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中国路径”今天开栏了。我们期待海内外学界的关注，欢迎广大学者参与相关的讨论和学术活动。
历史的进程存在普遍规律，故司马迁有“通古今之变”的追求，王船山有探询“势之所趋”（《读通鉴论》卷一）的努力。历史的大势又是“一”与“多”的综合，历史演进的普遍法则是通过诸多特殊道路得以体现的。然而，长期以来，在古典进化思维支配下，人们往往注意到历史演进的普遍法则，而忽略了历史演进的诸多特殊路径。
西方自启蒙时代即有关于世界历史共同道路的表述，意大利思想家杨巴蒂斯塔·维柯（1668-1774）在《新科学》中系统提出关于世界历史共同发展轨迹的设想：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人的时代。法国重农学派的杜尔阁（1727-1781）则有神学时代-形而上学时代-科学时代的划分。马克思与恩格斯1845-1846年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依据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将前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划分为三个依次递进的阶段：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上述学者关于历史发展通则的表述，都有相当强大的说服力，然而，囿于视野的局限，这些结论只是对欧洲史（主要是西欧史）的概括，如果将这种概括公式化，将全球诸文明的发展路径全都塞入其模式，则陷入“西欧中心主义”的荒谬。
早在19世纪五十年代，马克思已注意到西欧以外历史的特殊性，故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提出。马克思并未单纯地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三种社会形态视作人类历史普世性的前后递进阶梯，而且还指出，这是原始社会结束后的几种平行发展道路，其中只有西欧“封建制”通向了“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呈现“古典—封建—资本主义”的发展序列，而绝大多数非欧地区并不如此。至于在马克思后期，因较多地研究了非欧地区的社会史材料，愈益强调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一再批评“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的论者，指出通向“资产阶级社会”的途径绝非单线的，而是多途的、网状的，除西欧式的封建所有制外，马克思还列举其他路径，诸如“东方和斯拉夫各民族中那样是从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的”。基于对世界历史的网状发展路径的认识，马克思与恩格斯从不把中国、印度等东方文明与西欧等量齐观，并且决不将日本以外的绝大多数东方国家的前近代社会以“封建”相称。
中国学者也对“西欧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提出异议，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质疑臣服“五形态”单线直说的态度：“何必削足适履，谓人类历史演变，万逃不出西洋学者此等分类之外？”事实上，中国的前近代社会与西欧颇相差异，其自有之特色，一是氏族共同体解体不充分，故宗法关系和宗法意识延绵久远（儒家的仁学、亲亲互隐为其精神形态）；二是宗法封建早成（三千多年前的商周），至晚周方封建解纽，代之以郡县制、流官制，隋唐以降的科举制更与贵族政治告别；三是土地可以买卖的地主经济早成，与领主经济分手；四是专制皇权早成（两千多年前的秦汉）并长期延续（直至明清，近代仍余韵犹存），法家繁密严格的典制得以运行，所谓“历代皆行秦政制”，故尊君论及与之对应的民本论构成中国政治学说的并翔两翼。这些特点都大异于西欧与日本，怎么能将其混为一谈，塞入同一模式之中。
上述特色不仅属于过去时的历史，还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如果说，西欧及日本是在封建社会（领主经济与贵族政治）的地基上实现近代转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化则依凭宗法专制社会（地主经济与官僚政治），章太炎称日本（西欧亦然）“去封建近”，中国“去封建远”，故各自的近代改革方式不能等量齐观。中国现代化路径的优势与弊端都与其前现代的历史起点相关。我仿只有真切地认识中国文明的发展路径，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才能在世界文明进程的全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才有可能较清醒地把握未来。（冯天瑜 武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