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先生（1927--2014）是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中国哲学史家、教育家。今年9月9日，汤先生仙逝，学界震悼。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深思力行，著作等身，为弘扬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而操劳了一生。笔者谨以此文，深切悼念汤先生，缅怀他的学术贡献。
汤先生有很强的问题意识，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深度发掘、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工作，为中国哲学的精华在当代中国与世界之可能的贡献不懈陈辞，大力推动了中国哲学的世界化与世界哲学的中国化，推动了儒释道、中西马的互动。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古今中外大的学术文化思潮的碰撞交融及当代世界文明对话的过程中，汤先生是有心人，立足学术，以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以健康开放的心态、深度的同情理解、内在的自我批评，继承并超迈前贤，力求做到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完整准确的理解与创造性的诠释，经世致用，推陈出新。
汤先生继承并弘大乃父用彤先生的学术传统，在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佛教、儒学、中国文化与哲学、中西文化与哲学之比较等领域都做出了深入的、精专的微观与宏观研究，有独到见解与较大贡献。
在魏晋玄学领域，汤先生以郭象为纽结，着力于玄学本体论及其范畴的研究。他指出：“魏晋玄学是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企图调和儒道，会通‘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它所讨论的中心为‘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法来讨论有关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问题，也就是……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问题。”（《汤一介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二卷，第12页。）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先生的特点是：1、资料先行，个案为基础。竭泽而渔，吃透有关郭象及玄学的所有材料并予以细腻的梳理。2、以哲学问题与范畴系统为骨架。他的专著《郭象与魏晋玄学》（修订扩充后，现为《汤一介集》第二卷）之方法学的原则是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论。该著的优长恰恰在于揭示了《易》、《老》、《庄》三玄，特别是魏晋玄学的体用、本末、有无、动静、言意之辨，特别是“知”与“无知”、圣人可否“学致”、“外资”与“独化”、“入世”与“超世”、“自然”与“名教”、“无待”与“有待”等问题。这里有一个背景：本书出版的1983年前后，汤先生与张岱年、冯契、萧萐父、陈俊民、方克立等先生一道，推动了全国中国哲学史学界的范畴与问题史研究。3、小中见大，前后贯通，透过郭象把握整个玄学思潮及其发展脉络。他重视剖析每位思想家内在的矛盾与紧张，又把围绕魏晋玄学中心问题而展开的各位思想家之间的逻辑联系清理出来。他把郭象与正始时期的何晏、王弼，竹林时期的嵇康、阮籍、向秀，以及同为元康时期的裴頠等人的学术异同梳理得清楚明白，并论证了郭象如何下启东晋的张湛，彼此间的理论联系。他尤其能通过郭象哲学探寻儒道之间的真实关系，以“游外以弘内”、“无心而顺有”统一内圣与外王、个体精神自由与社会伦常。4、汤先生当时的这一研究仍不免有时代印痕，受黑格尔哲学史观的影响过重，而他日后努力修正、弥补这些缺憾，对玄学的人生哲学、精神境界与方法有了更深的体验。
在早期道教史领域，汤先生于1988年出版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一书，以后更名为《早期道教史》，续有补充修订，现为《汤一介集》第三卷。他着力对中国本土的宗教----道教的创立与早期发展、最基本的教义、主要的经典与代表人物的思想作了深入的研究，特别对《道德经》、《太平经》、《老子想尔注》、《老子河上公注》等经典，对葛洪、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成玄英等思想家的分析尤为精到。诚如作者在2012年的新版自序中所说：他在上一世纪80年代即区分了“宗教”与“迷信”，肯定宗教对人类社会生活，对人的心理与精神需求的意义；他论证了道教成为一种完整意义上的宗教，经过了两三百年的时间，其间形成了该教的理论、教规仪式、经典系统、神仙谱系与传授历史；他注意到道教不仅与道家思想密切相关，而且与儒家社会政治理论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大量吸收了印度传来的佛教的思想与教规；注意到道教与民间信仰的紧密联系；对道教特有的概念，如“道”、“气”（元气）等作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努力揭示其内涵，没有简单地扣帽子。他肯定东晋葛洪对道教理论的贡献，很重视北朝寇谦之、南朝陆修静、陶弘景在建立斋戒轨仪、道教组织与神仙谱系方面的重大作用。在研究葛洪成仙理论的影响时，汤先生指出，宗教哲学与一般哲学所讨论的问题与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如用一般哲学史上的问题来要求宗教中的哲学问题，就会抹杀宗教的特点。例如葛洪实际提出的是成仙是否可能、如何才能成仙、神形关系和个体与整个宇宙的关系问题，这不是一般哲学问题，但正是道教必须回答的理论问题。关于唐初成玄英的重玄学，先生认为，成玄英深受佛教三论宗的影响，促进道教理论精细化、系统化，开启了“内丹学”，从而使“内丹学”与“外丹学”成为道教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部分。他认为重玄学实开宋代理学心性论的先河。先生从总体上认为，道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通过道教可以使我们了解我们的民族心理、宗教信仰和思维方式，了解我们的传统科学技术、医药卫生发展的道路及其缺陷所在。他同时分析了道教的理论与实践上的内在缺失。
