期和作為畫家的時期。

雖然聞一多終生極具藝術氣質，其繪畫、篆刻從未間斷，創作水平均屬上乘，但他畢竟沒有以此為業。他從清華畢業後赴美，所選擇的專業是美術；他在美國曾就學於三所學校，所學專業也均是美術。他為什麼後來放棄美術專業，轉而成為學者？筆者此前曾對該問題有所探討，但不夠集中[2]。本文認為，應當從其留學生涯開始研究。

聞一多於1922年7月16日從上海啟航，乘海輪赴美，到1925年6月1日回到上海，共在美國留學三年。這三年是他確定人生志向和學術旨趣的關鍵時期。他後來的學術轉向，均可由此找到起點，本文即從其時間和動機上加以考察。

一、聞一多在美國的學習成績

聞一多在美國共經歷了三個學校，分別是芝加哥藝術學院、科羅拉多大學美術系、紐約藝術學院。

第一年，進入第一所學校，芝加哥藝術學院的藝術院。

1999至2000年，筆者借在美國伊利諾大學交流訪問之機，致函芝加哥藝術學院（The School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查詢聞一多先生1920年代在該校留學的有關檔案。不久，便收到該校註冊和檔案部門（Registration and Record）的負責人費邊（Surebela B. Fabian）先生的回信。信中附錄了聞先生1922年至1923年期間在芝加哥藝術學院所學習的全部課程、課時和成績，並對其學習情況作了簡短的評價。雖然在這封公函中還轉錄了早先其他學者查詢聞一多留學情況的相關信息，表明我不是關注聞先生芝加哥留學細節的第一人，但是就筆者目力所及，目前國內尚未有相關的整理報告。因此，筆者將這份檔案翻譯如次，並擬就此與其它資料相對證，作一點初步的探索。

從1922年9月27日至1923年6月1日，34周，5天一周

秋季(1922年9月27日至1922年12月18日)

冬季(1923年1月3日—3月26日)

春季（1923年3月28日—1923年6月1日）

總計學時：上午510 ， 下午510

春季應持續到6月15日，亦即應在以上報告中另加2周。聞先生是一年級的一員，如果他完成其三年的繪畫課程，應該於1925年6月畢業。

他是其班級中最優秀（Strongest）的學生之一，在整個年度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水準。

這份成績單，記得筆者在湖北省浠水縣的聞一多紀念館內也曾見到過陳列。根據芝加哥藝術學院校方提供的檔案看來，聞一多當年的課程量極大，平均每天6節課，這對美術系的學生而言，無疑是相當繁重的。總的來說，他的成績屬於良好，

芝加哥藝術學院實行三學期制。聞一多在1922年12月27日致聞家騄、聞家駟轉父母家信中，言及其第一學期（秋季）成績：“除美術史一科外並無大考，只以平日成績定等級耳。我上月成績又進，七門功課已得六超等矣。”[3]他1923年2月10的家信說：“人體寫生從來只得上等，這回得了超等了。所以現在的分數是青一色的超了。我來此半年多，所學的實在不少，但是越學得多，越覺得那些東西不值得一學。”[4]這與上引秋季課表(1922年9月27日至1922年12月18日)中所記大致可以印證，但是絕對沒有他向家裏報告的所謂“超等”。他第一學期的得分，基本都是B，有兩門甚至是C。根據一般的大學評分制度，B是75-85分，C是60-75分，他當然都沒有達到“超等”。

1923年6月14日聞一多致聞家駟信中說，“美校今日畢課，本年成績已開展覽會，其中我頗有作品。”次月（7月）20日家信中又說：“本年在美術學院因各門成績均佳，遂得最優等名譽獎。”[5]通過這個作品展覽會，可以看出他在全年級同學中成績名列前茅。

有兩份官方檔案的描述，可以佐證他在該校學習的成績。

其一是1923年6月9日，芝加哥美術學院註冊幹事致函華盛頓特區中國教育代表團趙團長，報告聞一多的學習情況。其信云：

我很高興地寄上聞多先生的成績副本，他自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至一九二三年六月一日就讀於芝加哥藝術學院的藝術院……聞多先生是一年級學生，如他攻讀完畢三年的繪畫課程，將可於一九二五年六月畢業。他是班上的優秀成員之一，在這一年中他成績一向優良。[6]

這個評估，應是當時對聞一多在該校整年的評價，筆者沒有見到這份原件，據《聞一多年譜長編》所載，“信中開列成績單，有生物速寫、靜物素描、雕刻字、藝術概況、透視畫法、設計、構圖、研究等，得二十二個優，五個良+（據英文原件，聞名譯）”[7]。這份成績單與筆者所見的成績單似有不同。

其二是1923年9月18日，為了方便聞一多的轉學，芝加哥美術學院註冊幹事致函科羅拉多大學藝術學院副院長羅珊·F·利明斯小姐，介紹聞一多在芝加哥的學習成績，其內容云：

