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教授基于对西方文化的偏爱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持续而严厉的批判。诚然，如同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人类一切文化系统都有其弊端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也并非完美无缺，所以是可以甚至应该加以分析批判的，不过这种批判必须是在理解前提下的内在的批判。但邓教授的批判却往往存在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解乃至歪曲，往往是隔膜而外在的批判。由于邓教授的影响力，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在学界、社会特别是青年人中间形成了不小的负面作用，助长了对于固有传统文化自暴自弃的社会心态，其危害性不容忽视。有鉴于此，15位哲学研究者撰写文章，集成此书，以说理的方式和充分的论据，反驳邓教授的反传统观点，指出其学理上的诸多谬误以及某些常识性错讹，相应地阐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涵和不朽价值，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克服非理性的反传统心态，培养对于传统文化的“了解之同情”以及“温情与敬意”，并予以创造性转化。
丁为祥：百年来儒家人伦观念所遭遇的批评及其心理根源
王兴国：也论孝与腐败——以《孟子》中的孝“以天下养”为例
顾丽玲：苏格拉底眼中的游叙弗伦问题——以柏拉图的虔敬观为视角
刘水静：也谈“亲亲相隐”的法律实质、法理依据及其人性论根基——兼评邓晓芒教授的《儒家伦理新批判》
刘水静：重析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之道德意涵——再评邓晓芒先生的《儒家伦理新批判》
周海春：对《中西怀疑论比较》解读老庄文本的方式的怀疑
姚才刚 范欢：评邓晓芒教授《灵之舞》中的中国传统文化观
王 锟：“有我”与“无我”之辨——邓晓芒中西文化比较“前提预设”的审视
谭绍江：儒家文化没有真正的信仰吗？——与邓晓芒教授商榷
俞 跃：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及中国现代性的考量——与邓晓芒教授商榷
介江岭：仁心显发的自由——对邓晓芒教授“从心所欲不逾矩”解读之批判
邓晓芒教授写了大量论文与著作，评论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与中国哲学。他的相关著作有：《灵之舞：中西人格的表演性》、《人之镜：中西文学形象的人格结构》、《中西文化比较十一讲》、《新批判主义》、《在张力中思索：极高明而道中庸》、《儒家伦理新批判》、《中西文化心理比较讲演录》等。在他有关西方哲学史的著作中，也有相关的内容，如他的成名作----关于黑格尔哲学研究的《思辨的张力》中就有他对中国文化的系统批判。
邓教授的有关论著，一般都是以中西文化与哲学相比较的面目出现或展开的，宗旨是对中国文化的全面批判。诚然，如同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人类一切文化系统都有其弊端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也并非完美无缺，所以是可以甚至应该加以分析批判的，不过这种批判必须是在理解前提下的内在的批判。而邓教授的批判却往往存在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解乃至歪曲，往往是隔膜而外在的批判。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既然邓教授的论著公开发表，且影响不小，我们就不能不认真地读一读、评一评、辩一辩。拜读之后，我与我的同道认为，他的立论、论证与资料分析往往是大有问题的，是偏颇、片面、武断且站不住脚的。鉴于他很有权威性，名气很大，不少青年人对他盲目崇拜、追捧，确实有误人子弟之嫌，助长了对于文化传统自暴自弃的社会心态，其危害性不容忽视，不加以批驳恐怕会贻害无穷。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鄙人邀约了一些中青年学者对邓先生的所谓“新批判主义”予以反思与批评，收入本书的十五篇论文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从学理上，从内在逻辑与资料分析上，深入评论、批驳了邓先生的中国文化观以及他在西方哲学研究上的缺失，对今天的中国思想界极有价值与意义。
针对他的《儒家伦理新批判》一书，我曾主编了《‹儒家伦理新批判›之批判》一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予以回应与批评。而环绕有关“亲亲互隐”、“孝道”与儒家是否是当今腐败之根源的问题，还有必要继续辩论。收入本书的若干篇论文继续深入地讨论以此为中心的儒家伦理及其现代化的问题，另有一些论文则分别就邓教授的其他相关著作与思想，如集中就其一书、一文、一个观点、一段资料，加以剖析。收入本书的所有论文都是理性论辩式的，而且不限于就事论事，有的作者进而认真分析讨论了邓先生错误、缺失产生的背景、原因，特别是邓教授的逻辑理路与思想方法论的弊端。
