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得耿云志先生主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单位多名学者撰著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丛书九卷（四川人民出版社），拜阅一过，直觉爽气沁人心脾。这部卷帙浩繁的专著，题旨宏大，涉及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发展进路及其基本理论问题、社会结构变迁与文化转型问题、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的演化、国人对西学东渐的 态度与选择、作为西学入华中介的中日文化交流、思维方式演变、价值观嬗递、近代学术体制创建、近代科学及科学体制化等课题。全书论述精到，于质朴、坚实的考辨中，透现出平允而又不乏卓异的史识。这里特以九卷本之第一册，即耿先生所著《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为例，略议其特色。

该书《前言》提出，自晚清开始的文化转型是在巨大外部压力下展开的，既有古今转换，又有中西涵化，身处其间的国人难免困惑，而“确立健全的文化心态”方能摆脱困惑，“有了健全的文化心态，中西文化的问题应当转化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的问题”，而不致于在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间徘徊；“文化之古今问题，也应当转化为继承与创新的问题“，既不菲薄传统，也不颂古非今。执守此一中道原则，又着眼历史实际，而不是从现成教条出发，探讨中国文化近代转型诸题，是该书的特色，也是其多有创获的原因。

对于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发端，该书对“明清之际开端”说采取有分析的接纳态度，从而丰富、完善了“鸦片战争开端”说。这是该书视点高远、立论平正的一个表现。

关于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动力问题，有两种流行说：外因论的“冲击-反应”模式和内因论的“中国本位”模式，该书对这两种极端之论皆持批评态度，而取“内因”与“外因”统一论，这是很正确的。该书又不止于此，还就内因、外因的主次关系，作了得体的把握：“外因和内因的关系，绝不是某一个总是主要的，另一个总是次要的。何者为主，何者为次，完全要看具体的情况。”全书避免教条主义态度，对中西文化在近代中国各个不同阶段对转型发挥的主次作用，作具体分析，因而所论通透、切理，符合历史实际。

“改良”、“革命”两分，抑前扬后，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几成定说，而该书从文化转型的较高视角，肯定“变革君主专制制度”是近代文化的大主题，“主宰清末十几年的思想文化的中心问题，是对于君主专制制度的挑战与应战”，那种夸大暴力革命派与和平改革派之间的分歧，忽略最基本问题的梳理和评述的作法，是走上偏锋的不当之论。本书在“变革君主专制制度”这一大主题的观照下，不主张对“戊戌”、“辛亥”截然两分，而将其视作一个过程的相互交叉的段落加以考察，这是一有价值的洞见。其关于1895年“北京的公车上书、南方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进入以变革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心的政治革命时期”的判断，切近史实，颇富创识。

以往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较少追溯晚清思想文化的先导作用。该书在这一薄弱处用力，通过对清末思想观念变化的归纳，揭示后来的新文化运动的先期形态。民初政治失序引起的思想混乱，以及由此导致新旧思想冲突，是以往研究不足之所在；该书对此清晰地加以勾勒，新文化运动发生基点的特色，也就历历在目了。这类章次的设置，蕴藏着作者的匠心。

由于时势所决定，新文化运动不久即转向政治运动，其积极意义是巨大的。该书就政治觉醒对文化觉醒的推动，文化觉醒给政治觉醒的重大影响均有详论。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也指出，新文化运动不久即转向政治运动，导致以后长时期存在高度泛政治化倾向。

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是一个有着高度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近三十年来研究者数不在少，相关论著纷至沓来，而以耿云志先生为首的团队是力量较雄厚、历时较长久的研究阵容，“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丛书则可谓此一领域的集成之作。关于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探讨，当然还是未竟之业，需要探幽致远的处所尚多，但有“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这样建立在扎实考索基础上的创新之作，更精深的研究便具备了前进基地。

（载于《光明日报》2009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