聞多先生讓我寫信給您，介紹他去年在藝術學院就讀的情況。聞先生自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入校至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五日這一學年中每日參加學習。以下是他學習的課程表及成績的記錄的副本：生物速寫，良+；靜物素描，優，表揚；設計，優；雕塑刻字，良+；研究，優；透視畫法，優；藝術史，優，表揚。您不難看出聞多先生在一切課程均獲優秀成績。在六月十五日，他還獲得特殊的校方表揚，以獎勵他的全面優秀成績。他令人信服地完成了三年基礎藝術課程的頭一年課程。我很高興地向您推薦他，他是一名具有才幹的勤奮學生。（據英文原件，聞名譯）[8]

以上幾份檔案或官方信件說明，入美後的第一年，聞一多在芝加哥的美術學習相當刻苦，成績也比較優秀。不過，他學習的都只是美術專業“三年基礎藝術課程的頭一年課程”。其“創作”課成績為E，其“藝術調查”課成績為C，可以說成績不佳。之所以如此，原因可能有二：一方面，當時芝加哥美術學院的分數是由平時課程的積分而得來，為了做新詩，他也偶爾缺席繪畫課程[9]，他得不到高分不足為奇。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在繪畫方面的才氣和潛質，並不樂觀。

第二年，進入第二所學校，科羅拉多大學藝術系。

1923年9月中旬，聞一多轉學到科羅拉多大學。聞一多稱之珂泉，與在那裏留學的好友梁實秋等人同住。轉到科羅拉多後，他覺得當地空氣好，但美術水準很低：“此間若論習畫殊不及芝加哥，故擬於此年多讀書——西洋美術史及美術之原理。”在剛到珂泉伊始，優美的環境令他對美術的興趣反而有所增加：“如今習畫越久，興趣越深，而野心亦越大。我欲在美術上大努其力了。”[10]不過根據梁實秋的說法，聞一多到科羅拉多後，也與梁氏一同選修了英文詩歌的課程，獲益匪淺，“從此他對於文學的興趣愈益加濃，對於圖畫則益發冷淡了”[11]。

由於在芝加哥受過良好的美術課程訓練，在美術學科比較薄弱的科羅拉多大學，聞一多的成績顯得非常突出，並獲得科羅拉多大學畢業證書。其1923年5月家信云：“前月舉行成績展覽會，以我之作品為最佳，頗得此地報紙之讚美，題意可譯為‘中國青年的美術家占展覽會中重要部分云云’。”[12]但是因為不諳數學，他沒有在該校拿到學位。1924年6月上旬在該校畢業，其14日的家信說：“學校大考已畢。此校今年中國人得學士學位者六人。我亦得畢業證書，習美術者不以學位論也。”[13]他沒有拿到美術專業的學位，還可由他給聞家驥的另一封家信得到佐證。1923年11月30日，其信說，自己“因不曾習三角與立體幾何”，“故不能得學位，攻美術者固不在乎學位，然我若於數學稍有根柢，取一學士頭銜，易易如拾草芥耳”。他說自己其他學科綽綽有餘，而數學不敢問津，所以叮囑聞立忠、聞立勳兩侄千萬不要放鬆學習算術[14]。

第三年，進入第三所學校，紐約藝術學院。

1924年9月初，聞一多又轉學至紐約藝術學院。他的專業雖然仍是美術，但是實際上並沒有真正花功夫研究繪畫的學業，相比於前兩年，可以說是徹底地心有旁騖了。據1948年季鎮淮《聞一多先生年譜》載，聞一多到紐約後，加入了“紐約藝術學生聯盟”（Art Students’ League of New York），“但興趣卻在演戲”[15]。

梁實秋回憶說：“一多在一所紐約藝術學院註冊，還是繼續學畫，但是事實上他這一年沒有好好的上課，先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後來索興不去上學了。”[16]其實，他在紐約主要是與來美專攻戲劇的余上沅、 趙太侔、熊佛西等青年往來，注意力集中在戲劇方面，他自言“戲興很高”、“兩次演戲，忙得我頭昏腦亂，沒有好好的畫過一次畫”。其繪畫才能可能轉向舞臺美術方面：“上星期整個沒上課……如今 art department 的事只我一人包攬”[17]。其後紐約留學生的戲劇表演（如《琵琶記》的佈景、服裝、化妝等）、孫中山逝世追悼會的佈置（比如孫中山遺像的炭筆畫即出自其手筆）等活動，他都積極參與，並承擔美術方面的實際操作，這花費了他大量時間和精力。

1925年初，聞一多又與梁實秋、顧毓琇、余上沅、張嘉鑄、熊佛西、林徽音（因）、梁思成等人共同組織了“中華戲劇改進社”，大力推進國劇運動，擬定了很多計畫，並寫信向國內的胡適求助。說明他在回國前夕，仍將注意力集中在中國戲劇方面，而不是美術方面。

