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出版社陈军博士约我写这本小册子，承蒙他的看重，也谢谢他有耐心，我终于慢悠悠地把平日为学生们讲课的有关讲义和面向社会大众的演讲稿，按照出版社的要求整理了出来。

我个人持一种开放的儒学的观点，我不认为有什么铁板一块的中国文化或一成不变的儒学。孔子是“圣之时者”，儒家是“时间的人”，与时偕行，不舍昼夜。在今天这个时代，儒学、儒家或儒教当然是具有今天的时代精神的儒学、儒家、儒教。

我提倡开放的儒学或开放的“新儒学”，主张儒学与马克思主义、西方学术、诸子百家之学的相互拥抱、互补兼容。

中国文化或国学，包罗至广，丰富多彩。我不同意把中国文化、国学简单地化约为儒学（当然儒学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儒学与除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之学，与道教、佛教，与地域文化或民间文化并非绝对对立。历史上，儒家与上述诸家大体上是处在合理的冲撞与相互补充的文化生态之中的。我们今天更没有必要持门户之见，以为诸家相互抵触，绝对排斥。从人格境界的追求或文化修养来说，儒道释一直是相辅相成的，正如杜甫（诗圣）、李白（诗仙）、王维（诗禅）在唐诗中相得益彰一样。

中、西、马，诸子百家，儒、释、道，耶教、回教、印度教等，各著精彩，各有其长，都是人类走上现代化的重要思想与文化资源，都可以作创造性转化与综合，取长补短，交流互动，以为当今中国和世界之用。而以当代开放的儒家的立场视之，以他者的视域，更能发现自我的精粹与缺弱，故儒家欢迎各种批评，并善于借镜各家的成败得失。

我所谓开放的新儒学或新儒家，不仅要做自身修养，著书立说，更重要的是做事，是参与现代社会的生活，参与政治社会及各方面的活动，在做人中做事，在做事中做人。真正的儒学从来都是生活的儒学，实践的儒学。我不同意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划分。儒家从来都讲经世致用，从来都是在社会政事、教育师道、经史博古、文章子集之学上全面发展的。古往今来真正的儒家，多数是修身律己，有境界追求的人，宵衣旰食、脚踏实地服务大众，有奉献精神，有行政能力与才干，有胸量，有事业，能风化、影响周围的人。这就是内圣与外王的一致。对于像我这样从事教师这一职业的人来说，对学生多投入一些时间与精力，教书育人，提携青年，参与社会活动，比著书立说更为重要。我还是同意所谓“三不朽”中立德、立功、立言的次序。

与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我生活的社会与家庭背景是儒家式的。我个人的生活方式也是儒家式的，我的学业、专攻，也主要在儒学。故我对儒学有研究的偏重，又有深厚的情感。但这不妨碍我对马克思主义、西方学术、耶教、回教、印度教、诸子百家（特别是道、释）的尊重与学习，也不妨碍我对儒学的批评与更化。儒家是“为己之学”，儒家教会、增强我们自我修养、自我学习、自我反思、自我超越的能力，并有一系列的方法，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等等。读儒书，使儒家中人或新时代的儒者更加关心国事民瘼，更加关爱劳苦大众及其子女，更加敬业地投身教育、学术、文化等事业，更加积极地服务于社会，更加谦虚、慷慨、包容，也更有平常心和实践精神，此即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

我认为，以儒家文化作为切入点和主要视域，来研究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融贯，可深化这一主题；但我绝不排斥，相反非常希望其他学者以道家（教）、佛教，各时段的地域、民族、民间文化等为支点或领域来研究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融贯。毋宁说，这适成一种学术生态的互补关系。

