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成熟较早，在国家治理方面具有早熟性，这种早熟性决定了中国乃至东亚文明的政治走向。中国幅员辽阔，族群众多，如何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历代都做出过艰巨努力，并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智慧。几千年来，虽然历经朝代变更，但整个社会尤其是基层社会大致处于稳定状态，文明未曾中断。这种连续性有赖于独特的治国理念，其精神内核值得挖掘和阐释。
中国古代的法律管控和政治教化，是一个相辅为用的体系，其中，礼起到重要作用。《礼记·乐记》载：“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法律和刑辟虽然能够防奸治邪，但只是外部强制力量。如果仅有他律而没有自律，法律条文、刑杀手段都难以杜绝作奸犯科。如何才能使全社会成员形成自律，儒家主张教化，《论语·为政》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通过教化来提高百姓的道德水平和是非判断能力，社会秩序自然趋于安平。
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孟子把自上而下的教化比喻为风吹草上，荀子反对“不教而诛”，他们都强调礼义教化的社会功能。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历代官员为教化社会、培育民风做出长期努力。无论汉代的察举，还是隋唐及其后的科举，但凡进入国家官僚队伍者，都深受儒家思想熏染，其职责便是将道德礼义推广和贯彻到社会各个方面。在历代正史之《循吏传》、《良吏传》中，传主大多以崇礼敦教、弘风革弊、宽猛相济为治绩，充分说明了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主流导向。
不仅如此，在国家立法层面，古人也强调援礼入法。《荀子·王制》说：“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礼义所包含的尊尊、亲亲原则都被引入法律体系，其原则是“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这种有等差的立法思想，正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礼义原则的体现。不过，中国历来还存在“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传统，《礼记·文王世子》说：“公族之罪，虽亲，不以犯有司，正术也，所以体百姓也。”因礼而废法抗法的史例固然存在，汉代“强项令”董宣惩治湖阳公主、历代削藩抑藩的例子也不绝于书。
儒家礼制的最大特点是等级性，虽然它在理论上会导致执法时的“差别性行为规范”，但是两千多年来，历代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将礼与法互济共用，按照“刑法以禁其奸，礼教以防其欲”的原则，“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其客观效果代有史载，不容一概否定。
《庄子》曾经批评说，“礼法度数，形名比详，治之末也”。然而，两千多年来，历代专制政府正是依靠这些礼法形名，维持朝廷和地方政治的运转。
“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每朝伊始，首要之务便是礼乐制度建设。历代都制定有符合本朝需要的礼乐大典，隋朝有《开皇礼》、《仁寿礼》和《江都集礼》，唐代有《贞观礼》、《显庆礼》和《开元礼》，宋代有《政和五礼新仪》，明代有《大明集礼》、《大明会典》，清朝有《皇朝三通》、《大清会典》、《大清通礼》等。在25部历代正史中，17部列有《礼志》、《乐志》或《礼乐志》，15部列有《律历志》或《历志》，8部专门讨论过乐律。一些正史还列有记载专门礼仪活动的《祭祀志》、《郊祀志》、《舆服志》等。这些国家礼典一般分为吉、凶、嘉、军、宾五类，涵盖政治生活的所有方面，如朝会、祭祀、册封、选举、立储、外交、救灾、户籍、战争、劝农、教育等。历代都有“议礼”，这些礼制大讨论看似纯粹的经学之争，实质则是政治方略之争，礼制变革实为政治变革和文化创制。
这些国家礼典的功用至少有三：一是彰显政权的合法性。例如，通过名号之制显示国君是“天之子”和“余一人”，通过郊天之礼显示王权的合法性，通过庙祭之礼显示皇族血统的沿续性和唯一性，通过营建都城和陵墓显示皇权的神圣化和神秘化。二是节制君臣的生活秩序。君臣和贵族从生到死的各个人生环节，都有国家性的礼仪规定，其礼器和仪式不得僭越。皇帝生日成为全国大典，其死日成为国家祭日。皇室成员的礼仪活动都有可能导致全国放假。大臣和贵族的衣食住行均有等级规定，无不受到上级官吏乃至皇帝的干预。三是维持政府的有效运转。通过岁首大朝会来实现君臣关系及衙门之间的和洽，通过藉田礼来宣示春播的开始，通过释菜礼来敦励各级教育，通过宾礼展示当朝民族政策和国际地位，通过大酺和赐牛酒来落实国家惠民政策。一言以蔽之，礼政合一。
与国家礼典相对，中国还存在丰富的“个人生活礼仪”。上古将之归入“士礼”，《仪礼》十七篇分为士冠、士婚、士相见、士丧、士虞、乡饮酒、乡射之类，都不是国家大典。然而，对于中国古代士人的日常生活而言，则必不可少。儒家把礼作为君子的基本人文修养，孔子把礼列为儒门六艺之一，主张“克己复礼”，其具体要求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作为一个社会精英，如果没有礼的训练和修养，其衣食住行、视听言动、周旋揖让都不会被全社会接受，“不学礼，无以立”。
《仪礼》十七篇所记载的每种礼仪，其仪节之细致、动作之繁复，简直就是一部多幕剧，西方学者称之为“礼仪剧”。这样繁琐复杂的行为规则，自然难于事事遵从。因此，有唐一代，《仪礼》的地位反不如《礼记》，即便韩愈也感叹《仪礼》“难读”。
宋代，司马光、朱熹等人将上古礼仪进行简化和改造，创制了一批适合普通民众的“家礼”。其中，《朱子家礼》影响尤其深巨，第一，将民众日常生活礼仪格式化，所有生活细节都被纳入冠、婚、丧、祭之中；第二，结合祠堂建设，通过“别亲疏，序昭穆”的“收族”活动，将民众家礼深深嵌入宗法制度中，使家礼的施行更加落到实处；第三，与宋明以来的理学互为表里，使中国人的道德生活更加伦理化。
随着《朱子家礼》的推广和流行，中国出现大量“诗礼之家”，循遵礼义成为普遍民风。同时，宋明及其后还出现大量族规、乡约，约束民众日常生活。这对于古代中国近千年的乡村秩序建设和基层社会稳定，都起到了直接作用。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