丁为祥教授的《百年来儒家人伦观念所遭遇的批评及其心理根源》一文认为，20世纪以来的新旧文化交替使儒家人伦观念面临着三个方面的责难与批评：其一是源自墨家立场上的批评，主要指责儒家人伦之爱陷于“亲疏尊卑之异也”；其二是来自基督教立场上的批评，主要指责儒家人伦之爱的血缘性；其三则是在上述两种积习下所形成的一种心理习惯，主要是一种出发于社会现实的“买单”或“归罪”意识，意即正是儒家重视血缘亲情的文化传统才导致了当今腐败的泛滥，也是现实社会一切负面因素的总根源。这三种批评固然表现了国人力图摆脱人之血缘限制的努力，同时也表现着人们对普遍、公正之爱的期盼，但却一致忽视了儒家人伦之爱的现实性、理想性及其具体统一；而这三种不同角度的批评也都蕴含着一种强烈的民粹心理，并以毕其功于一役的浪漫情怀作为精神动力。面对新的世纪，如何对20世纪以来一直长盛不衰的民粹思潮进行深入反省，既是对儒家人伦观念的一种正本清源，同时也是正确面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前提。
王兴国教授的《也论孝与腐败——以‹孟子›中的孝“以天下养”为例》一文指出：“尊亲”之孝与“直养”是根本不同的。孟子所说的“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的“养”并非“直养”或供养。其实，对于孝子来说，最大的孝不是对于父母的“直养”，而在于“尊亲”和以天下人的孝养为父母“养志”、明“道”，使父母享受到最大的尊敬。孟子关于孝“莫大乎以天下养”的思想是对孔子和曾子孝道思想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巨大的综括性和超时代的前瞻性，不仅有将“仁、义、礼、智、信、强”相结合与统一的特征，而且透露出我国古代社会的生态孝道文化的特征，这是东方文明所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孟子关于孝“莫大乎以天下养”的观点或儒家的孝道思想不仅不是“腐败宣言”，而且是有助于抵制与预防社会滋生腐败的一剂“良药”，值得我们重新认识。
龚建平教授的《“亲亲相隐”的伦理教化意义》一文认为：包含“亲亲相隐”内容的三条材料成为对传统儒家伦理进行分析和批判的主要材料。对这三条材料的解读并不能导致对儒家伦理的根本否定。同时，儒家伦理在家庭领域和在公共社会乃至政治领域的原则既有相通之处但也有不可完全通约性。家族或家庭伦理不同于政治伦理。伦理政治的基础是伦理，但政治本身有其伦理。对于彻底人文主义的儒家而言，即使伦理作为政治基础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但是，伦理作为教化的重要内容却不可完全否定；同时，不同情景中的具体伦理原则之间的适应、转化乃至冲突难免，故“亲亲相隐”的家庭伦理虽不一定能重新成为政治伦理的基础，但其教化上的意义仍然不可否认。
林桂榛副教授的《再论邓晓芒谈“亲亲相隐”的系列谬误》一文指出：邓晓芒在史料文本方面的失真、失证及“混逻辑与历史为一谈”推理模式、命题模式决定了他谈“亲亲相隐”问题不得要领，他不明白该“隐”究竟何指，且后来说“隐”是“隐瞒”义恰回到了林桂榛释“隐”为知情不说、知而不告的学术辩正上。论《欧绪弗洛篇》问题，邓教授也首先自陷不攻自破的自我逻辑否定，且他对柏拉图文本的思想义理及前贤注疏缺乏深入研思，导致得出苏格拉底“赞同甚至鼓励”欧绪弗洛告父的西方哲学研究之奇见。邓晓芒错解古人说的“相隐”，又以幻想的“相隐”继续幻想“相隐”文本与现实权力腐败的关联，出现执意于社会批判而罔顾学术求真及中西学术史真相的尴尬结局。
顾丽玲讲师的《苏格拉底眼中的游叙弗伦 ——以柏拉图的虔敬观为视角》一文指出：游叙弗伦“子告父罪”问题，是儒家伦理争鸣中的焦点之一，但它的一些基本方面尚未得到彻底澄清。这一问题本质上归摄于柏拉图对“虔敬”问题的整体思考，因此，我们必须将其置于柏拉图对希腊社会传统虔敬观的批判、继承和改造的大思路下加以把握。传统虔敬观是维系古代社会家庭和城邦的根基所在，对虔敬问题的探讨是关乎家庭和城邦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柏拉图在《游叙弗伦》中揭示了传统虔敬观的困境及其内在依据即诗人神学的局限性，但绝非要简单地否定或颠覆传统虔敬观，而是为了解决其困境。他为一种理想的虔敬观找到了一个更加稳靠的基石亦即将虔敬之内涵由外在的诸神崇拜转向内在的灵魂美德，由此更好地实现个体和城邦的正义。这一大思路决定了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对游叙弗伦“子告父罪”的行为应当持否定的态度。这一问题的澄清，或将有助于儒家伦理讨论及中西古典哲学比较的有效展开和深化。
刘水静博士在《也谈“亲亲相隐”的法律实质、法理依据及其人性论根基——兼评邓晓芒教授的‹儒家伦理新批判›》一文中说：儒家传统思想中的“亲亲相隐”理论之正当性问题，是近年来国内哲学界争论不休的一个热点话题。在《儒家伦理新批判》一书中，邓晓芒教授从“隐私权”的角度界定和阐释了现代西方亲属容隐制的法律实质和法理依据；在此基础上，邓教授对中国儒家传统中的“亲亲相隐”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抨击。而邓教授的这些观点其实都是值得重新讨论和商榷的：西方现代亲属容隐制度所体现的不是一项“隐私权”，而是一项法律“豁免权”，其法理依据是“期待可能性”理论，其人性论基础是我们自然天性中的“亲亲之爱”。就此而言，西方现代亲属容隐制思想与中国儒家传统中的“亲亲相隐”理论之间所具有的不是邓教授所谓的“本质区别”，而恰恰是“本质上的一致性”。
