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国际会议发言2013.5.15上午

传统生态智慧与可持续发展

冯 天 瑜

（武汉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内容摘要：中国传统生态智慧，诸如“和谐中道”、“天人合一”、“五伦共济”等，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方向性启迪，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交互关系上指示着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之道。

关键词：生态智慧 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社会包容、环境平衡是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文化的引领性功能的日益昭显，文化被视为可持续发展的第四大支柱。而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生态智慧，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交互关系上发挥可持续发展之道，对今极富启示意义。

一 “与天地合其德”

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干预力度成倍张大，能源危机的来临已经在用50或80年作预测时段，而环境问题则日益全球化。延及今日，任何国度与民族都无法避开全球变暖、空气及水质污染等环境问题的威胁。事实上，如果臭氧层继续变薄、大气空洞持续扩大，全人类将会遭受紫外线的杀伤性照射，无人能逃遁天地间。

追根究底，造成全球性生态问题的症结，便在于文明发展的无节制性：亦即人与自然关系的愈趋紧张。由此，要实现文明的可持续发展，须达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互动。而中国传统智慧中的“和谐中道”、“天人合一”等观念为构建新型的人与自然互动关系提供了富有教益的启示。

中国先哲将“和谐中道”认定为人生的最高境界——这便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1]的“大人”境界。这是一种尊重、顺应自然规律、维持生态平衡的卓越理念。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国语》有“里革断罟匡君”的故事：春秋时鲁宣公在泗水张网捕鱼，其臣里革把“罟”（渔网）割断，扔在水里。并对宣公说：春夏是鸟兽鱼孵卵怀孕之际，不应捕杀；是树木发芽生长之际，不宜砍伐；只有动植物得到繁衍，人类才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2]

孟子在论证“仁政”、“王道”时，也有类似的“观物比德”之喻：“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3]他认为渔猎、砍伐都应该遵守相应的时节和度数，只有这样才能保持“鱼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的可持续发展局面。《逸周书》中则记载了封山育林的思想：“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4]此正与孟子的思想一脉相通。荀子更从哲理高度论述尊重自然规律的必要性：“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5]他认为人的功能是与天地配合，如果人放弃与天地配合的本分，却去与天地争职责，如此便是迷惑！《管子》也有类似见解，认为人不能“上逆天道，下绝地理”，否则“天不予时，地不生财。”[6]老庄作为道家思想的鼻祖亦认为：人的所作所为应该顺应天地之常、随顺万物之性以达于齐物逍遥的生命境界。由此可见，先秦哲人认为“和谐中道”的表现即为：上遵天道、下循地理以随顺万物之性。

如果说此上先秦哲人对“和谐中道”的论述多半只是论证伦理、政治问题的借喻，那么中国古代的农学家、水利学家等则对该问题进行了正面探讨与实践。北魏农学家贾思勰指出：“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7]他认为：农业生产应该顺应天时、考量地利，如此则能用力少而成功多；相反，如果恣纵性情、违反天地之道则会劳而无获。贾思勰在总结中国传统农业经验时，对传统农畜产业的循环生产模式进行了概括。其模式可图示如下：

这种“人事”不违天地规律的“因势利导”思想，顺应自然以发挥人力的思想，耕作、养殖、消费三者有机循环、生生不已的思想，既体现了传统生态智慧对于“天—人”关系、“人—地”关系的远见卓识，更是对“和谐中道”理念的绝佳实践。

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此类经验概括还是浅层次的，但此中所包蕴的意味却十分深长，与当下正在觉醒的“绿色意识”、正在兴起的“绿色营销”在理念上血脉相通。“绿色意识”指人类应仿效绿色植物，取之自然，又回报自然，有利于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实现经济、环境和生活质量之间的相互促进与协调；“绿色营销”指生产者及企业在满足顾客需要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获得利润。这种天人协调的绿色意识及其表现——绿色营销、绿色经济、绿色消费，指示着可持续发展的前景：以高效、低耗、少污染以至无污染的生物方法、绿色技术取代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达到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协调互济。

战国时李冰对都江堰的修建，同样体现了如上的“和谐中道”思想。都江堰的修建，以不破坏自然环境、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为前提，变害为利，使人、地、水三者高度协合统一，是全世界迄今为止仅存的“生态水利工程”。而该工程之所以能源远流长、惠泽后代，其奥秘除了巧夺天工的布局之外，更主要的是遵循了“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的治水思想。后来的郑国渠、灵渠等一系列历史性水利工程，都有都江堰的印记，可见其影响之大。以上例子可称之生态农业、生态水利工程的刍形。