總體而言，聞一多具有極高的美術天分，但是他在美國留學期間並沒有專注於美術學習和美術創作。他的美術學習起步甚早，在清華期間，就是美術社成員。正如梁實秋評價所說，“他長於圖畫，而且國文根柢也很堅實”[18]。他在芝加哥美術學院學習了美術的基礎理論課程，據梁實秋《談聞一多》所說，“在線條上，在濃淡陰影上，我覺得表現都很不錯，至少我覺得有活力”[19]。後來聞一多在篆刻和美術設計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他在美國的後面兩年，均沒有集中精力於美術，據其同學楊廷寶回憶：

（清華）快畢業的時候，我們的美術老師司達女士希望我們兩個都在學習專業的志願書上填寫美術，我因考慮到家庭生活問題，決定填上建築學，而聞一多當時即決定學美術。但到美後不久又改學戲劇，並邀我到紐約，勸我改學舞臺佈景。[20]

雖然《聞一多年譜長編》已經指出，聞一多後來在美國並未改變專業，但楊氏與聞一多是同學，聯繫密切，他對聞一多後來改學戲劇的印象一定不是空穴來風。可能聞一多後來的興趣和精力都投入到戲劇舞臺設計之類，而不再是專業的繪畫，所以才給其同學留下如此印象。

二、聞一多放棄美術專業的時間

聞一多在美國留學期間，更多的精力放在美術專業之外，即新詩和中國古典文化研究。

他赴美伊始，即開始在文學與美術中做出選擇，認為文學才是自己真正所好，而美術反居其次。1922年8月16日，他剛到芝加哥，在致聞家騄轉父母親的家信中，已經明確表示在文學與美術兩者之間進行抉擇的苦惱：

近來生活猶常，看書、作筆記而已。現已作就陸遊、韓愈兩家的研究，蠅頭細字， 累紙盈寸矣。惜有時欲求參考書不可得，真恨事也。我現在所從事之著作乃以為將來歸國教授之用，惟每念及此，輒為心憂。我在此習者，美術也，將或以美術知名於儕輩。歸國後孰肯延我教授文學哉？求文學教員者又孰肯延留學西洋者教中文哉？我既不肯在美棄美術而習文學，又決意歸國必教文學，於是遂成莫決之問題焉。[21]

由這封信可知，他剛到美國時既表現出對文學和美術都不肯放棄的矛盾心理。實際上，在赴美前夕、赴美的輪船上，以及在芝加哥期間，他幾乎經常與清華的文學社團保持聯繫，並不斷發表作品，他與梁實秋、吳景超、顧毓琇等好友通信時，也一直在談文學。

1922年9月25日，芝加哥美術學院秋季學期開學。經過兩周的美術專業學習之後，聞一多於10月9日給父母寫家信說：“美術學院開課兩時期矣，男之成績頗佳，屢蒙教員之獎許。美國人於此道誠不足畏也。”同時又說，“每日早入學，晚回寓，尚有時間研究文學”[22]。可見他一開始就將文學與美術兩線兼顧，白天習美術，晚上習文學。同年10月15日，他在致聞家騄、聞家駟的信中說，“我的功課做得還算得意”，“我進此專門學校後，益發對於自己的美術底天才有把握了，只要給我相當的時間，我定能對於此途有點成就”。不過，他說美術沒有窮盡，自己“對於文學的趣味還是深於美術。我巴不得立刻回到中國來進行我的中國文學底研究。我學美術是為幫助文學起見的”[23]。同年10月28日，他在致聞家騄轉父母的信中，一再表示，三年後將回國，其理由即是研究文學：“恐怕我對於文學的興味比美術還深。我在文學中已得的成就比美術亦大。此一層別人恐不深悉，但我確有把握。”[24]可見，在芝加哥學習階段，他的專業興趣就已在文學方面。不過，他此時的“文學”恐怕更多是新詩創作。

1923年1月14日，他在致聞家騄、聞家駟轉父母的信中，計畫縮短在美國的學習時間，並再次表明心跡：“我未曾專門攻文學，而吾之文學成績殊不多後人也。今在此學美術，吾之把握亦同然。吾敢信我真有美術之天才，學與不學無大關係，且學豈必在課堂乎？”[25]他在同年3月8日致聞家騄、聞家駟轉全家的家信中一再表示，“功課也作得有興，但詩興總比畫興濃些”[26]。

聞一多認為，西洋畫不如中國畫。1923年2月10他在致聞家駟信中說：“我現在着實懷疑我為什麼要學西洋畫，西洋畫實沒有中國畫高。”[27]在20世紀確實存在一些將東方繪畫與西方繪畫進行比較的說法，例如1956年7月29日，張大千拜訪畢卡索，就有傳說後者對東方藝術大為激賞，聲稱中國人何必到歐洲來學畫。