刘水静博士在另一篇论文《重析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之道德意涵——再评邓晓芒先生的‹儒家伦理新批判›》中指出：邓晓芒教授在《儒家伦理新批判》一书中认为，中国传统儒家一向将“亲亲相隐”视为美德，而只是在有限的意义上认可“大义灭亲”。为全盘批判这一儒家伦理思想，邓先生基于其所谓的“西方文化参照系”，将“亲亲相隐”解读为人性之恶，而将“大义灭亲”解读为道德之善。然而，认真审视邓先生的相关论述，我们会发现，他在具体阐述“西方文化参照系”下的“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之道德意涵时，存在诸多显见的逻辑矛盾；而个中原因即在于邓先生根本没能准确把握西方文化精神中的“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之真实内涵。在此基础上，邓先生针对儒家文化传统所发起的“新批判”究竟具有多大的价值和意义，就成了一个有待重新审视的问题。
周炽成教授在《是西非中：对邓晓芒文化批判的批判》一文中指出，作为中国的康德研究专家，邓晓芒在从事文化批判的时候，完全没有康德式批判的审慎与严谨。他的文化批判，更多地是情绪性的发泄。他把现实中所有的罪恶都归咎到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身上，当然是非理性的体现。邓晓芒的文化批判贯穿着是西非中的思维定式。他对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哲学比较熟，对十八世纪启蒙思想也比较熟，但是，他对其他很多西方文化的精彩内容（如安格鲁萨克逊人的技术精明与经验主义精神等等）是有隔膜的。他以笼统的、概括性太高的西方文化来批判同样笼统的、概括性太高的中国文化，虽然有时候很带劲，很能吸引一些“愤青”的眼球，但是，却经受不起理性的推敲。以为西方文化皆是而中国文化皆非，这当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看法。中国崛起这一影响深远的大事，表明了是西非中的思维定式之非。邓晓芒的文化批判，沿袭一个被神化的作家鲁迅。陷于鲁语之泥潭而不能自拔的邓晓芒无法认识到此语的毛病。在人们已经普遍远离鲁语的情况下，他还要强化鲁语。邓晓芒的极端主义的文化批判与反传统教育密切相关。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他是反传统教育成功的一个样板。
周海春教授在《对《中西怀疑论比较》解读老庄文本的方式的怀疑》一文中指出：邓教授《中西怀疑论比较》一文集中体现了他的《中西文化比较十一讲》一书中西文化比较的方法，也体现了该书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该文对“复归于婴儿”的理解存在着“问题”与“素材”间关系的“不适”，以及为了论证某种观点而有意选择对观点有利素材的问题，存在着脱离文本的整体性孤立地理解“复归于婴儿”的问题。该文忽视了对“庄周梦蝶”包含的丰富的哲学内涵的探讨，而是进行了相对简单的解读。该文对“不动心”、“濠梁之辩”的解读，把理性和体验对立起来，对理性表现出较高的信任，忽视了理性也可以形成自欺性。邓文把当代中国文化表现出来的缺陷归结为中国古代思想的局限性，然而二者之间的联系尚需要有复杂的证明，才能得出合适的结论。
姚才刚教授与范欢同学合写的《评邓晓芒教授‹灵之舞›中的中国传统文化观》一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邓晓芒教授的中国传统文化观作了辨析：其一，邓教授将国民劣根性归咎于传统儒家伦理的观点颇值得商榷。事实上，传统儒家伦理不仅不是国民劣根性的渊薮，而且，改造国民劣根性、重构当代中国人的道德信仰体系，恰恰离不开传统儒家伦理的涵化、滋养。其二，邓先生仅以血缘亲情来解释中国传统文化、否认其蕴含有理性精神和超越追求的观点无法成立。中国古代思想家尤其是儒家固然从血缘亲情出发来思考人伦道德问题，但却没有停留于此，而是主张对其加以升华、提升。若仅以血缘亲情来解释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十分片面的。其三，邓先生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独立人格观念的看法也失之偏颇。应该说，中、西方都有倡导并努力践行独立人格之说的思想家或民众，当然也都存在无视或践踏独立人格的现象。
王锟教授在《“有我”与“无我”之辨——邓晓芒中西文化比较“前提预设”的审视》一文中说：邓晓芒中西文化的比较，骨子里是中西哲学的比较。中国哲学“无我”，西方哲学“有我”，是其中西文化比较的“前提预设”。围绕着“无我”与“有我”之辨，他对中西文学与文化展开比较和评论，并以西方哲学之“我”为标准，对中国儒佛道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中国儒佛道根本的精神境界——“无我之境”，使得中国人没有自我意识、人格和自由意志。这是他对中国传统哲学最大的误读，其实中国哲学尤其儒家是“有我”的，儒家有自己独特的自我、人格和自由意志。造成这种误读的原因，是他持有的西方中心主义、简化主义及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所致。
