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是同盟会及其下属地区性团体（共进会、文学社）组织领导的，辛亥首义史理当详论革命党的组织活动、宣传活动及起义实践。然而，辛亥首义爆发以及之后的走势，又决非单由革命党人所左右。通观历史全过程，辛亥首义及其演进与终局，是革命党人与立宪派、从清朝离析出来的汉官、袁世凯集团、清廷满洲亲贵、西方列强等几种力量相互博弈的产物，背后更受国内、国际局势所左右。

恩格斯（1821—1895）晚年提出“历史合力”论，认为历史的发展不是由一种力量推动的单向、直线式进程，他指出——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7页）。

辛亥首义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划时代历史事变，正是由“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相互作用，造成的“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

如作为武昌起义直接先导的保路风潮，即由立宪派发动，四川谘议局的蒲殿俊（1875—1935）、罗纶（1876—1930）、张澜（1872—1955）等，湖北士绅刘心源（1848—1917）、谘议局汤化龙、新军协统黎元洪，是保路运动的领袖或赞助者。他们在辛亥首义前的活动，理当进入辛亥首义史的视野。

又如湖北军政府的建立及运行，充满革命党人与汤化龙等立宪派、黎元洪等原军政官员彼此互动、角力的故事；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南北议和，及让权于袁世凯，更是全国范围内多种势力较量、组合的结果。值得一提的是曾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僚的赵凤昌（1856—1938）及其密友庄蕴宽（1866—1932）等江苏常州系人士的活动。赵凤昌在辛亥首义前后运筹帷幄，折冲樽俎，与革命党人、立宪派、清朝汉官均有深度联系，并与英、法、日、俄的驻华使团相沟通。上海光复，赵凤昌又与张謇居中调停，赵氏寓所惜阴堂成为南北代表幕后商议地点，并约定在上海，由江苏代表雷奋致电各省，派代表前来讨论“将来国体、政体根本计议”。孙中山1911年秋冬之际从美国取道欧洲、香港，于12月25日返回上海，首先与同盟会黄兴、宋教仁等商讨组建政府诸事，次日即拜会惜阴堂主人赵凤昌。孙中山还有聘赵凤昌为民国“枢密顾问”的计划。以惜阴堂为枢纽，江浙沪集团与孙黄、湖北军政府及袁世凯、冯国璋的北洋势力交相往还，并同外国使团反复沟通，竭力预防列强干涉，促成清帝退位，从而对辛亥首义以后的中国政局走势发生影响。辛亥年底，革命中心已从武汉转移到沪宁，当然是全国大局演变、各方力量对比所致，然与赵凤昌等人前台幕后的纵横捭阖，有相当关系。“历史合力”论在这里展示出雄辩的说服力。

（《学习时报》2011年5月3日；http://theory.gmw.cn/2011-05/03/content_191470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