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所提供的是闪耀着真理之光的某些启示。它所着重阐扬的是人与自然的一体观：从自然规律经过人的自觉而发展出伦理观以达成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统一的观念。如孟子所说“仁民爱物”，主张施仁政于民众，更把爱推及到万物；又如宋代思想家张载的名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8]，视万民为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同伴朋友，整个宇宙是一个大家庭。这种“天人合一”的理念对于救正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导致的种种弊病（如表象思维、工具理性、自然之死等）[9]，无疑具有精神疗治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等观念其原始义是讲人处天地间的超越态度，并不是正面探讨人如何在操作层面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其间固然蕴藏着综合的、生机主义的思辨，但在这类理念诞生并流传的古代世界，因理念的难以坐实和工具理性不发达，并没有普遍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未能在实践上解决发展生产力与保护自然生态的矛盾问题，实际情况却是生态环境的逐步恶化。其基本原因，是人们未能摆脱对自然的盲目性，人们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一直有意无意地损伤自然、破坏环境。古代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环境问题如黄河中下段泥沙淤塞、河西走廊与天山南北路的荒漠化以及贵州的石漠化，都为我们提供教训。这表明传统生态智慧的落实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将于2015年9月在武汉市举办的第十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以“融入绿色生活”为主题，意在增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正表现了落实传统生态智慧的努力。

二 “交相利，兼相爱”

人类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还必须追寻人与自我、人与社会协和共存境界，求得人自身心灵的健全发展。因为人与自然如何相处的问题，在根源上同人与人如何相处的问题密不可分。只有人与人达成和谐互动，人与自然的和谐互动才能得到真切的实现。就当今之世而言，广义的人际互动有三个维度：日常人伦关系、区域或国际关系以及代际关系。中国传统智慧所提供的“互动共济”人伦理念在此方面所蕴含的教益尤可资今人借鉴。

阴阳彼此依存、相互为用的观念，是中国哲学的精髓。表现在日用人伦关系上，即是发扬“仁者爱人”、“交相利，兼相爱”精神，以达成人我之间的双向互助式和谐共处。最能体现该精神的即是 “五伦”思想。“五伦”原指宗法社会中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组关系，但又可放大，如君臣关系可泛解为上下级关系，朋友关系可包括同事关系。对此五伦关系的经典论述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0]。其间包含着较多的人际间的温情、理解和信任，而且是相对性的、双向性的要求。以君臣一伦而言，“五伦说”便对君与臣两方面都提出要求：“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上芥，则臣视君如寇仇。”[11]在此之外，夫妇之伦以义为准，父子之间应该“父慈子孝”，兄弟之间应该“兄友弟恭”，朋友之间应该“择善相资”，全部都是双向要求，推崇用双向互动的关系来促成人际相处的和谐境界。这种以双向互助性要求来形成和谐人伦关系的精神，在利益驱动的现代社会尤其显得宝贵与急需。东亚国家、地区于世纪之交创造经济奇迹，除利用最新科技成就，借用西方市场经济的竞争与激励机制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上述人际和谐精神得到了现代式发挥。此种精神将企业和社会组合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命运共同体”，使管理者与劳作者在“和”的精神凝聚之下，形成长久、牢固的“合力”，而不是短暂的利用关系。这正是对传统和合智慧的创造性发挥，暗合了孟子的名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2]也暗合了荀子的名论：“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13]与佛教的“丛林共住精神”也彼此契合——在管理架构上“各守其份，各尽其职”；在生活上，以众靠众，实践互敬互勉、无诤共住的和合僧团精神，共同遵守“六和敬”。此皆为可久可大之道。此中所凸显的正是中国传统人伦思想对现时代经济、社会等因素的积极作用，它们完全可以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积极要素。