崔涛讲师的《错谬百出的“镜喻论”》认为，《人之镜》是邓晓芒教授的一部借中西文化比较批判国民性的力作，其中不乏独到见解，但总体上充斥着偏见与错谬，极易对一般读者造成误导。《人之镜》的中西文化比较整体上是在一种“镜喻论”的预设模式下展开的，其批评分析看似畅快淋漓，却往往因观念先行，处处以偏概全，充满了对东方儒道释文化及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严重误读乃至曲解，究其原因在于，这种镜喻论的文学批评缺少对事实现象的基本尊重，完全建立在对中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的本质主义图解之上。所以，邓教授从主观先入的镜喻论立场确立起来的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优胜及变相的全盘西化论并没有什么说服力。
谭绍江讲师的《儒家文化没有真正的信仰吗？——与邓晓芒教授商榷》一文认为：儒家文化与当代中国社会信仰危机的关系是当前值得关注的话题。邓晓芒教授认为儒家文化没有真正的信仰，因而是当代社会信仰危机的根源。他的观点值得商榷。事实上，从儒家文化的信仰对象和儒家文化信仰者的态度两方面都可以证明，儒家文化具有真正的信仰。应对当代社会的信仰危机，不仅不能根除儒家文化的影响，反而应该加强儒家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博士生俞跃的《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及中国现代性的考量——与邓晓芒教授商榷》一文是一篇商榷性、论战性的文章，旨在就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哲学、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以及两者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的中国现代性问题与邓晓芒教授商榷，提出作者不同于邓教授的立场与观点。该文从中西文化、哲学相遇开始，运用邓氏句读法分析了邓教授《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化的反思》一文中的错误，以正视听。最后，作者在更为宽广的视域中，以法国哲学家余莲为中心，考察汉学家的研究路数，并指出两者的根本区别与强烈反差。
博士生介江岭的《仁心显发的自由——对邓晓芒教授“从心所欲不逾矩”解读之批判》一文指出：“从心所欲不逾矩”之“矩”并非由先王或传统传下，而是由当代人拣择以往礼法规矩中的合理部分而综合创制出来，亦是仁心显发之表现，因此“从心所欲不逾矩”不是以礼法规矩克制自己动物式欲望的习惯，而是仁心自作主宰解脱现实人生之限制束缚的自由境界，仁心德性不仅能与现代自由之基本精神相吻合，亦是自由权利之最后保证。
正如各位作者指出的，邓教授有关中国文化批判的大量论文与著作有诸多的问题，他把陈独秀、胡适、吴虞、鲁迅对中国文化理解的片面性进一步推到极端，其基本观点与看法有很重的文化大革命“大批判”的印痕，他的一些思维还停留在与所谓“封建主义”文化“彻底决裂”的极左思潮的层次上。在现当代“全盘西化”思潮中，邓教授是一位显赫的人物，与该思潮其他人物相比较，他的线性思维与简单化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想方式更加突出。本来，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都是具有相当复杂性的课题，但邓教授的理解与诸多论断，实在让人匪夷所思。他的一个特点是，“混逻辑与历史为一谈”；另一个特点是，把当代社会出现的每一弊病，每一坏人坏事，不加分析地统统与传统文化挂上钩，把账都算在传统文化上。
本书各位作者以说理的方式和充分的论据，反驳了邓教授相当离谱的全盘反传统观点，指出其学理上的诸多谬误以及某些常识性错讹，相应地阐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涵和不朽价值，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克服非理性的全面反传统心态，培养对于传统文化的“了解之同情”以及“温情与敬意”。这无疑有助于文化认同、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创造性地转化。
感谢本书各位作者，感谢胡治洪教授为本书结集所作的编辑、统稿工作，感谢朱杰人教授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同仁的大力支持。我们欢迎邓晓芒教授与各位读者对本书所收各文作出回应与批评。关于邓教授的中国文化观，鄙人还将继续组织中青年学者再反思、再讨论、再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