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价值规范，也是个人在社会中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人类各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一些共同的道德标准；也有一些道德标准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独特产物，它们与当时当地的生产生活经验密切相关。近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铸就了中华民族完备的道德体系和丰富的道德内涵，今天，如何传承这些道德内涵，如何将其转化为当今道德建设的有益资源，既是相当现实的研究课题，也是极为迫切的时代使命。

一、中国历来是尊崇道德的国家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道德的民族。在近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完整的道德体系。“德”字已见于商代甲骨文，“道”字已见于西周金文。西周初年，开始告别商人的“敬天法祖”，转向“敬德保民”的政治理念。

甲骨文中已出现“德”字，但数量较少。金文中“德”字已相当常见，估计有上百条。金文中对“德”字的常见说法，有“政德”、“懿德”、“纯德”、“先王之德”等，周人常常把“秉明德”、“秉德恭纯”、“克哲厥德”、“敬顺天德”，作为贵族行为高尚的赞美之词。最有代表性的是近年公布的《燹公盨》（或读豳即邠，或读遂），这件青铜器的年代据说是西周中期偏晚的孝王或夷王时期，其铭曰：

天命禹尃（敷）土，随（堕）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飨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贵唯德，民好明德，寡（顾）在天下，用厥邵好，益吁懿德，康亡不楙（懋）。孝友，于明坙齐，好祀无废。心好德，婚媾亦唯协。天厘用考，申复用福录（禄），永孚（保）于寍（宁）。豳公曰：民唯克用兹德，亡诲[1]。

铭文先讲大禹治水的故事，随后讲到君主和官吏要有德于民，顾念天下，而百姓也要勤谨祭祀、孝顺父母、友善兄弟，通篇铭文中共有6处出现“德”字。这是西周以德治观念的明证。这些说法，与《尚书》等文献中的记载大致相近。

如果把轩辕黄帝的“修德振兵”、唐尧的“公正无私”也算作信史的话，那么，中国人的道德实践可以上溯更远。可以说，中华民族是一个道德观念和道德建设早熟的民族。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主张以德立国、以德治国。相传大禹时就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的治国理念[2]。孔子首先概括出“为政以德”四个字[3]，他认为道德建设对于国家政治最为重要，它如同天空中的北极，其他治国之术只是拱卫北极的星辰而已。儒家认为，要取得天下四方的认同，强兵富国、穷兵黩武并非上策，而应当“修文德以来之”[4]，这才是真正的“王道”。汉初的贾谊将它归纳为“怀柔附远”[5]。汉代以孝治天下，开始以“孝廉”的名目铨选人才，后代多有沿用。北周时，年仅十来岁的苏世长读《孝经》、《论语》，当周武帝问他这两部书的要义时，他总结说，《孝经》的关键词是“为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论语》的关键词是“为政以德”[6]。他的回答得到了当政者的首肯，说明统治者的治国理念从来没有离开过道德建设。几千年来没有一个朝代公开否定或者反对以德立国的。正如董仲舒所说，“以德为国者，甘于饴蜜，固于胶漆”[7]。

历代对于官吏的铨选和考评，都以道德为先。中国的官吏选任制度，经过了世袭、察举、科举等几个阶段，但无论哪种方式都把道德的美善作为选人的首要标准。西周选任时重视“六德”、“六行”和“六艺”[8]，德居其首。汉代以“四科取士”，这四科都要求有“孝悌廉公之行”，而“德行高妙”是其中的第一科。隋唐科举考试实行后，从身（体貌）、言（口才）、书（书写）、判（律法文理）四个方面来加以考核，四者通过后再考察其道德水准，“四事皆可取，则先以德行，德行均以才，才均以劳”[9]。由此看来，历朝选官用人时，所考察的大致都是德、行、才、劳几个方面，其中道德排在首位。曹操时讲“惟才是举”、南北朝时以门第取士，这并不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常态。

不仅是官吏的选拔，官吏的考核也十分重视德行。唐代考核的内容和标准主要是“四善”和“二十七最”，四善指“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这都是道德指标。清朝考核官员采取“四格八法”，四格指守（操守品行）、才（执政能力）、政（政绩）、年（年资和健康）。道德品行端正与否，是能否续任或升迁的首要条件。历代的朝政官员和地方循吏，都以“德惠于民”作为执政的最高境界；那些被革职或弹劾的贪官恶吏，大多与其道德败坏有关。