有人说儒家是所谓“泛道德主义者”，这也是因为对儒家知之甚少所致。孟子曾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儒家的范围甚广，很难归结为道德的或泛道德的，政治的或泛政治的。就儒家与政治的关系而论，历史上真正的儒家从不阿附权贵，不是历代权威政治的附庸。虽然历史上不乏曲学阿世的陋儒，但这不是儒学的主流，儒家有以“天”或“德”抗位的传统和批判的精神，乃至“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儒家在观念、制度及化民成俗的三层次中，有许多因素成为改善传统政治的良性的东西，这里有不少可以转化为现代法治社会、民主政治建设与陶冶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资产。儒家的某些理念曾转化为传统社会的一些制度，有一些制度其实是值得我们反刍的，其中的价值常常被我们忽视。儒家有极为丰富的公共意识与公德心，其对公与私、公德与私德、公利与私利的看法，也绝非流俗所言，它当然也不可以归结为所谓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云云。

儒学不是博物馆或图书馆，也不是什么“孤魂”、“游魂”、“野鬼”。海外的一些汉学家、中国学家，对现代中国社会非常隔膜。他们不知道，儒学是生活，儒学有草根性。即使是在农业社会之后，即使清末民初以来基本社会架构与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儒学、儒家仍活在民间，就在老百姓的生活——当下的生活之中，在社会大群人生的伦常之间，在日用而不知之间。我们当然希望把日用不知提升为自觉自识。我们在孔繁森、吴天祥、桂希恩、周又山等当代楷模的身上，都可以找到大量的儒学因素的积淀[1]。我个人即是出身于生长于武昌巡司河畔的平民家庭，又在农村与工厂等最下层民众中生活了十数年，至今还有平民朋友，深知民间家庭、社群、人性、人心之主流，老百姓的生活信念与工作伦理还是儒家式的，主要价值理念仍然是以“仁爱”为中心的仁、义、礼、智、信等“五常”（内涵当然也与时迁移，有新的时代精神渗入）。现在一些健康的民间宗教、企业中，吸纳了大量的儒家核心价值。

儒学与现代化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它是参与现代化的积极力量，而且不仅仅只具有克服现代病、治疗现当代顽疾的作用，也不仅仅只具有心理慰藉的作用。儒学的主要精神与价值理念，仍然是人之所以为人，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是当代中华法治社会的民族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之基础。人们常常身在宝山不识宝，儒学丰富的内在宝藏还有待我们一代代人去发掘、发现与转化。

儒学其实是教养，是文明。当今的社会，尤其需要提升民众、国民的教养水平，尤其需要强调文明的程度。健康的现代市民社会需要“温良恭俭让”和有所敬畏的公民，而不是痞子式的“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无赖。公民社会是凸显个体教养与社会公德公信的社会，故现代性的诗书礼乐之教养，不仅对君子，而且对每一个公民都是必要的，它毋宁是现代公民社会的必需，是构建当代文明社会的基础。文化修养的形成，需要环境、氛围的熏陶，长时间的、几代人的积累。儒家教育是性情教育。真正的儒家式的人、家庭与社会的幸福指数很高，幸福感最强。

这并不是说，儒家、儒学中都是珍宝，没有糟粕，可以全盘照搬，全面复古。儒学作为前现代文明中的一种，当然有其时代的附着物，这是我们必须扬弃的。儒学的本质是变动不居、趋时更新的。时代的限制可以随着时代而代谢、扬弃。我特别要说的是，不要苛求儒家、儒学、儒教。大家都不苛求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道家道教，为什么一定要苛求儒学，一定要它给予我们现成的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现代价值呢？不给予这些现成的东西就没有价值吗？其实，儒学与基督教等一样，不能直接地开出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但通过我们的批判继承、创造转化，它可以更好地转化并吸纳现当代价值，更好地使现代价值健康地植根于既有的文化土壤。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特定时代的责任，我们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我们也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古人，让古人承担一切。对儒学采取简单抛弃、一味排斥、不讲道理的态度，轻率肢解，信口开河，或视之如寇仇的方式，是最容易做到的，但那是思想懒汉的做法。这种人没有担当意识。对于我们的有志气有智慧的青年人来说，一定要肯下功夫去切磋琢磨自家的文化基因、文化土壤。这里面有很多不简单的东西。例如“礼”、“三礼”中就有大量宝贝，有很多复杂的面相与深刻的内涵，绝不是所谓“吃人”、“杀人”就可以盖棺论定而弃之如敝屣的。那就把洗澡水与婴儿一道泼掉了。其实，换一个角度看，无论哪一种成文或不成文的文化制度都有吃人、杀人的一面，今天的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网络文化、色情文化、官场文化，不吃人不杀人吗？

