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名著的现代误读”，这一现象的产生，乃是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必然后果。其中既有文化的原因，也有学术的原因。
先说文化的原因。
在20世纪的文化生活中，有一个口号是特别响亮的，即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别小看了这五个字，它意味着中国数千年的精英传统已失去尊严。读鲁迅的《阿Q正传》，我们只觉得老庄和道家受到了嘲笑；而同样是鲁迅所作的《狂人日记》，则让孔子和儒家成为“当时政治、民俗、社会中的一切丑恶”（郭齐勇语）的殉葬品。儒家是秦汉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维系人心、培育道德感的主流意识形态，曾经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感，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我们经常表彰“中国的脊梁”，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中国的脊梁”大都是在儒家经典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以文天祥为例，这位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曾在《过零丁洋》诗中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丹心”，就是蕴蓄着崇高的道德感的心灵。他还有一首《正气歌》，开头一段是：“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身在治世，正气表现为安邦定国的情志，身在乱世，则表现为忠贞坚毅的气节。即文天祥所说：“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1282年，他在元大都(今属北京)英勇就义，事前他在衣带中写下了这样的话：“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四书五经的教诲，确乎是他的立身之本。文天祥绝不可能料到的是，在他心目中如此神圣的四书五经，有朝一日会被打倒在地。这太不可思议了，然而竟是事实。其后果之严重，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试想，连“孔家店”也可以打倒，中国数千年的精英传统中还有什么是不可以打倒的。“打倒”一词在20世纪出现频率极高，它意味着一种“破字当头”的文化心态和文化姿态，意味着对中国数千年精英传统的不屑一顾。
说到“打倒孔家店”，还要注意到一个有趣的事实，即：五四文化人虽口头上高呼“打倒孔家店”，其实大有言不由衷之处，他们内心里仍对孔子和儒家保留了崇高的敬意，并具备足够的“同情之了解”的能力。胡适就明确说过，别看他是“打倒孔家店”的旗手之一，其实他骨子里是儒家人生哲学的信奉者。为什么会言不由衷呢？林语堂《中国文化之精神》的一段补充说明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事实。林语堂说：“中国今日政治经济工业学术，无一不落人后，而举国正如醉如痴，连年战乱，不恤民艰，强邻外侮之际，且不能释然私怨，岂非亡国之征?正因一般民众与官僚，缺乏彻底改过革命之决心，党国要人，或者正开口浮屠，闭口孔孟，思想不清之国粹家，又从而附和之，正如富家之纨袴子弟，不思所以发扬光大祖宗企业，徒日数家珍以夸人。吾于此时，复作颂扬东方文明之语，岂非对读者下麻醉剂，为亡国者助声势乎?”原来如此。这提醒我们，五四文化人对传统的敬意是深藏内心的，而他们对传统的批判则“怒形于色”。他们对传统的批判“力度很大”，却不一定代表他们真实的态度。他们的批判带有借题发挥、指桑骂槐的意味。“他们所处的环境特别恶劣，不仅是内忧外患，尤其是启蒙所遇到的强大阻力。他们的矫枉过正其实也是被腐朽的孔教喧嚣逼出来的。”（郭齐勇：《儒学与儒学史新论》第313页，台湾学生书局2002年版）
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五四文化人的退场，在“新文化”以及“后新文化”哺育下成长起来的20世纪中后期的几代文化人，情况便更加令人难以乐观。就其主导倾向而言，可以说，他们不只是在口头上高呼“打倒孔家店”，在内心里也对“孔家店”充满了蔑视和愤怒。以我们这一代人为例，20世纪七十年代初，正是上中学的年纪。那个时候，我们总是称孔子为“孔老二”，提到“儒家”、“宋明理学”、“仁义”、“圣贤”等术语，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产生一种厌恶感。对中国数千年文化中最核心的价值系统——儒家，以及与之互补的道家，我们已习惯于嗤之以鼻，或批判，或鄙夷，总之，是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面对垃圾的态度。
从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到20世纪中后期的“批林批孔”等运动，“批孔”的措辞一以贯之，而对孔子的批判心态则日渐强化，由最初的“言不由衷”变为了几代人的习惯性态度和讨论问题的大前提。是定论，是真理。它本身不再需要证明，倒成了判断其他论述的标尺。在这样一种批判传统、蔑视传统的社会氛围中，在中国数千年精英传统失去尊严的境况下，对中国古典名著的误读就不可能只是个别现象，就不可能只是偶然现象。因为，中国古典名著本来就是中国数千年精英传统的主要载体。
再说学术的原因。
2001年至2006年，由我主持，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专家的鼎力协助下，我们编纂出版了中国首部系统完整、涵盖古今的《中国文学编年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在谈到编年史这样一种文学史范型的兴盛原因时，我特别强调：“这是现代学术负面后果所导致的一种回应。”我在《编年史：一种应运而兴的文学史范型》一文中指出：