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在安定社会、统一人心时，都非常重视道德教化。孟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10]统治者和上层社会若具有良好的道德素养，无疑会对下层民间社会形成道德示范作用。对官吏的道德教育和道德感化，可从中国古代的一种独特的文体“官箴”中得到反映。这类文字专门用来劝戒官吏遵守官德，廉洁自律，其历史甚至可以上溯至秦朝。睡虎地秦墓出土有题为《为吏之道》的竹简文字，要求官吏行“五善”：“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11]类似的文献，在其他秦简中也有发现，例如，江陵王家台秦简和岳麓书院所藏秦简，前者自名为《政事之常》，后者则被整理者直接取名为《官箴》[12]。历代官吏喜欢总结一些简要、关键的为官要诀作为座右铭，来时时提醒自己，其中最常见的是“清、慎、勤”三个字，清朝各地的衙署讼堂都挂着写有这三个字的匾额[13]。这表明，历代王朝管理庞大的官僚队伍时，道德教化与法律惩戒和并行共用的方法。

向平民百姓推行道德教化更是历代为政者的首要政务。实际上，儒家向来主张“德主刑辅”，反对“不教而诛”[14]。历代统治者也宣称，道德礼教是教化百姓的根本，刑罚威杀只是不得已而用之的辅助工具。康熙皇帝就曾说过“以德化民，以刑弼教”的话。自秦汉建立“大一统”国家之后，历代朝廷都致力于“移风易俗”，即进行全国社会风尚的整齐工作，所采用的手段就是礼乐教化。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15]相对于刚性的刑罚而言，礼更能深入人心，形成道德自律：“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6]。用政治和刑罚来整齐社会，人们会规避犯罪，巧诈苟免，但是心无愧耻，难以形成自律；相反，用礼制和道德来教化百姓、整齐社会，将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可以说，这是对道德的社会功能的准确把握。历代正史都有为良吏、循吏立传的传统，读他们的传记会发现，教化百姓、整齐风俗是他们上任伊始的头等大事。

道德观念深深地影响了古人的终极追求和日常生活。孔子开创私学，分为德行、政事、文学、言语四科，其中德行居于首位。他提出，“志于道，据于德”[17]，把道作为追求的目标，把德作为立身的依据。古人有所谓“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18]相对于建功立业、著书立说而言，修养人格、积德行善是更高的境界。《礼记·文王世子》谓，上古“取贤敛才”时，也是从此三方面来加以考论：“或以德进，或以事举，或以言扬。”德行、事功和言语三项，正是孔门四科的主干，如果抛开传授本学派经典的文学科不论，孔儒一派正是从这三个方面来塑造君子人格的。大夫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居首。将修身落实到个人的日常生活，就是遵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9]，这是颜回向孔子请教如何“为仁”时乃师的回答。可见，如果视听言动都按照礼的规范来进行，便是一个有仁德的人。这种尊礼为仁的修持工夫，贯穿于中国古代的少儿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约束中。中国古代具有大量的蒙学读物（如《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弟子规》等）、家礼（如《司马温公书仪》《朱子家礼》等）、家训（如《诫外甥书》《颜氏家训》《袁氏世范》《朱子家训》《朱伯庐治家格言》等）、乡规民约（如《蓝田吕氏乡约》《南赣乡约》），这些文本都承载了道德训诫的功能。

宗教对于中国人的道德教化作用也不可忽视。古人相信，“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20]，道德修为之厚薄，直接影响到个人及其家族事业的流传长短。这种因果逻辑，在佛教传入、道教建立之后得到极大的强化，“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之类的信条[21]，成为人皆尽知的道德底线。在民间，明清时期流行过大量的“善书”，如《阴骘文》《太上感应篇》之类，它们主要宣扬因果报应、孝敬父母、和睦家庭、友善邻里、急公好义之类，其精义三教融合，已经分不出儒释道了。