1924年6月14日的家信中，他說美術之學對於拯救國家效用太慢：“美術之為學，其功難就而無窮，惟有寬以歲月以俟效耳。……近者且屢思研究美術，誠足提高一國之文化，為功至大，然此實事之遠而久者。當今中國有急需者焉，則政治之改良也。”他認為靠美術專業謀得一個收入穩定的職業並不困難，由之提高國民素質，固然重要，但太遙遠，他認為此時當務之急是通過改良政治而實現救亡，振興民族：“客歲同人嘗組織大江學會，其性質已近於政治的，今又有人提議正式改組為政黨，共進步之第一步驟則鼓吹國家主義以為革命之基礎。” [28] 他將這些關主國事的政治活動視為受過教育者的“責任心”。

1925年，他轉學到紐約後，開始傾心於戲劇，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與他的文化國家主義理念是一致的。他在給梁實秋的信中說：“紐約同人皆同意于中華文化的國家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我決意歸國後研究中國畫，並提倡恢復國畫以推尊我國文化。……我國前途之危險不獨政治、經濟有被人征服之慮，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禍患。文化之征服甚於他方面之征服千百倍之。杜漸防微之責，舍我輩其誰堪任之！”[29]

他親身經歷的兩件事，使他對於美國的種族歧視和文化歧視產生極大憤怒。其一是1923年7月，美國學校選派優等生赴巴黎、羅馬學習，而聞一多獲得芝加哥美術學院最優等名譽獎，卻因不是美國人而無緣赴歐，於是他生出“送給我我還不要呢”的憤慨，說“於此更見美人排外觀念之深，寄居是邦者，真何以堪此？”[30]其二是1924年6月科羅拉多大學的畢業典禮。據梁實秋回憶，美國畢業生一男一女排成一雙一雙縱隊走向講臺領取畢業證，而當時竟沒有美國女生願意與這6個中國留學生成雙作對，結果學校當局只好“苦心安排讓我們六個黑髮黑眼黃臉的中國人自行排成三對走在行列的前端”[31]。聞一多對此極感憤怒。

加上此前清華學長陳長桐因理髮受歧視、同學梁實秋因車禍被索賠等事件，令聞一多更加受到刺激，更加認為美術不能振興國家，惟有投身政治，振興民族和國家，中華民族才能在世界立足。於是他更加堅定了放棄美術的決心，轉向文化國家主義的愛國信念（詳下）。聞一多後來回憶說，正是大江學會的國家主義，使他的功課受到影響：“我在外國所學的本來不是文學，但因為這種Nationalism的思想而注意中文，忽略了功課。”[32]

至於聞一多放棄美術專業，從繪畫轉入學術的時間，梁實秋說是在1924年春天三月左右。具體的導火索，是其畫作落選。當時紐約每年一度舉行畫展，要從收到的大量畫作中嚴格挑選。已轉至科羅拉多學大學學習美術的聞一多，在極賞識他的利明斯教授和梁實秋等好友的鼓勵下，埋頭做畫一個多月。“後來共畫了十幾幅，都配了框，裝箱，寄往紐約”，結果，只是有一幅畫美國偵探的畫像得了一顆銀星，算是“榮譽的提名”，其他均未入選。梁實秋說：“這打擊對於一多是很嚴重的，以我所知，一多本不想作畫家，但拋棄繪畫的決心是自此始。”[33]如前所述，聞一多在繪畫方面的學習成績一向不錯，但是他到科羅拉多之後在繪畫創作方面並無根本進展。按照梁實秋的說法，聞一多最終放棄美術而轉入學術，應當就是1924年春天。

通過以上梳理，我們認為聞一多放棄美術專業的時間可能更早。在留美之初，他對文學的興趣就不讓於美術，後來在美術創作方面又遇到挫折，他所受到的種族歧視和振興中國文化的熱情，促進了他放棄美術，轉而從事新詩創作和文學研究。

三、聞一多學術轉向的動因

聞一多少承庭訓，飽讀儒經，但到了“美國化的清華”[34]，他不禁興趣為之一轉，開始傾心於耶教（基督教），成了西方文明的崇拜者，在他1919年1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

造克列女士讀耶經，甚有感觸。三年前尚觀性理書，以檢點身心。今年齒進而反疏忽，下流之趨殆可必乎！耶家言雖異於儒書，且多近不經，要其足以益吾身心一也。後此必按期到班。[35]

他的崇拜西方文明，同他的接受新思想、追逐新潮流，是與日共進的。1922年7月開始放洋留美，他仍抱着對西洋文明的美好憧憬而去，但自上船始，便處處感到“大失所望”，到芝加哥才一個星期（1922年8月14日），就有“厭惡”之歎[36] 。儘管如此，直到同年9月1日，他從美國寄給梁實秋、吳景超的信中還說：“我對於宗教的信心還沒有減替，我相信宗教可以救我。”但此時他對宗教和西方文明已有所動搖了，說：“但是我怎敢講得這樣有把握呢？我還是講：I’ll do my best罷！”接下來他寫道：

與我同居的錢、羅（錢宗堡和羅隆基──引者注）二君不知怎地受了我的影響，也鎮日痛詆西方文明（我看稍有思想的人一到此地沒有不罵的）。我們有時竟拿起韓愈底《原道》來哼了。[37]