与传统学术相比，
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文学观念的变化，强调诗、文、小说、戏曲才属于文学研究的核心对象；一是治学方式的变化，强调叙述和论证的条理化和逻辑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变化在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显而易见的缺憾。就研究对象的选择而言，“在《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等被突出的同时，形成了其他部分在文学史上无足轻重的误解。受到最大压抑的是古代的文章。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观的‘杂’，大半就是由于这一文体。以现代文学四大文体之一的散文定义来衡量古代的文章，很大部分难以对应……古代散文的研究之所以会成为一個薄弱环节，有的文体、有的作家之所以会被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或者有的作家原是诗文均精而文学史上却只讲其诗不讲其文，种种现象无论在文学通史抑或在断代史中都存在着，且均与此有关。而这对全面深刻地理解和探索中国文学发展规律，显然是不利的”。（董乃斌：《近世名家与古典文学研究》第267页，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就治学方式而言，伴随着对条理化和逻辑化的追求，大量现代术语被视为论述的基础，而这些现代术语很难与古代的文学范畴对接，结果不仅造成了中国古代文论在现代文艺理论中的缺席，也造成了现代论述很难把握古代文学的精髓。比如，我们将六朝骈文、唐宋古文和明清时期的小品文都划入“散文”范畴之内，而三者的体裁特征是大不相同的：骈文以抒情为目的，以写景和骈俪辞藻的经营为表达上的特征，轻视说理、叙事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古文以说理或寓含真知灼见为目的，以论说和叙述为表达上的特征，通常排斥或不太注重写景及骈俪辞藻的经营；小品文在忽略骈俪辞藻的经营方面虽与古文相近，但小品文并不重视说理，并不致力于思想的深刻，它着力表达的是一种情趣、一种情调。在面对这三种传统文体时，相当多的现代学者不去关注各自的体裁特征，而习惯于以评鉴现代散文的方式来加以论述，结果张冠李戴，未能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又如，我们将诗(古诗、近体诗)、词、散曲都划入诗歌一类，而三者的差异之大出乎许多人的想象之外。中国的古典诗(古诗和近体诗)以面向重大的社会人生为宗旨，私生活感情是受到排斥的题材，宫体诗和香奁诗即因以女性为描写重心而成为众矢之的。与古典诗的题材选择形成对照，词的题材重心则是私生活感情，重大的社会人生题材反而被认为不宜用词来写，或者，在用词来处理时必须予以适当的软化。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在写到周瑜的风采时有意用“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来加以点缀，即属于典型的软化处理，其风格与刚性的诗存在显著区别。散曲的题材重心是“隐逸”和“风情”，其“隐逸情调”与古典的山水田园诗有相通之处，其“浪子风流”与恋情题材的婉约词有相通之处，但相互之间的差异仍不容忽视。一般说来，古典的山水田园诗和婉约词注重表达上的含蓄，而散曲则以“说尽”“老辣”为主导风格，讲究含蓄就不可能成为散曲正宗。一部分现代学者习惯于以文学理论中的诗论为理论前提，“一视同仁”地解读古代的诗、词、散曲，出现阐释错误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而由此建立的“文学史规律”，自难严谨切题。
我在《编年史：一种应运而兴的文学史范型》中只讨论了文学学科的问题。实际上，在其他学科，“现代学术的负面后果”也随处可见。例如哲学。1930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出版，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随冯著刊行。在这篇审查报告中，陈寅恪不点名地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提出了批评：“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确实，中国古典哲学名著的误读现象至少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误读现象同样触目惊心。“现代学术”所造成的种种负面后果，日积月累，已到了必须认真对待并加以系统清理的时候。
“中国古典名著的现代误读”，这是20世纪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也是20世纪的一个重要学术现象。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表明，出版一套《中国古典名著的现代误读丛书》，对于当下的文化建设和学术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令人感到振奋的是，齐鲁书社的领导热情支持这套丛书的出版，其眼光和气度，确乎不同寻常。“齐鲁”是中国数千年精英传统最重要的发祥地，《中国古典名著的现代误读丛书》在“齐鲁书社”出版，这一巧合包含了颇为美妙的意味。谨祝齐鲁书社的声望蒸蒸日上，也期待这套丛书成为21世纪中国文化、中国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丛书的责编张文还很年轻，谨祝她的事业伴随着齐鲁书社的事业欣欣向荣！
2008.2.23
于武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