由以上文化传统塑造出的中国民众，无疑是富于道德精神的国民；注重道德规范和道德建设的礼仪之邦，实际上就是一个道德国家。对此，诸多先贤都有论述，梁漱溟先生的中国“以道德代宗教”说、“以伦理组织社会”说[22]，极为典型。

二、中国古代具有丰富的道德资源

中华民族所重视的道德，是一个庞大的价值体系，它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和思想凝练，不断丰富，渐臻完备，其中一些道德条目的文化内涵随着历史的演进也在发生变化。

古人认为，“道德皆有分域，小大殊名”[23]，不同的德行是分属于不同的领域的。所以，古人在叙述时，常常用三德、四德、五德、六德、八德、九德等名目来概括他们心目中的道德。

三德。“三德”之说，见于《尚书》的《洪范》和《吕刑》两篇[24]，根据孔传及其他注解，这三德指的刚、柔、正直三种品行。东汉的陈宠、宋代的司马康在写政论时，都是用的这个概念[25]。关于三德，还有其他的定义。《周礼·师氏》载，师氏之职是“以三德教国子”，他教育贵胄子弟的三种品德分别是：至德（中和中庸）、敏德（仁义顺时）、孝德（尊祖爱亲）。据《国语》所载，春秋早期的富辰在向周襄王进谏时，把仁、义、祥视为“三德”[26]。孔子说，君子应具备仁、智、勇“三道”：“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认为这是他的“夫子自道”[27]。《中庸》认为这三者是“天下之达德”，即不因时代和族群而改变的通德。到了唐代，玄宗封禅泰山时在山顶刻有著名的《纪泰山铭》，辞谓：“朕惟宝行三德，曰慈、俭、谦。”可见他的“三德”是慈、俭、谦三种品性。此外，也有把“三才”作为三德的，新近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有《三德》篇，首句就说：“天供时，地供材，民供力，明王无思，是谓三德。”[28]天地人三才的说法，多见于上古典籍，似与道德观念无关。

四德。“四德”之说，见于《左传》，秦国饥荒，向晋人借粮，晋人不与，晋国大夫庆郑就批评其国君违背了亲、仁、祥、义四德[29]。然而，同一部文献中对“四德”又有多种说法，比如，以庸勋、亲亲、暱近、尊贤作为四德[30]，以固（置善）、顺（事长）、孝（立爱）、安（结旧）作为四德[31]，以仁、信、忠、敏作为四德[32]。而据《国语》的记载，春秋早期又有把精、忠、礼、义视为“四德”的说法[33]，也有把忠、仁、信、义视为“四德”的说法[34]。《周礼》中则把女子的妇德（贞顺）、妇言（辞令）、妇容（婉娩）、妇功（丝枲）作为四德[35]。以管子为代表的齐国政治家认为，“国有四维”，即礼、义、廉、耻，一个国家缺少了这四种道德，国家就会危亡覆灭[36]。孟子提出著名的“四端”说，把儒家的道德理论推向一个新高度，他认为人生来就必然具备四种本性，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者分别是仁、义、礼、智的起源[37]。而且，仁义礼智不是由“外铄”的，而是“根于心”的，这与他的性善论直接相关。《管子》的“四维”和《孟子》的“四端”，对于后代构筑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起到关键作用。

五德。子贡曾说，孔子具备温、良、恭、俭、让五德，并藉此五德而游历诸国，参与各国政治[38]。虽然孔子说过，能行恭、宽、信、敏、惠五德，可以算作“为仁”[39]，但在《论语》中找不到后世所谓“五常”的直接材料。“五常”之名，在《尚书》《礼记》《庄子》等文献中已有所见，但一般指的是五材或五行，即金、木、水、火、土。用“五常”指人之德性，当首见于汉初，陆贾说：“天道调四时，人道治五常。”[40]但此处的“五常”，是否就是后来所说的仁、义、礼、智、信，并没有确切证据，有学者就认为是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其后不久，贾谊说：“人有仁、义、礼、智、信之行。”[41]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首先说：“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42]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以“五常”来指代这五种德性，便成为主流话语。汉代经学的集成文献《白虎通义》明确解释道：“五常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43]可见在当时已是经学定论。值得注意的是，1970年代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帛书《五行》篇，1990年代郭店战国楚墓出土了竹简《五行》篇，两篇文献都将仁、义、礼、智、圣谓之“五行”[44]。这两篇文献从战国到汉初，一脉相承，印证了荀子关于子思、孟子“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的批评[45]，说明战国时期的思孟学派已经开始将金木水火土的“五材”，与仁义礼智圣的“五德”结合起来。战国思孟学派的“五行”说，与董仲舒及其后的“五常”说，仅一字之差（一作圣，一作信），二者之间是否有渊源关系，还须论证。