现在是开放与对话的时代，我作为新时代的儒者，一直勉励自己以开放的胸怀，接纳、促进新时代的诸子百家，促进古与今、东与西、中西马、文史哲、儒释道、诸子百家间的对话，以及广义的儒教徒、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之间的对话，在文明对话的过程中，把自己的珍宝承传下来并努力地输送出去，让全人类共享！儒家有丰富的资源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女性主义等等思潮对话，在对话中彼此理解、沟通、融会、丰富。一方面，以上这些主义不是绝对对立的。儒家有很多思想、价值可以与民主政治相连接或作铺垫。我个人在政治上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在经济上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这并不妨碍我在文化上的守成主义立场。这里所说的文化守成主义不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也不是文化上的抱残守阙，而是守先待后，创造转化。另一方面，与前所说，我们都需要以他者的视域来观照自身，也只有以他者的视域，在文明的比较之中，才能看清自己的缺弱和优长。当然，用庄子的说法，在以物观之、以俗观之、以差观之、以功观之、以趋观之的基础上，还要上升到以道观之的意境。

现在又是思考或反思的时代，思考或反思流俗，反思启蒙，反思习以为常，反思思维定势，反思一百多年来时髦人士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反思成见，反思科技文明，反思商业化，反思现代性，反思全球化，反思文化工业或大众文化或官场文化，反思功利时代，反思金钱与权力拜物教，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反思今天的评价体系，反思对根源性、对神圣性、对敬畏之心、对终极价值与安身立命之道的解构或消解，反思对列祖列宗创造并传承下来的文明遗产和中华文化精神不抱敬意的态度，重建崇高，重建信念与信仰。我们尤其要反思教条主义，反思全盘西化，当然要誓死捍卫各色人等说话的权利。这就是文化的生态平衡即“和而不同”。

现在还是文化自觉的时代，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与重建的时代。我对开放的儒家、儒学、儒教，充满了信心。我们中华文化当然要有自己的立足之地，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然要有自己的文化主体意识而不能是无本无根的，不能只沉溺于拾人牙慧。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当然不可能以外来文化为其“体”。但传统或文化（心性的或价值的或观念的文化、制度的文化、器物的文化）总是流动的、变异的。今天的中华文化已是以传统中华文化为主特别是以其中的儒家型社会文化为主，而不断融合、消化外来文化的新文化。这一新文化体用如一，即体即用。但它的内核与主干，当然是固有的精粹，否则，我们拿什么去与人家对话？拿人家的余唾去与人家对话吗？我们只是“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的精神弃儿吗？总之，我们要以健康的心态面对传统与现代间、东方与西方间的种种切切，一定要有定力，有主心骨。

在构建和谐社会，迎接民富国强之际，千万不要忘记发挥儒家资源的积极作用！儒家不怕被误会被批评，儒家丰富的思想资源还有待年轻一辈人及一代代人去研读、开发与创造性地转化并代代相传！儒家教育一定要从娃娃抓起，一定要进入国民教育体系。儒家中人有所为，有所守！当代儒家的文化理想与终极关切仍然是“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

谢谢读者阅读我的这一小册子，敬请各位女士、先生批评、赐教。

武昌郭齐勇

丁亥年冬月至戊子年二月于珞珈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