在佛教领域，汤先生谦虚地坦承自己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特别是没有系统研读佛经，没有学习梵文与巴利文，缺乏进一步深入探究的基础。这是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实际上，他对魏晋到隋唐的佛教哲学资料的理解很有深度，诠释非常精到。我们从他1999年出版，尔后又补充增订的《佛教与中国文化》一书（现为《汤一介集》第四卷），可以发现他在佛教哲学义理与佛教史的研究上，有不俗的成就，可圈可点。先生在佛教传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及其与儒、道、玄学的关系、僧肇《肇论》的哲学意义方面，在隋唐以来的中国化佛教宗派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哲学要旨及儒释道“三教归一”方面，在普林斯顿大学所藏《碛砂藏》等佛教典籍考订及《心经》的解读方面，极深研几，创见叠出。汤先生是哲学家，他深入到佛教哲学的深层，对华严“十玄门”与禅宗“明心见性”说有透彻的领悟与哲学的诠释。汤先生善于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回答问题。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到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形成，到宋明理学的产生，汤先生思考了“文化的双向选择”问题。一方面，中国文化不断吸收印度佛教文化而极大地丰富了自己；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入世”精神却没有被“出世”思想所改变，“相反，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却越来越走向世俗化，而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实现成佛的理想，‘挑水砍柴，无非妙道’。因此，只要前进一步，‘事君事父’也可以成圣成贤，这正是宋明理学（儒学的发展）可以在中国取代佛教的根本原因。这就说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为适应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要求而不得不变形。”（《汤一介集》第四卷，第8页。）汤先生提出并回答了为什么其他佛教宗派先后衰落而禅宗影响越来越大，终至一家独秀的问题，究其根本原因，是禅宗较好地吸收了儒道重要思想，真正中国化了，而与印度佛教不同。宗杲禅师所谓“世间法则佛法，佛法则世间法”，表明禅宗不再否定“孝养父母”等，而禅师则表白，“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相同。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施舟人教授曾向汤先生提出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因宗教思想的原因发生过战争？而其他国家、民族、地区在历史和现实中常有因宗教思想的原因发生过这种或那种的宗教战争？”汤先生研究后认为，原因是儒、释、道之间虽有矛盾冲突，但仍能共存共荣，并从内部提出“三教归一”、“万善同归”等思想协调三教关系。这“或许对治理今日世界的因宗教思想文化的不同引起种种战争的乱象有所贡献”（《汤一介集》第四卷，第214-215页）。
在儒学领域，汤先生在宏观上及重要的命题上作了深入探讨，这与他在前三个领域是个案基础的断代思潮史的研究有所不同。汤先生的学术兴趣，原在道、佛与玄学，他1983年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及在以后的交往中，深感外国学者、世界哲学界更关注中国的儒家思想，此后为了学术对话与沟通，开始关注儒学，经常思考儒学对我们今日人类社会的健康、合理发展可以在哪些方面有所贡献。20多年来，他在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多篇儒学研究论文，于2009年辑成论文集《儒学十论及外五篇》，晚年又有增补，更名为《在儒学中寻找智慧》一书，现为《汤一介集》第五卷。他关于儒家的论说并不只限于这本书，实际上，在他晚年辑成的《思考中国哲学》、《面对中西文化》等书所收的诸论文中，儒学都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他的讨论，围绕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这一中心，涉及儒学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儒学第三期发展、儒学中的真善美问题、新轴心时代儒家思想的定位、儒家伦理与企业家精神等问题，尤其是重点阐发了“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普遍和谐”、“内在超越”、“内圣外王”、“和而不同”、“礼法合治”等命题。他的研究还涉及到《周易》、郭店楚简的性情说与韩国李朝大儒南冥的思想等。他认为，儒学仍然影响着我国现代生活的各个方面，还有生命力。儒学的现代化，是对儒学做现代的解释，使它在现代社会中的某些方面发挥作用，并加入现时代的世界学术文化之中。他认为，儒学的“外在超越”不够，没有独立的认识论体系，应吸纳西学来补充、丰富自己。他晚年在《论儒学的“普遍价值”问题》、《儒家思想及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等文中，发掘儒学的普遍价值，认为儒家的“仁爱”及“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克己复礼”的思想中，包含着并可创造性转化为现代世界特别需要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相接相处的普遍之道，在“关心他人、尊重差异”的第二次启蒙中特别有优势，而且“仁”“义”“礼”可以与现代人权观念相沟通。