从区域或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当今世界由於科技、商业以及传媒资讯的发达，全人类的生活已被紧紧地捆绑為一个有机互动的整体，此即所谓的地球村、全球化时代。在此背景之下，各个文明传统之间的交往问题就成为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极大考验。只要此问题未能得到彻底有效的解决，可持续发展就得不到真切的落实，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之所以影响巨大，原因正在于此。中国传统智慧在处理此问题上亦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中国的先哲们在政治上崇尚敬天保民、修德行礼、正己以正天下的理念，注重在日用常行的人伦生活中养护德行、培育品质，以润物无声、言传身教的对话方式来风化天下、筑就政治生活的共同体。《易传》中“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见群龙无首，吉”以及“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14]等说法，《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15]的说法，无不是对此种政治理念的彰显。只有体会此中的精意并以其为基础在各个文明传统之间展开真诚的对话、交往，全人类才能在真正意义上结合为平康正直的政治共同体并由此去展开全球尺度上的可持续发展建设。事实上，中国文明本身就是“对话、交往”的产物，以其组成部分的儒学而言，固然始终保持着“仁学”、“王道”等基本属性，但自先秦原始儒家以降，不断与道家、法家、阴阳家交会，又与佛教相互论难，援佛入儒。推衍至被称之“新儒学”的宋明理学，已经综汇儒、释、道诸家，成一富于思辨性的新形态。至于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现代新儒家”，又在融合儒、释、道的基础上，与西学对话，走上一条以中华文明为基本，中、印、西几种文明交融的路线。此中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中国文化与印度佛学的融合，此两者由冲突走向融会，历经两汉、魏晋、隋唐以至两宋，方大体完成，历时千年之久，其间虽有诸多波澜，但就总体而言，其对话之宽容、交往之从容以及融合之成功，实在令人惊叹。

中国传统智慧、政治理念在此中正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未来世界各大文明之间的交往、融合，或许可以从中获得不少启发与指引。

自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以来，代际关系的处理就一直是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事实上，可持续发展的题中之义就包括：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同时不损害其满足未来世代之需求的能力。此中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确保代际公平：亦即继承前代的成果并为后代提供力所能及的完善准备。正是在此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提供万世不竭的智慧源泉。五伦中的父子之道所蕴含的生态意义即于此得到开显：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力求慎终以追远，由此就将个人的生命上溯至父母乃至更遥远的祖先；慈者“如保赤子、辅之翼之”，无所保留地养育、呵护后代，由此就将个人的生命绵延至子孙乃至无穷尽的未来世代。孝慈之道所体现的是上以尊先祖、下以存万世的绵绵不绝之生命统，此中不仅有血脉的贯通，更有情感的不容已与精神的绵延与升华。只有置身于此生命之统中，真切地感受其生命力和鼓舞能量，人类才能真正地构筑起人我无间的生命共同体。中国传统智慧即是从这种生命体验中成长起来的，自古及今的贤哲无不肯认此体验并将其视为中华文化的精髓。孟子的“亲亲、仁民、爱物”、张载的“民胞物与”、程颢的“浑然与万物同体”、王阳明的“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无不是对此种意蕴的开掘和显发。以此种意蕴为根基，辅以现代的科学知识、法制建设与生态实践，达成代际公平的可持续发展就不会是遥远的梦想。

概言之，就人与人、人与社会层面而言，中国传统智慧重视人伦，形成了一种对人生目标的公正概念、宽容和深思的精神和平，具有很高的德性价值，足以为可持续发展理念提供启示。然而，传统智慧亦有其不足之处：它并未寻觅到普遍维护民众人格独立、社会公正的制度保障，广大民众的自由并未得到切实的保证、经常被剥夺，一些起码的生存权利有时都被禁绝。“尊尊”、“亲亲”的宗法积习又妨碍法制的推行，“官本位”、“任人唯亲”更成为沿袭至今的痼疾。这些问题的克服，当然有赖传统智慧内部健康因素的张扬，但尤其需要现代文明的强劲冲击，其间西方的人文精神、自由理念、民主与法治相整合的思想，是必不可少的参照。因此，就伦理而言，传统智慧主张发扬道德义务及社会责任心，与西方智慧强调个人权利、公平竞争原则，应当互补共存。

三 对未来的展望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彰显了人类对自身命运的关注，也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始终是敞开着的，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不懈地付出努力，其意义正在于此。我们相信：只要人类能同情共感、亲密无间去铸就命运的共同体，人与人的和谐互动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互动就会由可能变成现实，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就会成为现实。此现实的赢得当然需要全球各界人士的不懈努力，需要生活在各个文明传统之中的民族互助合作、携手并进，共同在日常生活中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实践。我们不要寄希望于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因为未来的美好正存在于持续不断的努力和创造之中。在这不懈的努力、创造过程中，我们需要广泛地吸收古代文化传统的精髓。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其意蕴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和发掘。此上的阐述也正可以表明：中国传统生态智慧能够为建设美好未来提供富有教益的启示。但这并不表明传统智慧可以解决现在的一切问题，要想真切地实现可持续发展道路，必须对传统加以现代的转换。

各个文明传统、文化层次之间的互补相济、古典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对话沟通、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全面发展，是实现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基础。为了明天更加明媚的阳光和灿烂的星空，为了人与人既合理竞争又相亲相爱，为了每个人身心得到健全平衡发展，让我们上下一心，现在就开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