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武昌首义
清宣统三年(干支纪年辛亥)八月十九日(公历1911年10月10日)傍晚，地处湖北省城武昌黄土坡的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爆发一阵枪声，其后，一群士兵冲出营房，直取武昌城中和门旁楚望台军械库，不久，城内外各标营新军士兵及各军事学堂学兵集结于此，并获取弹药，随即发起对湖广总督署的攻击。经一夜激战，翌日上午，武昌城头清朝黄龙旗被红底九角十八星旗所取代，阅马场省咨议局大门已由剪去发辫的士兵把守，楼内正组建湖北军政府，街头到处张贴“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文告(此为东京同盟会预拟革命文告的改换题头)。
自1895年孙中山、陆皓东发动广州起义以来，十余年间革命党人先后在广东、云南、安徽、湖南举行多次武装暴动，均以失败告终，而武昌新军起义首次夺占一座省城，首次建立完备的、行使职能的革命政权，敲响清王朝的丧钟，也宣告了中国专制帝制的终结。
辛亥革命不同于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农民起义及种种兵变，其发难者不再是以改朝换代为目标的旧式武装，而是一支从装备、编制到训练皆具有近代色彩的新式军队——湖北新军，这支新军又在十年间受到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影响，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温床，终于实现“抬营主义”(把新军从清方抬到革命方)，成就了意义空前的国体、政体大变革。
因而，评议辛亥革命及其发轫武昌首义，不能不论及湖北新军，而探讨湖北新军的编练历史及其在辛亥武昌首义中的作用，不可忽略湖北新军创办人张之洞的重要助手吴殿英。
吴殿英与湖北新军
吴殿英(1864—1913)，江苏常州人，字佑孙，又号稚英，(故宫博物院创办人吴瀛之父，著名剧作家吴祖光祖父)光绪间举人，自光绪十三年(1888)起任职浙江平湖，官至县令，人称“平湖公”，有“亲民、厚民、办学、育人”的口碑，甚孚众望。光绪二十一年(1895)，吴殿英卸任，升调浙江首府钱塘(杭州)履新，途经南京时，由常州同乡赵凤昌(张之洞首席幕僚)引荐，拜谒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1837—1909)。
张氏获悉吴殿英在平湖的良好官声，赏识吴氏拟办南瀛书院的计划，彼此又议及中法甲申之役、中日甲午之战的经验教训，获得“练兵求强”的共识，张之洞遂诚邀吴殿英留幕府备用。不久，张之洞返任湖广总督，吴殿英随赴湖北，参与训练湖北新军，并成为湖北武备学堂的实际负责人。
中日甲午战争中方惨败，清廷朝野兴起“整军经武”、“改革军制”的呼声。光绪二十一年(1895)文廷式上《请开学校讲习武事片》，指出日本作战屡屡取胜的原因，是“将士出于学校，练习有素”，有鉴于此，中国应当“破除成见，开学校以讲武，本节制以练兵”。同年，恭亲王、庆亲王等采纳德国军官冯·汉纳根建议，在天津组建定武军，初由胡 督办，不久袁世凯接任，定武军更名新建陆军。大略同期，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南京组建自强军，德国军官负责训练。1896年，张之洞返湖广总督本任，从自强军挑五百人至鄂，组建湖北护军，此即湖北新军前身。新建陆军与湖北新军是清末一北一南、一中央一地方最精锐的两支新式军队。1901年清廷废除武科举，晓谕各省开设武备学堂，培训新军军官。同年张之洞与刘坤一上《设文武学堂折》，称“其习武者专设一武备学校”，湖北武备学堂及各类军事学校建立，一时间，湖北与直隶成为各省新军建设的榜样，河南、山东、山西选送军官赴直隶受训，江苏、安徽、江西、湖南选送军官赴湖北受训。因此，湖北的新军建设及其军事教育，其影响远逾一省，实达全国。而吴殿英在湖北新军建设及其军事教育方面劳绩卓著。
1896年张之洞返任湖广，吴殿英是相随干员。因张赏识吴关于中法、中日战事的见解，遂不拘一格，将文官出身的吴殿英委以都司衔监操官，担负组训新军的要任，吴则不负重望，在组建湖北护军，进而组建湖北新军方面，献谋尽力，创榛辟莽，卓有建树。
