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社会科学研究》三十华诞写一篇小文，就我个人来说，的确是有感而发。

在拙著《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的“后记”中，我曾发自内心地向为数不多的几家刊物致谢，其中一家是《社会科学研究》，同时也感谢了几位从未谋面的编辑，其中一位是《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的李琏生先生。如此认真地致谢，表明我只是一个寻常人，因为真正的“人物”通常是受恩不谢的。之所以不谢，意在暗示自己发迹后将有以重报，其中包含着不同寻常的自负意味。但也正因为我只是一个寻常人，也就更能见出《社会科学研究》在我的学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我在学术上的些许成绩是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提携密切相关的。

这里要提请读者注意我写那篇“后记”的时间：1993年7月。在那个年代，一个出道不久的学者，要在比较重要的刊物发文章，大抵有两个途径：一是权威推荐，足以取信于刊物；一是自由投稿，承蒙编辑青目。我感到幸运的是：李琏生先生这样一些编辑，他们在众多的自由来稿中，在没有任何人推荐的背景下，选中了拙作，还不时予以热情洋溢的鼓励。我在学术上的自信心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地树立起来的。一次和一位同行聊天，这位同行不无沮丧地感慨他那种自生自灭、无人提携的尴尬处境，我听了，只能用“神仙自能拔宅，何暇傍人门户”这一类话来安慰他，并因此更加庆幸我得到了那么多意想不到的帮助。

我在《社会科学研究》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论清代传奇体小说发展的历史机遇》。这篇论文在我的学术生涯中的意义，可以借用我在《古典文学论著四种>前言》中的一段话加以说明：“1993年，我的第一本专著《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其结构不够匀称，印刷、装帧也平实简朴，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是一部‘少作’。十多年过去了，回头再看这本书，倒没有‘悔其少作’之感，而是倍加珍惜。原因在于，它凝聚了我长达十年的探索与思考，而那十年是我人生中最有活力和锋芒的时期。其基本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已初步形成，且至今仍未改变。我后来的学术研究，虽然领域有所拓展，如由文言小说到明清章回小说，并进一步延伸到明代诗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的变化，恰恰相反，研究对象的迁移更加反衬出基本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的一以贯之，即始终不渝地注重辨体研究，注重‘了解之同情’，注重阐释循环而不偏于一端”。《论清代传奇体小说发展的历史机遇》是“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系列的典型个案之一，《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在这篇论文中有相当集中的体现。而学界同仁视我为“文言小说专家”，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社会科学研究》在帮助扩大拙著的学术影响方面，也慷慨地提供了诸多帮助。1995年3月，拙著《中国传奇小说史话》由台湾正中书局出版。正中书局曾请同行专家对书稿作匿名评审，其审稿结论是：“一、本书对于中国传奇小说做历史性的评介，分析得当。二、在刘开荣撰《唐代小说研究》之后，一直没有比较理想的唐人传奇研究出现，台湾后有祝秀侠、刘瑛等人的《唐人传奇研究》等多本唐人传奇研究，缺陷仍多。本书贴近各个时代的情境来分析传奇作品，较为合理。三、对于传奇作者及传奇单篇之分析皆颇为恰当。”这部书能在没有任何人推荐的情况下由正中书局出版，这令我深感欣慰。但也有一些遗憾：尽管这部著作已经出版，但却无缘在大陆的书店流通，其影响范围受到较大限制。我希望用刊物评介的方式适当弥补这一缺陷。抱着姑且一试的想法，致函求助于《社会科学研究》，居然如愿以偿：一篇题为《严谨求实，自成体系》的书评，当年就发出来了。为一个非亲非故又非名人的外地学者发表书评，这是不同寻常的。可以顺便一提的是：我所在的武汉大学的学报也未就此书发表过书评。我这样说，并没有抱怨《武汉大学学报》的意思，事实是，以我当时的资历，《武汉大学学报》的确不便于发表书评，因为热心于攀比的人太多。

《社会科学研究》对拙著的关注，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一直延续到当下。2006年，我国首部系统完整、涵盖古今的《中国文学编年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主编，我曾就这部书的编纂宗旨、体例、材料选择等问题做过长期思考，而思考的焦点是：如何在关注细节的同时又关注“古今之变”?在这方面，我们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启发。该学派的后期代表布罗代尔(F．Brandel)明确提出了“长时段”概念。他指出，长期的连续性与短期的急剧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才是历史本质的辩证关系。关注不同周期的事态比关注无关宏旨的个别事实更重要。将“长时段”概念引入编年史研究，我们意识到：以往的编年史仅仅关注可以系年的事实是不够的，文学史家应将更长的时段纳入视野，并致力于从特殊转向一般，从个别事件转向一致性，从叙事转向分析。历史事实只是原料，更重要的是在史实之间找出联系，作出相应的阐释。在确立了这一信念后，《中国文学编年史》在体例上做了相应调整。首先是调整时间段的设计。编年史通常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下辖月，月下辖日。这种向下的时间序列，有助于在鉴定史实及编辑史料时达到高度的精确性。我们在采用这一时间序列的同时，另外设计了一个向上的时间序列，即：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上设阶段，阶段上设时代。这种向上的时间序列，旨在将“长时段”纳入视野，以便考察事态的演变。与“长时段”的设计相适应，《中国文学编年史》还安排了一般编年史所没有的论述内容。具体做法是：阶段与章相对应，时代与卷相对应，分别设立“引言”和“绪论”，以重点揭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时代特征。我们的宗旨是：不只是用叙述的方法来罗列事实，而且致力于在事实之间建立联系，以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史家不能满足于客观地报导事实。我的这一学术宗旨，尽管已在《中国文学编年史》中得到了具体呈现，然而要为广大读者所了解和认可，还需要适当的介绍和阐释。换句话说，学术刊物的推介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新的学术理念，只有经过推介才能广为人知，深入人心。这里我情不自禁地想与读者一起分享一个细节：2008年5月的一天，我收到《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3期，翻开目录，一个标题赫然入目：《评陈文新总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虽然我与《社会科学研究》文学版的现任编辑尹富先生是多年的朋友，但我从未向他提过发书评一事。在我毫不知情的时候，《社会科学研究》已将书评发了出来，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关于“我与《社会科学研究》”这个话题，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无非是一个意思：在我的学术事业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社会科学研究》曾经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支持；知恩图报，我将更加勤勉地潜心于学术，以无负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扶植和期待！谨祝《社会科学研究》越办越好，越办越有生命力，在历史的画卷中，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学术事业交相辉映。

(原刊《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