只有身臨其境，才對西洋文明有了真切認識，此前的隔洋遠眺顯然並沒有真正瞭解西方文明。可以說，留美後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內，24歲的聞一多就已對西洋文明產生幻滅。在同年12月4日致吳景超的信中他宣佈：“我失了基督教的信仰”[38]。

是什麼使他多年來對西洋文明的憧憬潰於一旦？在據推測是寫於1923年1月1日的一封信（因信中談到“昨日寫畢至此今日已易一年矣”）中，他對好友吳景超寫道：

自從到美以後，做了些什麼事？我的事做的不能說少。但是你知道這邊的人是怎樣看我麼？他們眼裏的一多是個大大墮落的，江河日下的一多。我何必要他們知道我。不錯我的宗教觀念改了，但是我的理想沒有改。但是批評的人自己比我更不配講宗教。他們批評我為的是另一件事。我現在不必告訴你，候我的小說作完了你便知道了 （nothing romantic, mind you）。[39]

這封信中所提到的小說本可以成為推測他信仰改變的一個關鍵，但遺憾的是他那篇小說終究沒有看到──或許沒有做出來，或許沒有流傳人間──於是我們只好從這封信以及他同時期的其它文字中加以推測。首先，他這篇小說大概以留學生生活為基本背景，但肯定不是郁達夫《沉淪》式的作品，因為如他所言，並無浪漫的內容；其次，他稱自己的“理想”並沒有改變，可能指的是仍然懷有信仰。在此前1922年12月4日他給吳景超的另一封信中，他也說到自己雖然不再信基督教了，但“還是個生命之肯定者”，而且他對同學中有人取cynic（犬儒主義，玩世不恭）和skeptics（懷疑論，不可知論）的人生態度表示了異議。[40]

聞一多到美國後哪些東西轉變了，哪些東西沒有轉變呢？筆者以為，他所改變的是對基督教的信仰，是對西洋文明的崇拜；而他對中國文化的執著之情不僅沒有改變，而且隨著他對西方文明的逆反和抵觸，反而愈加濃厚起來。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偏愛和執著，與同去的中國留學生大相異趣，簡直是一種“倒退”，所以他被同儕視為一個“大大墮落的，江河日下的一多”。

他出美伊始，就感受到了美國白種文明的排外主義，非常氣憤：“在國時從不知思家之真滋味，出國始覺得也，而在美國為尤甚，因美國政府雖與我親善，彼之人民忤我特甚（彼稱黃、黑、紅種人為雜色人，蠻夷也，狗彘也）。”[41]“彼之賤視吾國人者一言難盡。我歸國後，吾寧提倡中日之親善以抗彼美人，不言中美親善以禦日也。”[42] 國家病弱，民氣不振，其國民自然也在異域備受賤視和欺凌，這在本世紀初的留學生文字中滿篇可見。然而，與有些人不同的是，他沒有因此而自悲、自棄，沒有走cynic和skeptics之路。他從憤懣、激怒走向抵觸和自尊、自衛，很快就拋棄了原來認為可以“益吾身心”、“可以救我”的基督教，這標誌著他在內心深處與西洋文明的斷裂。

他痛恨西方文明愈深，則對中國傳統文明愈親近。而他拿來作為抵禦和排拒西洋文明的精神武器又是什麼呢？

第一，中國傳統華夷之辨中的文化中心主義和文化優越論。聞一多說：

我堂堂華胄，有五千年之政教、禮俗、文學、美術，除不嫻製造機械以為殺人掠財之用，我有何者多後於彼哉，而竟為彼藐視、蹂躪，是可忍孰不可忍！[43]

我乃有國之民，我有五千年之歷史與文化，我有何不若彼美人者？將謂吾國人不能制殺人之槍炮，遂不若彼之光明磊落乎？[44]

五千年的歷史和文化成為他們這一代人在異域飽受凌辱時的最後心理堤防，應該說與張之洞輩並無根本的不同。

第二， 東西方文明性質不同論。在他1922年8月14日的信中談了工業城市芝加哥的煤煙熏蔽之後說：

這裏便是東西文明的分別了。西方的生活是以他的製造算的；東方的生活是以生活自身算的。西方人以accomplishment為人生之成功，東方人以和平安舒之生活為人生之成功。所以西方文明是物質的，東方的是精神的。[45]

“五四”前後東西文化論戰，聞一多曾經“躬逢其盛”，傖父的《靜的文明與動的文明》、李大釗的《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他一定讀過，1920年出版的梁啟超的《歐遊心影錄》和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他也一定看過，所以此種觀點算不得罕聞獨見。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種西方物質、東方精神的見解，在當時並不代表最流行的思潮，無怪乎他要遭到同輩留學生的不理解。