张之洞是一位务实的洋务大吏，他洞见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借鉴西法有成，中国又与其“文近、地近”，向日本学习西法，不失为捷径，故力倡“游学西洋不如游学东洋”(见张之洞《劝学篇·外篇游学》)。在军制改革及军事教育方面，张力主从“师德”转为“师日”，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惨败四年后(其时国人充满仇日情绪)张之洞提出向强敌日本学习的决策是颇需魄力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张之洞委派首批干员赴日本考察军事，时达半年，其委任札称:
日本国近三十年来，采用西法，设立各种学校，规制周详，于武备一门进境尤速。近来中国虽已极意经营，而立法尚嫌未备，成材不能甚多。日本与我同种、同教、同文、同俗，又已先著成效，故中国欲采取泰西各种新学新法，允宜阶梯于日本，必须有明白事理究心学术之员前往游历，详考各种学校章程，实有领悟，方足以资仿效。
同札委派赴日详考的人员为——
知府用候选直隶州知州姚锡光
游击张彪
都司衔守备吴殿英
五品顶戴千总黎元洪
东文翻译生瞿世英
引自(《张之洞全集》卷一百二十九)在这五位委派人员中，姚锡光从日本考察归国后的1899年2月即调安徽任职，于湖北新军组训关系不大；张彪、黎元洪是军官，返鄂后任湖北新军实职(后来张彪为第八镇镇统，黎元洪为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瞿世英是翻译，皆非湖北新军及湖北武备学堂章程条例的主要拟定者；而吴殿英文官出身，有较高学术素养，且早有办学资历，是此次“游历详考”日本军制及各种学堂章程的重要整理者。
湖北新军的编制及组训方法，武备学堂及其他军事学堂的办学规则、课程设置、授课之法，吴殿英“或随时笔记，或购取章程”，皆“务详勿略”。湖北新军的组建规程、训练之方，湖北军事教育的高等(武备学堂、将弁学堂)、中等(武普通中学堂)、初等(陆军小学堂)三级体制的建立，得益于吴殿英等人在日本的勤考实查。有此“藉资考镜”，湖北新军才有可能成为清末的精锐之师。
以武备学堂为例，以“储备将才”为目的，学制五年，课程分讲堂(功课有军械学、算学、测绘地图学、各国战史等)、操场(功课有枪队、炮队、马队、营垒工程队等)两类，“讲堂以明其理，操场以尽其用”。吴禄贞、蓝天蔚、孙武等大量在清末及辛亥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军人，皆为湖北武备学堂毕业生(又皆留日学军事)。
时人评论:
鄂省武备学生，自创设以来，派入军队者，颇多得力之人，即遣赴东洋各学生，大率亦由此中选派，是该堂实为武才渊薮。(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第5305页)
在具体执行教育的吴殿英等人精心操练下，湖北新军成为清末与北洋新军相并列的精锐陆军。清末举行过四次新军军事操演:1905年的直隶河间会操(北军参加)，1906年的河南彰德会操，1908年的安徽太湖会操(湖北及两江新军参加，因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去世而匆匆结束)，1911年的直隶永平会操(禁卫军、北军参加，因武昌起义爆发而取消)，其中1906年河南彰德会操(时称“南北会操”)，直隶、山东、河南、湖北四省新军“萃集一处而运用之”，是最重要的一次联合军事演习，会操成绩湖北新军与直隶新军(即北洋新军)平分秋色，湖北新军声名大著。
湖北新军的特色
参考吴殿英等在日本考察军事的心得，湖北新军从装备、征募、训练到管理，都有别于旧式军队。较之中国旧式武装(如清代的八旗、绿营及练勇)，新军之“新”主要表现在——
第一，废止戈矛土铳，代之以新式后膛枪、克虏伯大炮；
第二，编制、训练仿效德、日；第三，淘汰老弱和兵痞，募兵对象为士农工商的“安分子弟”；
第四，指挥官由军事学堂出身者担任；