六德。西周的大司乐负责“以乐德教国子”，他教的“六德”是：中、和、祇、庸、孝、友[46]，这是西周贵族子弟的基本道德修养。而教化万民和选任官吏所用的“六德”又与之略有不同，分别是智、仁、圣、义、中、和[47]。汉代贾谊说德有“六理”“六美”，六理指道、德、性、神、明、命，六美指道、仁、义、忠、信、密：“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义者德之理也，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密者德之高也。”[48]

“八德”。宋元时期，在《管子》四维的基础上，又增加一些德目，形成“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或谓之“旧八德”。进入近代，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和孙中山、蔡元培等革命派都认为，面对东西方列强的文化压迫，中国人必须改变德性，重建新道德，于是提出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主干的道德条目，或谓之“新八德”。据说，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上，其“白日”之外有十二道光芒，它的象征含义之一“四维”加上“八德”：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九德。《尚书·皋陶谟》中提到“行有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文中又说“三德”和“六德”分别加以实行，可见“九德”是可以拆分的。据说孔子平时“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便是拿九德中的三德来衡量他的[49]。

现代学者也对传统道德进行了多种概括总结。如张岱年先生提出新“九德”说：公忠、仁爱、诚信、廉耻、礼让、孝慈、勤俭、勇敢、刚直[50]。罗国杰先生把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分作二十一个德目：公忠、正义、仁爱、中和、孝慈、诚信、宽恕、谦敬、礼让、自强、持节、知耻、明智、勇毅、节制、廉洁、勤俭、爱物、敬业、礼仪[51]。类似的工作还有不少。

由以上简单梳理可知，中国古代关于德目的说法非常庞杂，有的甚至互相矛盾。究其原因，大致有三：

第一，中国古代学派林立，思想家众多，自然观点纷呈。加之，历代文献记载散乱，史料缺乏系统性，要进行理论复原十分困难。

第二，关于道德的学说，随道历史的演变而代有新义，往往造成语义分歧，甚至混乱。

第三，更重要的原因，古人叙述时界说不明，往往将“德性”与“德行”混用，今人理解时难于把握。所谓“德性”，指道德原则[52]；所谓“德行”，指道德行为。古人把前者简称为“德”，后者简称为“行”，“在心为德，施之为行”[53]。简本和帛书本《五行》都说：“行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可见，德与行是一内一外的对应关系。在周代，与三德对应的是三行，与六德对应的是六行。例如，大司徒除了向平民传授“六德”之外，还要传授“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54]。可以说，六行是实现六德的方式和途径，而六艺则是更加外在的手段了。再如，就在前述富辰视仁、义、祥为“三德”的同时，卫国的甯庄子却把礼宾、亲亲、善善视为“三德”，显然，前者是就德性而言，后者是就德行而言[55]。富辰还曾以“七德离叛”来劝谏周襄王，其“七德”指尊贵、明贤、庸勋、长老、爱亲、礼新、亲旧[56]，显然，这也是七种操作性的治国方略，即德行，而不是德性。极而言之，中国古代常说的“三纲五常”中，五常是德性，三纲是德行。

中国文化是伦理型文化，古人在论述德性和德行时，大多据于人伦而言。春秋时期的“五教”，揭示了这五种家庭人伦关系的道德定位：“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57]这五种德性基本概括了所有的家庭伦理。然而，除了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人伦之外，还有其他一些社会关系也必须加以考虑，为此，中国古人发明了著名的“五伦”，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关系。孟子对五伦的总结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58]《礼记》又对之加以扩充，成为五对十目：“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59]文献中把这十种谓之“人义”，可以说，它是人世间所有人际关系的全面概括，世界上任何民族的人际关系也无非如此。将五伦十义学说视为中国对于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并不为过。

