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1919-1922)深造期间留影。“昌明国故，融会新知”的思想就是在此时酝酿成熟的。此照片系首次公开发表。

导 言

中国文化正处在返本开新的历史新时期。返本才能开新，返本更重要的是为了开新。

《光明日报》国学版为探讨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中国路径，厘清先贤思想遗产，正当其时。

家父用彤先生作为会通古今的大家，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治学宗旨作为返本开新的途径，通过对民族文化自身演进及中外交流史的梳理，总结规律以探索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径，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和镜鉴，值得我们深入发掘，并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创新。

——汤一介

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宗师，汤用彤（1893～1964）的一生是20世纪中国学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20世纪世界发展大势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同时世界文化也走向中国。汤用彤顺应并推动这一潮流，以“昌明国粹，融会新知”为治学宗旨，首先深入研究中、西、印三大文化体系在接触之前的特性，继而探讨其冲突与融合的历史过程，并将之上升到文化发展一般规律的高度加以深化。总结汤用彤的学术贡献，对探索中国文化建设路径极富启迪意义。

返本：探研中国文化特质，梳理思想变迁之迹

“返本”简言之，就是返回本体从而实现生命的本性，亦即与超越性的天道为一的人生境界。像归真、复命、通玄、履道、体极、存神等均为返本之异名。魏晋玄学中“由用达体”、“由末达本”的“返（复）本”问题，作为儒道释三教由差异到会通的生长点，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起了关键的催化作用，也是复性论兴起的前奏，从中可见理学之缘起。对这一问题的楬橥，肇自汤用彤。

汤用彤认为，孔孟之时，虽已有本末之说，但直到秦汉之际仍为本根论，未及本体层面。至王弼以深具道家特色的“返本”思想来诠解儒经《周易·复卦》大义，发展出“以无为本”和“体用一如”的本体观念，标志着中国哲学成熟到摆脱经验思维而进入以理性思辨天人之际恒常本体的新时期。通过汉易与玄学易在《复卦》解释上的“新陈代谢”，汤用彤梳理出汉代学术向魏晋玄学演变的基本线索，即把汉学向玄学的发展视为宇宙生成论到本体论的转变。他归结出玄学家之中心问题是“本末有无之争”，玄学是以“由末返本”的方式融合儒道释，首创从本末之辨的角度来解释三教之争，从而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玄学与三教关系的研究。汤用彤的研究范式影响广泛而深远，缘于他注重把返本问题置于中国思想演进的全体中评判其根本特性的治学方法。

“返本”是儒道释三教共通的问题意识，这一问题的阐明，有助于理清复杂的三教关系及理学发生的脉络。汤用彤以此为切入点，透过纷纭的史料，以“返本”贯通众说，梳理出佛教与道家、儒家由冲突至融合的互动关系，从而打通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难关。

汤用彤认为“由末返本”是魏晋南北朝儒道释本末（体用）之争的实质。他通过对这一时期儒道释异中之同，同中之异的分疏，指出在返本（本体）观念上的会通是三教由冲突至融合的关键：“魏晋以来，学问之终的，在体道通玄。曰道，曰玄，均指本源。三玄佛法均探源返本之学。释李之同异，异说之争辩，均系于本末源流之观念。党释者多斥李为末，尊李者每言释不得其本。而当时又常合玄佛为道家，以别于周孔之名教。道训与名教之同异，亦为本末之别。”

汤用彤通过解剖返本问题，发掘出不同文化交互作用的规律：汉魏时，外来佛教以表面相合而与道教调和，附属道术为“佛道”；两晋南北朝时佛教与儒、道因见不同而冲突，由此催生出“本末”之论以解决三教矛盾；此后三教会通理论渐趋成熟，佛教与中国文化因见真实相合而调和。由此，他总结出文化冲突到融合的三阶段理论，立论高远，文约义丰，堪称其学术精魂所在。基于这一文化视角他发现了佛教与儒道本位文化的融合对于催生宋明理学的作用。

汤用彤从魏晋玄学及三教关系的发展中，阐明了人生返本说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指引作用，并归纳出本末（体用）范畴的思想结构。而体用范畴的确立，构筑了后世道教哲学、佛学和理学发展及三教会通，乃至中西文化论争的基本诠释架构。随后，任继愈的《理学探源》及其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和冯契、汤一介先生的哲学史等著作都是在汤用彤所开启方向上的继续推进和深化。由此，三教关系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延续至今。

在汤用彤看来，作为人生本性的本体是内在具有的，因而达到本体境界方为“返本”。他接着在分析“中国之所谓理”时，以“超越的，内在的”（Transcendent， Immanent）来解释“‘理’之在上、在中”。汤用彤于此明确意识到了中国哲学内在性和超越性的问题。中国哲学的内在超越性这一特质，后经牟宗三、余英时、汤一介诸先生阐发，已在国际范围内成为文化研究的焦点之一。

汤用彤对返本问题的关注，是基于以下理念：外来文化的输入必须先找到与本土文化相符合的地方，并顺应本土文化的特性，才能落地生根得以发展。现代新儒家标举“返本开新”以为法门，对此王守常、钱文忠指出：事实上，熊十力、梁漱溟、牟宗三更多地是做了“开新”的工作，“返本”在当时未遑顾及。汤用彤则做了迄今为止尚未得到真正理解的“返本”的工作（《国故与新知的称星》）。20世纪儒学发展经历了由体系构建到学术研究的演进轨迹。只有通过对本民族文化发展史进行具体而深度的梳理总结（即真正的“返本”工作），方能使思想体系建构的“开新”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之上。