第五，对入伍者的年龄、体格、文化程度都有规定，尤有“能识字、写字，并略通文理”的要求，保证了新军官兵的较高文化水平。湖北新军组建之际，适逢“废科举”，大批读书人断了“学而优则仕”的出路，转而投笔从戎。如1905年新军在黄陂募兵，入伍的“九十六人中，就有十二个廪生，二十四个秀才”。清方招收青年学子入伍，为的是便于掌握新式武器、接受现代化军事训练，但大批敏感、热忱的青年知识分子聚集一起，为革命党的宣传及组织活动提供了条件。
同为新军，湖北新军与北洋六镇相比还有自己的特点:北洋六镇是清廷的中央军，控制严厉，主持者袁世凯及段祺瑞、冯国璋等又是军阀型人物，力图将其锻造成宗法——专制色彩浓厚的武装，对一切“异端”活动严加打击，因而北洋军极少有革命党人的活动空间，故北洋军在清末民初一直是一支反动武装。
反观作为地方部队的湖北新军，受清廷控制相对松弛，张之洞决非军阀型人物，以其为首的湖北当权人物虽然也防范革命者潜入新军，并有日知会“丙午之狱”一类的镇压行为，但为了不致引起朝廷的干预和指责，对党人的活动多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态度。新军中发现党人活动，往往调离处理了事。加之张之洞有“惜才”之好，对于某些有革命倾向的干才，甚或暗加回护，如当有人告发吴禄贞为革命党，张之洞只将吴调离湖北，而且推荐到朝廷，赴北京练兵处任要职。张之洞练新军的助手吴殿英也以思想开明，支持革命党，“爱才”著称，对新军中下级官佐爱护有加。
湖北新军的历史功勋
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及纯朴农民聚集一堂，又有着相对宽松的环境，湖北新军在清末十年间成为革命党人开展宣传与组织活动的良好舞台。至辛亥武昌首义前夕，湖北新军一镇一混成协(即一个师、一个独立旅)共15000人，直接加入革命组织(主要是共进会与文学社)的已达2000多人，受其影响的4000多人，站在清方一边的不足千人，其余一半人处在中间状态。辛亥武昌首义因这样一支新式正规军队彻底哗变而发动，也就决非偶然了。辛亥革命前后，人们或者站在在反革命方，或者站在革命方，纷纷对张之洞及吴殿英们创建湖北新军的历史功能作出评析——
张之洞1907年调北京任大学士、军机大臣(所谓“入阁拜相”)，先由陈夔龙继任湖广总督，后由瑞贗接任，瑞贗就职后询问湖北新军第八镇统治张彪:“老实说，你部队中究竟有多少革命党？”张彪答曰:“不敢瞒大帅，大约有三分之一。”这一估量大体不错。
1907年瑞方由湖北巡抚调任直隶总督，入京晋见时，慈禧对端方说:“造就人才的是湖北，我所虑的也在湖北。”(《高原随笔》)政治嗅觉敏锐的慈禧洞见到张之洞及吴殿英等创建的湖北新军蕴蓄着其中主事者主观愿望之外的历史功能。这种功能在1911年10月，即慈禧身后三年、张之洞身后两年便得到充分展现。
武昌首义爆发不久，一个叫欧阳萼的人，在给袁世凯的信中对张之洞大张挞伐:
追原祸始，张文襄优容新进，骄纵军人，养痈十余年，糜帑数千万，兴学练兵，设厂制造，徒资逆用，以演成今日非常之惨剧，殊堪浩叹。(《欧阳萼致袁世凯书》，《闵尔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函电》)
与此恰成反照，民国开创者孙中山1912年初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4月访问首义之区武汉，详考张之洞在此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为首义爆发奠定基础，孙中山深有感慨地说:
“张文襄(之洞)乃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莅临武汉五日行》)无论是革命家的盛赞，还是保皇派的挽歌，都从不同的侧面肯认了张之洞率领吴殿英们创建湖北新军的巨大历史功能。
创造历史的先贤不可忘却，建立湖北新军，身在一线的执行官吴殿英先生历经百年的尘封，应该进入今天人们的视野了。
图:前排坐者:庄还(左)吴殿英(右)。立者左起:吴曼公(五子)、吴稼农(次子)之妻抱子吴祖刚、吴琴园(四女)、吴琴清(长女)、吴瀛(三子)、吴稼农(次子)
（《光明日报》2010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