在中国文化与哲学领域，汤先生全方位地讨论了“传统中国文化很可能对人类社会做出划时代的贡献”的问题，包括中国的儒道文化可以让文明不再冲突等内容。2012年底，他把近30年的相关论文辑成《思考中国哲学》一书，系《汤一介集》第六卷。透过这本书，我们不难领悟先生思考传统中国社会文化与哲学的现代转型问题的慧解。他对传统哲学范畴体系、阴阳五行观念与中国医学做了细致的探索，对五四运动与现代哲学作了深刻的反思，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就考虑如何走出中西古今之争，而走向融会中西古今之学，提倡走“反本开新”之路。他主张“接着讲”，促使中西马融合，让中国文化在传统中创新。关于中国哲学的理论体系，汤先生指出，由“天人合一”及其派生的“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以及由这些基本命题所表现的思维模式“体用一源”，可以引发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三套相互联系的基本理论来，这就是“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精神”、“内圣外王之道”。这三套理论是从三个方面来表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普遍和谐观念”是中国哲学的宇宙人生论；“内在超越精神”是中国哲学的境界修养论；“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国哲学的政治教化论。这三套理论就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体系。从这三套理论，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同样也可以认识到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所在。1998年至2000年，他写了四篇论文，创造性地提出“建构中国解释学”问题，成一家之言。他梳理中国解释经典的历史，指出中国历史上主要有三种解释经典的方式，即以《左传》对《春秋经》的解释为代表的叙述事件型的解释，以《易传•系辞》对《易经》的解释为代表的整体性哲学的解释，以《韩非子》的《解老》《喻老》对《老子》解释为代表的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此外，还可以找到其他的解释方式，如《墨经》中的《经说》对《经》之字义或辞义的解释等。他还以僧肇注《道德经》为例，讲解中国经典注释的知识系统。“解释问题”对中国文化、哲学、宗教等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汤先生的意图是，运用西方解释学理论与方法，对中国注疏经典的传统做系统研究，发现其同异，最后建立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中国解释学”。
在中西文化与哲学之比较领域，汤先生高屋建瓴，以中国智慧参与世界性对话，批评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并对中西印文化的跨文化对话做出了示范。他的相关论文收入《汤一介集》第七卷《面对中西文化》一书。汤先生分析了中国文化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及从中国走向世界的问题，肯定中西文化交流对话对双方的积极意义，思考“文化热”与“国学热”。汤先生认为，西学的冲击使中国学人对自身文化有了自我反省的机会，唤起了我们的“文化自觉”，使我们逐渐知道应发扬什么，抛弃什么，吸取什么，“因而在这百多年中，我们中国人在坚守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条件下努力学习、吸收和消化‘西学’，这为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奠定了基础。”（《汤一介集》第七卷，自序第1页）他指出，“国学热”的兴起，“预示着中国人的一种‘文化自觉’，强调自身文化的主体性，追求把中国文化的发展扎根在自身的文化基础上。”（同上，第2-3页）他强调，他对亨廷顿的评析，主要是用儒家的“和而不同”等观念批评美国的“霸权”。他还以他深厚的学养，把老子、孔子、庄子的思想与西方的黑格尔、康德、谢林的思想作了比较，提出了西方哲学主要是要建立一完满的知识系统，而中国哲学则是在追求一种内在人心的精神境界。他与法国学者李比雄、汪德迈的对话，意义深远。
汤先生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笔者限于学识，管窥蠡测，对他的述评难以全面、中肯，恳请方家不吝赐正。笔者曾在多文及不同场合指出，汤先生不仅是一位醇儒、学者，而且是具有卓越学术组织能力的学术领袖，他以多元开放视野与学术敏感，开风气之先，力辟新域，以心血与生命做了大量的文化传承积累与发展创新的实际工作，创办中国文化书院等机构，积极开展对外交流，费心组织高端学术会议与讲习班，邀请诸多国外境外学者出席并讲学，主持《儒藏》编纂，组织西学东渐史、中国儒学史、经学史、儒释道三教交融史等丛书的编写等。他是人师，培养了大量德才兼备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英才。汤先生的贡献绝不应限于他的文字著述，他还有文字语言之外的精神遗产，主要是实践精神。他是一位知行合一、言行一致、内圣与外王、做人与做学问并重，有理想追求与理想境界的大师！他把全幅生命与精力奉献给了中国哲学创造性发展的伟业，是我们后辈的楷模！
（原载2014年11月5日《光明日报》理论周刊学术版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