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评述的，是由光明日报国学版策划、组织并正在推进当中的一项大型学术研究计划：“文明进程的中国路径”。
“文明进程的中国路径”研究计划，以光明日报国学版及合作高校为主要平台，以专栏的方式吸引和组织海内外广大学者参与，多领域、多学科、多形式、分阶段地探讨中国文明的独特性。
“文明路径”这个词最早是由侯外庐先生提出来的。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入手，对中国文明的早期形态开展研究，从中探讨中国古代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特殊路径。我们把这个词借用过来，加以扩展和改造，使之涵盖中国文明的全过程。
2010年12月16日晚上，我们在北京邀请了美国达慕思大学教授、美国古代中国学会会长艾兰女士，清华大学教授、国学院院长陈来先生，北京大学教授、现任哲学系主任的王博先生等五位学者进行了一场访谈，题目就叫“开栏访谈：文明进程的中国路径”。访谈于2011年3月21日于国学版以整版篇幅发表，标志着这项研究计划的正式启动。
2005年7月21日，我们在北京组织了一场像今晚一样的小型讨论，主题是“中华文明的前轴心时代”。那是我首次触及“中国路径”问题。所触及的具体领域是“中国路径”的“发生学源头”问题，或者说“中国路径”的“探源性研究”。考古研究表明，人类在其童年，文化与思想还处在初步发育阶段的时候，曾经经历过一个以相似性为基本特征的时期。在进入文明时代之时，中西文化在共同发展中逐渐出现了“分岔点”，并由此形成了各自的思想轨迹，为历史留下了两张迥然有别的“思想路线图”。“中国路径”的“探源性研究”就是要努力寻找那个中国历史悠远的思想起点，文化源头，就是要试图揭示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的本原。
2007年12月19日晚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搞过一次小型讨论。主题是“道家之中西问题”。那次讨论对于我个人的最大收获是，关于“中国路径”问题的思考进入到一个新的空间而成为“中西问题”。问题的提出方式，昭示思想的时代特质。较之古代，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为不断深化我们关于自我的认识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参照系。我们要借助文化的“他者”，去寻找“古者”。如果没有这个“他者”，我们的国学研究只能按照自身的运思方向去演进；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为自己的思想史寻找“主词”；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向自己如此尖锐地提问：中国人是谁，中国人从哪里来的。
接着，我把这项研究计划与当下的“国学热”联系了起来——
实际上，站在时代的高度来看问题，促使我们的思考不断前行的真正推手是持续至今的新世纪“国学热”。几年来，利用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我们和海内外的许多学者都进行过交流。我们发现，虽然学科与专业背景相异，视角与着眼点各有不同，却殊路同归，都在思考与“中国路径”相关的问题。这让我们由衷地感受到“国学热”所蕴含的时代感召力。当然，对于这个共同的“时代主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称谓。我们称之为“中国路径”；亦有学者称之为 “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建构”，等等。大家共同的学术取向在于，以西学作为稳定的参照系，利用传世文献与新的考古发现，展开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揭示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的本质，从根本上解构西学东渐以来的文化认同危机，为在中西比较背景下书写的中国思想史、文明史提供主词。
此项研究计划的第一个合作者，来自武汉大学的杨华教授进一步指出——
我们今天来谈论中国文明发展道路的独特性，是基于这样的语境：
第一，三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改变了全世界对中国的眼光。东亚社会实现现代化的独特过程，说明人类文明发展存在多种路径，“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偏见不攻自破。世界各地纷纷出现“重新审视中国”的思潮。对前现代中国文明发展路径的研究，正是对此种时代思潮的回应。
第二，在国内，随着文化自信力的增强，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祖先文明，力图从传统文明中挖掘现代社会的有益资源。国家已从文化战略的高度，将中国传统文化视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方面。
第三，今天，全世界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家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最近一两百年来形成的解释人类文明的学说模式，大都忽视或者未能充分关注到中国元素的存在，大都是以西方欧美经验为主体来建构的。而今天，中国文明独特的演进历程和丰富内涵，正在增加全球人文社会科学解释世界文明的维度，成为新视角和新话语。这又更加促使我们自己反观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文明特点。所以，国内哲学界在提出要回到中国哲学的传统话语，文学界也在提古典文学的自性问题，也就是说，按照中国传统的话语来调整近百年来的理论解释模式。