然而，道德的涵盖范围并不仅仅限于人际关系，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道德所应当协调的。有一个词可以概括所有这些道德范畴，那就是“彝伦”。《尚书·洪范》载，周武王初得政权，向殷商遗臣箕子请教为什么“天阴骘下民”，使得天下“彝伦攸叙”。箕子的回答是，当天下和谐，万民认同时，就是“彝伦攸叙”，反之就是“彝伦攸斁”。为了实现“彝伦攸叙”，箕子建议周武王要注意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六极。这十条原则包括如下几部分内容：

第一，掌握好个人的生命、德行和为人处事。包括：个人生命的特征，如五福（寿、富、康宁、好德、终命）、六极（凶、短、折、疾、忧、贫、恶、弱）；人际关系的原则，如三德（正直、刚、柔）；为人处事的原则，如五事（貌、言、视、听、思）。

第二，管理社会的方法，如八政（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皇极（君王统治的帝王术），稽疑（决疑占卜的顺序）；

第三，观察和顺应自然界的技巧，如五纪（岁、月、日、星辰、历数），五行（金木水火土），庶征（雨、旸、燠、寒、风等）。

正如顾炎武所说，彝伦不仅仅是孟子所说的“人伦”，它是“天、地、人之常道”，它“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可以赞天地之化育”[60]。前人也常用“日用彝伦”（朱熹语）、“道德彝伦”（陈独秀语）来概括一切道德规范。

总之，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既包括人伦关系，也包括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当谈到这三种关系时，儒家之外的释、道、法、名、墨、阴阳等九流百家，都有精深广博的思想内涵；而且，在精英文化之外，中国古代民间文化中也有丰富的道德传承和道德实践。将中国传统道德仅仅简化为儒家伦理，甚而仅仅简化为“三纲五常”“四维八德”这几个字，显然不够全面。

三、对传统道德应采取“三分法”

道德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今天的道德建设离不开传统文化，离不开传统道德，不能割断历史，否则，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

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古代的道德体系宏富驳杂，它们是否都能与当今中国的现实生活相适应？换言之，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能否与当今社会相协调？能否转化为当今社会的价值观？这需要采用历史主义的“三分法”，分层次、分类型加以梳理。

第一，传承和弘扬。某些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文明的精华，能够适应当今中国，与人类共通的价值观也可以相互通约，应毫不犹豫加以传承和弘扬。

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道德规范，是仁、义、礼、智、信“五常”。它们是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对其基本精神应当予以弘扬，作为今天道德范畴的主干。“仁”讲大爱，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为人处事的伦理底线。除了“仁民”之外，还要“爱物”，以及理学家的“民胞物与”，这将爱的范围扩延至包括动植物在内的所有生态系统，是极其富贵的精神资源。“义”讲公平正义，无论从政从商，都必须维护仁义、礼义、道义、信义，即尊崇全社会公认的普遍价值观，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礼”讲规范，通礼仪、礼典、礼法、礼辞等外在规范，把仁爱之心和谦恭之道具体化，让社会有秩序，让心灵有安顿。“智”讲明察，通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等功夫，向善去恶，行是远非。“信”讲诚信，为人处事要弃诈绝伪，诚以待人，信以用事，交友、经商尤其要“谨而信”。

除了以上“五常”之外，还有一些道德内容在今天也值得继承，比如忠于职守、保持气节、孝敬父母、尊师重教、尊老慈幼、克己修身、廉洁自律、乐善好施、和而不同、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等德性或德行，都必须大力弘扬，成为当下价值观的组成部分。

这些优秀的传统美德，对于克服当今社会中的种种社会病，具有现实意义。例如，克己修身、廉洁自律、忠于职守的个人操守和职业道德，可以教育那些没有道德底线的贪官、庸官；慈敬孝悌等家庭伦理，可以警醒那些家庭不睦的父母和永远长不大的“啃老族”；重义轻利、诚信为本的道德观，可以针砭那些重利轻义、不择手段攫取财富的不良商人；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道德品格，可以校正一夜暴富、好吃懒做的投机心理；谦逊礼让、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则有助于培养集体主义情怀，成就共同事业。