有了以上的背景瞭解，我們便容易理解，他為什麼在1923年11月的一封家信中竟然說：“我在美多居一年即惡西洋文明更深百倍，耶穌我不復信仰矣。‘大哉孔子’其真聖人乎！”[46] 這個拋棄耶穌、禮贊孔聖的聞一多，與那個在清華讀《天演論》，翻譯《千年進化史》的聞一多，與那個積極投身“五四”新文化運動，聲稱“孔子的偶像打碎了”[47]，並代表清華學生出席全國學生聯合會的聞一多，幾乎截然相反。

這既在情理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早在1916年的清華時期，聞一多就有“古學之為用，亦既廣且大矣”的認識，並提出“葆吾國粹，揚吾菁華”的口號[48]。在離校赴美前夕，他又說“清華太美國化了！清華不應該美國化，因為所謂美國文化者實不值得我們去領受！……物質文明！我怕你了，厭你了！支那底國魂啊！‘盍歸乎來’！讓我還是做我東方的‘老憨’吧！理想的生活啊！”[49] 聞一多在美國說“我的理想沒有改”，正是指對中華民族文化的執著眷戀這一點而言的。

第三，對大江會的創立和投入，才使聞一多的愛國情懷上升到一定高度。1923年9月3日，他與浦薛鳳、羅隆基、吳澤霖、聞亦傳、吳景超、時昭瀛、梅貽寶、孔繁祁等一起共赴清華留美同學會，成立“新清華學會”和“大江學會”。大江學會的宗旨是“本自強不自息的精神，持誠懇忠實的態度，取積極協作的方法，以謀國家的改造”。大江學會成員，都自稱崇奉國家主義（Nationalism），取“國治而後天下平”的路徑，以達到國際主義的目的[50]。大江學會是一個愛國組織，其根本目的是用Nationalism（不是Statism，或譯作族國主義、民族主義）這面旗幟，促進中國的“文藝復興”、“民族復興”、“成為獨立的主權國家”[51]。1924年9月初，聞一多又與梁實秋、羅隆基、梁實秋、時昭瀛、吳景超等人聚於芝加哥，將該組織改組為大江會。

他在美國的後兩年，積極參與並發起組織大江學會，其深意正與上述思想路向一脈相承，即在於“推尊我國文化”，以與西方文明相頏頡，他名之為“中華文化國家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

紐城同人皆同意于中華文化國家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從一方面看我輩不宜恭維日本，然在藝術上恭維日本正所以恭維他的老祖宗──中國。我決意歸國後研究中國畫並提倡恢復國畫以推尊我國文化。……我國前途之危險不獨政治、經濟有被人征服之慮，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禍患。文化之征服甚於他方面之征服千百倍之。杜漸防微之責，舍我輩其誰堪任之！[52]

這不啻為“文化國家主義”的另一篇宣言，其中充滿了對民族文化的憂患意識，以及推尊民族文化的沉重而又嚴肅的使命感。所以他在美國辦雜誌時，特別注意宣傳中國的拓碑（書法）、舊劇、瓷器、繪畫、建築、名勝、服裝等等。如前所言，他認為“西洋畫實沒有中國畫高”。他說1923年2月作《長城下之哀歌》，“是我悲慟已逝的東方文化的熱淚之結晶”[53]，1925年3月作成的《七子之歌》《南海之歌》“也是國家主義的呼聲”[54]。他的《憶菊》《長城下之哀歌》等篇什中的很多比喻、象徵，都與中西文化的對抗有關[55]。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表達他對“文化之征服”的抗爭。此後聞一多轉而致力於闡釋和發揮中國傳統文化，就是要具體地實踐他的“文化國家主義”──文化上的國家主義，實際上是一種愛國主義、救國主義的文化觀。

一般認為，他是在1928年執教于武漢大學後，尤其是在1930年執教于青島大學後，才轉向中國古代文化史的研究；事實上他在1925年回國後，也確實加入《晨報副刊·詩鐫》的詩人團體，並創辦《新月》雜誌，與徐志摩等人往來熱烈。但筆者以為，這種劃分還是流於粗疏，我們勿寧把他1925年5月回國到1930年的這幾年看作是一個過渡期，因為他此時關注的“文學”也不完全是指新詩，已有中國古典文學的內容。

眾所周知，他在芝加哥時所說的“文學”，更多的是新文學，即新詩。例如，他談到《紅燭》的結集出版時說，希望“歸國後在文學界做生涯，故必需早早做個名聲出去以為預備”[56]。但是另一方面，他所謂文學也指韓愈、陸遊等古典文學（他自己也說“我研究文學現在沒有一定的規則或計畫”）。從他與梁實秋的通信看來，他也不是完全心系新詩，研究古典文學的心願早在其中了：“我的唯一的光明的希望是退居到唐宋時代，同你結鄰而居，西窗剪燭，杯酒論文——我們將想像自身為李杜，為韓孟，為元白，為皮陸，為蘇黃，皆無不可。”[57]即使是在他的新詩中，他也主張加入古典的成分，而不是一味地求新：“至於詩中的故典同喻詞中，也可看出我的復古的傾向日甚一日了。”[58]1923年4月8日致聞家駟信云：“近方作《昌黎詩論》，唐代六大詩人之研究一也。義山研究迄未脫稿，已牽延兩年之久矣，今決于暑假中成之。”[59]