作为杰出的思想家，汤用彤研究方向和重点之选择皆深蕴复兴民族的精神动力。他重点研究汉唐佛教史，是因晚清以降传统文化遭遇西学，与当年儒学经受佛教冲击的境遇相似，皆面临退守乃至生存危机。如何主动对西学加以选择、传介和吸收，是决定中国文化现代命运的关键所在。汤用彤期望从历史上成功化解佛教的征服中找出回应西学挑战的方法。他高扬主体性道德人格以复兴民族本位文化，并坚决站在这一立场上考虑外来文化的吸收问题，如此虽强调了外来文化对中国影响之深、冲击之巨，但同时也使人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复兴中华文明是他钻研外来文化的根本立场和出发点。对此，贺麟看得真切而明了，他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中说：汤用彤“根据他多年来对中国文化学术史的研究和观察，对于中国哲学发展之继续性有了新颖而深切的看法。他一扫认中国哲学的道统在孟子以后，曾经有过长期失传的偏狭旧说。他认为中国哲学自来就一脉相传没有中断。即在南北朝隋唐时代，当佛学最盛、儒学最衰时期，中国人并未失掉其民族精神。外来文化只不过是一种偶然的遇合，外在的刺激，而中国利用之，反应之，吸收之，以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并促进中国哲学的新发展……这种宏通平正的看法，不惟可供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发展史的新指针，且于积极推行西化的今日，还可以提供民族文化不致沦亡断绝的新保证。而在当时偏激的全盘西化声中，有助于促进我们对于民族文化新开展的信心。”而“民族文化新开展”正是新儒家的标帜。

“越是研究中国哲学，越要多了解外国哲学”

汤用彤在学术领域独辟蹊径，成就斐然，源于他在跨文化对话背景下对文化双向选择中的中国文化建设路径问题的独特思考。近代以来，文化建设路径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知识界。面对中西文化的危机，作为学衡派核心人物的汤用彤藉其广博学识，抓住了外来文化的本土化这一关键问题。“昌明国故，融会新知”的思想是20世纪文化纷争的产物，是汤用彤解决上述问题的理路，也是他进行外来文化中国化研究的指针，贯穿于毕生的学术研究。这一思想不仅反映了他的哲学文化观，而且还是他首创的治学方法，突破了古今中西之争长期纠缠的体用框架而独树一帜。如果说汤用彤的儒学、道教和玄学研究是就中国思想自身发展方面立论的，即“昌明国故”，那么其佛教和西学研究则意在探索外来文化中国化的过程，即“融会新知”。这实际就是中外文化双向交流与选择的过程。

中国文化在遭遇外来文化时才更清楚地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因此，汤用彤特别强调：“越是研究中国哲学，越要多了解外国哲学。”他开设中西印课程40余门，主要是为加强学生的哲学思维训练，使其知晓研究中国哲学必须对外国哲学有深刻理解，了解外国哲学特有的概念、范畴和推论方法。如是才能将中国哲学的研究置于更为广阔的背景之下，找到新的角度，达到新的高度和深度。讲授这些课程，为他的外来文化中国化研究奠定了广博深厚的基础。厚积薄发，自然不同凡响，故其著述虽多专论，但读之如饮醇醪，回味悠长，总会得到文字之外的启益。

仅在中国文化的视野里很难把握自身真面目，只在西方文化视野下也难深入国学。汤用彤把中西文化都放在更宏阔的世界文化的视野中去比较，既能入乎其中，又能超出其外，以作为“他者”的西学为参照物来反观自身，努力凸显中国文化自身的特点。这也说明在中国路径的探索上，既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也不能全按传统模式，而应是确立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综合创新。在汤用彤开辟的研究框架基础上，学界从不同角度继续深究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特质，中国文化建设的自觉性和独立性日渐显扬。这说明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学界对凸显中国思想自身特质的时代意义有了越来越充分的认识。

汤用彤关注的西学领域极为广泛，几乎涉及了整个西方哲学通史及其前沿领域。他从西方哲学不同学派切入，以历史比较方法叙述哲学各流派的基本特征、源流，着眼于探索中西哲学文化的双向诠释和会通，并提出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他认为中西文化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不能因为两种文化的表面相同而强求一致，也不能因为存在差异而加以排斥，而应不囿于名相，寻求相通之处。这种“明其大异进而求其大同”（赵敦华语）的比较研究其实是中外学问的会通。由是，他既注意文化现象的普遍性，又注意其特殊性，坚持共性与个性的相互统一。他的著作、授课及治校方针都体现了上述精神。

汤用彤引介西学，首重其与中国传统精神相契合之处。因为他坚信真正属于真善美者必然超越东西方界限，而含有永恒的价值。汤用彤主张应当透过中西特殊历史文化的表象，来寻求具有普遍性、永久性的现代精神。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认为西方文化不但不违背民族文化传统，反而会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可见他不仅将西学作为一种客观知识介绍给国人，而且用西方的方法解析国学，并将西学精义化入国学，从而建立起独树一帜的文化理念，为现代中国哲学文化的重构做出杰出贡献。

汤用彤注重参考西学的成就，但又强调世界不同的文化，特质各异，相互理解殊为不易，切不可轻率比附，更不能用一种文化为标准来评判其他文化：“国情不同，民性各别，了解已甚艰，传译尤匪易。固有名辞（或西洋哲学译名）多不适用，且每易援引泰西哲学妄相比附，遂更淆乱失真。”这里明确批评了不加深究，盲目套用西学范畴，抹煞本土思想固有特点的错误做法。汤用彤主张在学习外来文化要从国情出发，扬长补短，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整合中探寻发展之路，避免了激进与保守的偏颇，臻于平和公允的圆融境界。汤用彤的文化观追求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是具有深远前瞻性的正确洞察。他融铸古今中外的学术成果、治学方法和精神，都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赵建永（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天津社科院哲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