这几点归结在一起，都促使我们重新考虑中国文明演进道路的独特性，挖掘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元素，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一些新思路或者新框架。
根据学者朋友的建议，中国路径研究计划的第一个阶段，侧重于对20世纪思想家在中国路径问题上的相关论述进行梳理。国学大师们的思考、思路与方法，是一份珍贵的思想遗产。对于我们的讨论，这份遗产是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先后刊登的相关文章有：“昌明国故融会新知——汤用彤对中国路径的求索”，“德性基础和礼乐类型——唐君毅对中国路径的探索”，“六经责我开生面——熊十力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思考与探索”，“广大和谐的生命精神——方东美论中国文化精神特质”，“用历史研究回应时代拷问——钱穆对“中国路径”的探索”，“侯外庐关于古代中国文明路径说及其价值”，等等。
在编辑这批文章的最初阶段，研究计划实施后的第一个难题便不期而至。原本我们期待从对20世纪有关中国路径的思想遗产的梳理中，能够了解这些思想大师对于中国文化独特性的看法，换言之，我们想知道，在他们眼里，中国是什么。但很遗憾，他们共同关注的却是关于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也就是中国怎么办的问题。几乎每一个人对此都有大量的看法；而关于是什么问题却鲜有论述，甚至可以说，在很多人那里，中国是什么没有直接形成为“问题”。最初的反应是我们没有把我们的要求向学者说清楚，但这个解释很快便被我们否定了。我们意识到，这是时代使然。当救亡图存成为一个时代的主题，处于这个时代的学子们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用哲学与思想的方式为中国文化寻找出路。而另一方面，大师们为中国文化给出的方案、出路，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深思熟虑的结果。换言之，在他们对中国怎么办的问题进行思考的时候，中国是什么是一个无法避免、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只不过它被包裹在怎么办的问题当中了。我们所要做的，是站在我们时代的高度，把他们关于中国是什么的思考从怎么办的解答中，从其时代的遮蔽中“剥离”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编者与组织者，我们自身也在逐渐深化着关于中国路径的认识。在给一位学者的回信中我这样写道——
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大规模地对自己的本土文化予以审视开始于近代。这种审视表明：第一，本土文化第一次成为认识对象，上升为问题，因而不可能再沿着原有的运思方向自然进展。第二，这种认识是借助于“他者”进行的，古今问题由此变成中西问题。因而第三，不管认识结果怎样，结论何如，都已是对中国本土文化的一种“反思”或“观照”，更是一种重新选择。第四，正是在中西文明对话的语境中，中国路径得以呈现了。
中国路径本身是一种以中国为主体、主词的立场、视野与方法。它把历史贯成总体，连贯成一个连续的发展序列，从中关注那些稳定的持续的一再出现的因素，并把它们凝结和表述为中国路径。这种连贯的东西，或称普遍价值是以隐蔽的方式内含于近代思想家的思想之中的。这是一笔遗产，但需要整理，才能显现为遗产。之所以如此，是时代使然，应看作是中国文化的普遍价值的一种特殊的时代表述，如同历史上我们先后用德、礼、仁、王道等表述同一种普遍价值一样。每一次核心概念的转换，都是思想家与其时代进行信息与能量交换的结果和产物。但中国路径的方法所着眼的是特殊时代背后的一以贯之的东西，也就是普遍价值。由于西学东渐的特殊历史因素，这种普遍性极难把握。因此，比附之类的现象在近代思想家那里才会出现。新世纪的“国学热”为我们克服这种困难提供了一种历史机遇，允许我们将中国文明的独特性作为旗帜高扬起来，主动自觉地进行整理工作，在此基础上继续前人未完的事业。
2012年9月21日—23日，在国学版推出“中国路径”专栏整整一年半之时，首届中国路径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行。来自中国各地的数十位学者分别从哲学、历史学、文学、考古学、人类学、文献学等不同的学科角度，切入中国路径这一共同的主题。
一年多以来，随着中国路径研究计划的逐步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参与到相关的讨论中来。他们从视域、语境、文本、方法、思路等各个方面夯实了中国路径这一基本概念，实质性地推进了中国路径的相关研究。武汉会议集中反映了一年半来学者们的思考，集中展示了这一专项研究所取得的学术进展。这种思考和学术进展，有力地表明我们当初开展这项研究是正确的，对于当代的中国学术建设是有价值的。这一结果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增强了我们把中国路径研究进行下去的信心。
我们深知，这个世界最严肃的事情是学术研究，最困难的事情也是学术研究。中国路径的研究主题宏大，涉及内容繁杂，每取得哪怕一点点的进展，都很不容易。作为一项大型研究计划，有待于学界长期而富于韧性的思考，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在这过程中，学界、学者才是真正的主体；作为媒体，国学版于其中所起的作用只是辅助性的、工具性的，且十分有限。我们只是尽力而为而已。
已经开始的第二个阶段，我们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中国早期文明上。研究的主题是中国路径的发生——中国路径探源性研究。
（五）关于早熟论：中国“古人之大体”是过早进入国家的“早熟儿”，还是国家建构的“中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