第二，否定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观念，毕竟根植于农业文明，它们与工业文明、与现代和后现代社会并不完全协调，部分内容也与人类共通的价值观背道而驰，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阻力，应当坚决予以批判和摒弃。

如果说“五常”的基本内涵具有合理性的话，那么“三纲”则必须加以批判。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61]，并把它作为治国的要诀。但在早期儒学思想中，这种人伦关系都是双向互动的，君义与臣行、父慈与子孝、兄爱与弟敬，春秋时期谓之“六顺”[62]。《礼记·礼运》说，父慈与子孝、兄良与弟悌、夫义与妇听、长惠与幼顺、君仁与臣忠，互为前提。所以，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63]君主对臣不义，臣民有天然的理由推翻之。可是，

到了汉武帝、董仲舒“独尊儒术”后，“三纲”演成为单向的服从性道德：“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64]历代统治者和官方意识形态对这种单向度的服从性道德最为受用，曾大加提倡，宋明理学的“饿死事小，失节为大”更是以“礼教”的形式将其推向极致。对此，近代思想家早已指出其悖逆孔儒原义和荒谬不经，今天更应当摒弃。

第三，扬弃和转换。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些道德观念，在古代曾经起过重大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其内涵已然发生变化，在当今社会中只具有部分的合理性，对之，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必须采取辩证“扬弃”的态度，即首先进行分析和剥离，克服或抛弃其有害的部分内涵，然后再对其他有益的内涵加以保留和弘扬。还有些内涵则需要进行重新诠释和当代转换，赋予新内涵、新活力，才能与当下的价值观相协调。

“四维八德”在历代都被视为国之大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学术界和思想界曾对这些道德信条进行批判，认为是束缚古代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今天看来，这些认识显然过于简单片面，必须重新审视。例如，忠、孝二目有其腐朽愚昧的内涵，“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把单向度的忠孝观念推向极致，“二十四孝”中有些“愚孝”（如“郭巨埋儿”、“卧冰求鲤”、“黄香暖席”）就是对儿童人权的不尊重，甚至是对儿童生命的戕害，鲁迅先生当年就曾做过激烈的批评。然而，如果根据现代社会的具体现实对其内涵进行重新诠释和当代转换，则可以成为新道德、新风尚。目前各地出现了不同版本的“新二十四孝”，包括赡养父母安度晚年、平时给父母打电话、过节回家看望父母、教会父母使用电脑等等这些力所能及又不失温情的行为，就是有益的尝试。至于孝道在养老事业、刑犯改造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更是显例多多。又如“忠”道，如果摒弃古代对君主、对主人带有人身依附特点的“愚忠”，而转化为忠于个人信念、忠于爱情、忠于本职工作、忠于所属企业、严守行业机密等内涵，对现代社会的建设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在摒弃必须批判的部分，剥离应当扬弃的部分之后，那些值得弘扬、可以转换并能赋予新义的内容，就是我们所谓“中华传统美德”。

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农业社会、现代和后现代社会的诸多元素交织在一起。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公民的道德水平正在提高，社会上涌现了大量“感动中国”的人物，他们的事迹一次次震荡着人们的心灵。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全社会的道德现状仍然深堪忧虑。轻而言之，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多样和多变的复杂情况；重而言之，则是出现了较大幅度的道德滑坡，贪污腐败、诚信缺失、玩忽职守、奢侈浪费、人情冷漠、拜金主义、物欲横流、假冒伪劣等道德顽疾，几乎达到了人神共愤程度。

为此，在推行法制建设的同时，道德建设也迫在眉睫。建设和完善新时期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伦理、个人修养、环保意识，既要发挥政府和社会的主导功能，也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传统文化是全民族的精神家园，更是滋养每个公民心灵的深厚土壤。当我们诵读中华传统美德的格言警句，重温历代大德圣贤的美德故事时，敬仰追慕之心、克己自律之意便会油然而生，这正是我们践行中华传统美德、提升个人道德水准、培养社会新风的起点。

“德不孤 必有邻”[65]，人皆遵德守道，全社会必然形成一种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