更加明確的是，他在回國前夕的兩封信表明，他那時就已打定主意要淡出新詩領域，轉而從事古典文學的研究。1925年4月致梁實秋的信說：“來示謂我之詩風近有劇變，然而變之劇者，孰過於此。”[60]接下來他抄錄了幾首舊體詩，其中第一首是：

六載觀摩傍九夷，吟成鴂舌總猜疑；

唐賢讀破三千紙，勒馬回韁作舊詩。

此詩的題目是《廢舊詩六年矣。復理鉛槧，紀以絕句》，以往的研究很少注意及此。筆者以為，此詩正是理解聞一多學術轉向的重要材料。他從1919年學做白話新詩以來，到寫此信時正好六年，故有“六載”之說[61]；“觀摩傍九夷”是指新詩流於模仿西方詩風和過於散文化，墮入“迷途”[62] ，“九夷”一詞則反映了他對西洋文明的逆反、抵觸和蔑視；“鴂舌”之典，語出《孟子·滕文公》中的“南蠻鴂舌”一語，是對南方邊地方言的譏侮，更進一步表達了他對“觀摩”西方文化的新詩的不滿，對西洋文明的蔑視不言而喻；“總猜疑”表明他對新詩前途的彷徨和懷疑；而結果就是回歸“唐賢”和“舊詩”，由之寄託他對中華衣冠文明的深愛。這足以說明，聞一多從新詩向古典文學研究的轉變，與他對中西文化的好惡取捨有關，是一種“早有安排的自覺行為”。由此，那種認為聞一多回國後因職業和生計所迫才轉向古史研究，和因為“向外發展的道路走不通”才轉為“向內走”的說法，便顯得不夠全面了。

總之，聞一多早在1925年就表示“勒馬回韁作舊詩”，已經預示著他從新詩創作向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轉變，而這種轉變顯見得是以抵觸和蔑視西方文化、推尊中國本位文化為思想動因的。正如季鎮淮所說，是“和他的強烈的愛國主義分不開”的[63]。再聯繫到他後來所說：“經過十餘年故紙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們這民族，這文化的病症，我敢於開方了。”[64]他最終是想通過古典文化的研究，來為我們民族的振興開一劑療救的良方。然而正如他自己所不敢肯定的那樣，“環境”最終未能讓他完成。

四、結論

1922年至1925年，聞一多在美國留學三年期間，奠定了他的人生志向和學術旨趣，也正是在這三年中，他逐漸放棄美術專業，轉向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他在芝加哥藝術學院時的美術成績非常優秀，但繪畫創作成績不佳；次年轉到科羅拉多大學，把時間和精力大都投入到新詩創作，並未獲得美術專業學位；第三年轉學至紐約，他更沒有集中精力於美術學習，而致力於舞臺藝術和社會活動。他放棄美術專業的時間，並非梁實秋所說是1924年春天他投稿失敗所致，可以上溯至他到美國之初。他和其他中國留學生在美國的經歷，促進了他對西方文明的幻滅、逆反和抵觸，進而加深了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偏愛和執著。對大江會的創立和投入，使聞一多的愛國情懷上升到一定高度。懷著“文化國家主義”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他立志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以抵禦西洋世界的“文化征服”，達到推尊中國本位文化的目的，這是他學術轉向的根本動因。

(本文载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中心编：《中国文化论丛》2023年第2期，总第5期。)

注释:

[1] 朱自清：《開明版<聞一多全集序>》，今收錄於《聞一多全集》第12卷附錄，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42-451頁。朱先生此文作於1947年8月，其中說法稍有失誤，聞一多就任青島大學是在民國十九年（1930）秋天，而不是在民國十八年（1929）。

[2] 楊華：《“勒馬回韁作舊詩”——聞一多的第一次轉折》，《光明日報》2000年1月14日C4版。楊華：《論聞一多的中國文化史研究》，《聞一多研究集刊》第9輯，武漢出版社，2004年，第145-167頁。

[3] 聞黎明、侯菊坤編：《聞一多年譜長編》（增訂本），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04頁。湖北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曾出版聞、侯二氏所著《聞一多年譜長編》，但2014年的增訂本增加了不少材料，以下凡引用此書，均以增訂本者為准，不另注明。

[4] 《聞一多年譜長編》，第207頁。

[5] 《聞一多年譜長編》，第216頁。

[6] 《聞一多年譜長編》，第216頁。

[7] 《聞一多年譜長編》，第216頁。

[8] 《聞一多年譜長編》，第219頁。

[9] 聞一多1923年2月18日致梁實秋信，見《聞一多年譜長編》，第209頁。

[10] 《聞一多年譜長編》，第222頁。

[11] 《聞一多年譜長編》，第223頁。

[12] 《聞一多年譜長編》，第230頁。

[13] 《聞一多年譜長編》，第230頁。

[14] 《聞一多年譜長編》，第223頁。

[15] 季鎮淮：《聞一多先生年譜》，《聞一多全集》第12卷附錄，第480頁。

[16] 《聞一多年譜長編》，第234頁。

[17] 《聞一多年譜長編》，第235-236頁。

[18] 梁實秋：《秋室雜憶·清華八年》，《聞一多年譜長編》，第147頁。

[19] 梁實秋：《談聞一多》，《聞一多年譜長編》，第216頁。

[20] 楊廷寶致黃延覆信，1980年7月17日，見《聞一多年譜長編》，第126頁。

[21] 《聞一多年譜長編》，第182頁。

[22] 《聞一多年譜長編》，第194頁。

[23] 《聞一多年譜長編》，第195頁。

[24] 《聞一多年譜長編》，第197頁。

[25] 《聞一多年譜長編》，第206頁。

[26] 《聞一多年譜長編》，第210頁。

[27] 《聞一多年譜長編》，第208頁。

[28] 《聞一多年譜長編》，第231-232頁。

[29] 《聞一多年譜長編》，第245頁。

[30] 《聞一多年譜長編》，第217頁。

[31] 《聞一多年譜長編》，第231頁。

[32] 聞一多：《五四歷史座談》，《聞一多全集》第2冊，第367頁。

[33] 《聞一多年譜長編》，第229頁。

[34] 聞一多：《美國化的清華》，《清華週刊》1922年5月12日，《聞一多全集》第2卷，第342頁。

[35] 聞一多：《儀老日記》，《聞一多全集》第12卷，第412頁。

[36] 聞一多：《致吳景超、翟毅夫、顧毓琇、梁實秋》，《聞一多全集》第12卷，第53頁。

[37] 聞一多：《致梁實秋、吳景超》，《聞一多全集》第12卷，第68頁。

[38] 聞一多：《致吳景超》，《聞一多全集》第12卷，第122頁。

[39] 聞一多：《致吳景超》，《聞一多全集》第12卷，第132頁。

[40] 聞一多：《致吳景超》，《聞一多全集》第12卷，第122頁。

[41] 聞一多：《致父母親》，《聞一多全集》第12卷，第50頁。

[42] 聞一多：《致父母親》，《聞一多全集》第12卷，第138頁。

[43] 聞一多：《致父母親》，《聞一多全集》第12卷，第50頁。

[44] 聞一多：《致父母親》，《聞一多全集》第12卷，第138頁。

[45] 聞一多：《致吳景超、翟毅夫、顧毓琇、梁實秋》，《聞一多全集》第12卷，第52頁。

[46] 聞一多：《致家人》，《聞一多全集》第12卷，第194—195頁。

[47] 聞一多：《恢復倫理演講》，《聞一多全集》第2卷，第319頁。

[48] 聞一多：《論振興國學》，《清華週刊》1916年5月17日，《聞一多全集》第2卷，第282頁。

[49] 聞一多：《美國化的清華》，《清華週刊》1922年5月12日，《聞一多全集》第2卷，第342頁。

[50] 聞一多：《關於新清華學會及改組董事會二事的答覆》，《清華週刊》第309期，1924年4月11日。《聞一多年譜長編》，第219頁。

[51] 聞黎明：《聞一多與“大江會”——試析20年代留美學生的“國家主義觀”》，《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

[52] 聞一多：《致梁實秋信》，《聞一多全集》第12卷第215頁。

[53] 聞一多：《致梁實秋信》，《聞一多全集》第12卷，第149頁。

[54] 聞一多：《致梁實秋信》，《聞一多全集》第12卷，第220頁。

[55] 黎風：《聞一多文化觀的發展》，載《聞一多研究叢刊》第二輯，武漢出版社，1998年，第125頁。

[56] 《聞一多年譜長編》，第195頁。

[57] 《聞一多年譜長編》，第207頁。

[58] 聞一多1923年3月17日致吳景超、梁實秋信，《聞一多年譜長編》，第210頁。

[59] 《聞一多年譜長編》，第212頁。

[60] 聞一多：《致梁實秋》，《聞一多全集》第12卷，第222頁。

[61] 很難考證聞一多的第一首新詩創作於何時。在其1919年的《儀老日記》中，2月10日有“近決志學詩”，3月4日有“《學報》用白話文，頗望成功”等句。但據季鎮淮《聞一多先生年譜》，其第一首新詩《西岸》發表於1920年7月的《清華週刊》191期上，《聞一多全集》第12卷附錄，第470頁。

[62] 林植漢：《論聞一多對新詩發展的貢獻》（上、下），《湖北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4期，第6-13頁；1988年第2期，第36-42頁。

[63] 季鎮淮：《聞一多先生與中國傳統文學研究》，季鎮淮主編《聞一多研究四十年》，清華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142頁。

[64] 聞一多：《致臧克家》，《聞一多全集》第12卷，第3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