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连山》《归藏》不见于《汉志》，历来学者大惑不解。其实，二书就包含在《汉志·数术略》“蓍龟家”所录“《周易》三十八卷”之中。“三代之易”为东汉“近师”晚出之说。汉人所见《连山》《归藏》皆为《周易》的衍生物，其成书与《易传》的时代相先后。此外，对“殷人用卜，周人尚筮”、“易”之所以名“易”，以及周代易筮之法的衍变等相关问题，亦作了尝试性的论述。
关键词：秦简 连山 归藏 周易 筮法
周代筮占非一，有所谓“连山”、“归藏”与“周易”。然“三易”之性质、来源及其相互关系，却是易学史上长期聚讼不决的问题（关于三《易》真伪之讨论，可参见《经义考》、《伪书通考》及《古史辨》有关材料）。由于马王堆帛书《周易》尤其是湖北江陵王家台秦墓竹简等易学文献的出土（一九九三年三月，湖北省江陵县荆州镇郢北村王家台十五号秦墓出土了一批秦代竹简。其中有《易》占简三百九十四支，约四千余字。整理者认为，与同墓出土其它简文对比，这批《易》占简文字“形体最古，接近楚简文字，应为战国末年的抄本”。参见王明钦《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2000年北京大学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李家浩、廖名春、王明钦、连劭名、王宁、邢文诸先生先后发表论作，认定王家台秦墓之《易占》简就是失传已久的《归藏·郑母经》，从而证明《归藏》乃先秦旧籍而并非伪书。并根据出土《易占》的卦名、卦象、卦辞等材料进而研究“三易”的相互关系，取得了瞩目的成果，为一些长期聚讼的问题提供了是是非非的学术依据。但是，就发表的相关论述来看，尚有诸多未尽之谊。本文拟就《归藏》是否殷人之易以及其他相关问题，谈谈个人意见。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三代之易”为东汉晚出之说
《周礼·春官》曰：“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又《筮人》亦“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三易”之名，虽见于《周礼》，但《汉书·艺文志》的著录，却颇有疑窦。
《汉志》于《六艺略》“易类”著录“《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所谓“十二篇”，包括上、下经及称为“十翼”的《易传》，此即今传世的《周易》。然《汉志》于《数术略》“蓍龟家”又著录“《周易》三十八卷”。显然，《六艺略》中的“《易经》十二篇”是不包含在这“《周易》三十八卷”之中的。而《连山》、《归藏》二书，《汉志》却没有特别著录。
桓谭《新论·正经》曰：“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引自严可均《全后汉文》卷14，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版545页）桓谭于《连山》、《归藏》言之凿凿，则《汉志》不录，不可谓汉代无其书。桓谭生于成帝阳朔二年（前23年），稍幼于刘歆，但自成帝末年始，即与刘歆同朝为官（刘歆于汉成帝河平二年（前27年）为黄门侍郎，桓谭于汉成帝绥和二年（前7年）为奉车郎。参见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上册，上海书店《民国丛书》本第57页、第96页）。刘氏校书中秘，于哀帝时奏《七略》，当然不应未见桓氏所见之书。然而《七略》不载，《汉志》不录，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桓氏所见之《连山》、《归藏》，刘歆没有细加分别，统称为《周易》归之于《数术略》“蓍龟家”；其书所以“三十八卷”之多，当是总集当时所见一切周代易占之书。此外，《数术略》“蓍龟家”著录与“易”有关的家数，除“《周易》三十八卷”之外，尚有“大筮衍易二十八卷”、“大次杂易三十卷”，不冠“周”名，当是汉代的易占家。《连山》《归藏》合入此二家的可能性不大。
刘氏《七略》不别《连山》《归藏》，统称为“周易”，足证刘歆、桓谭之时，未有“夏、商、周三代之易”的说法；且班氏《汉志》于《七略》有所订补，往往自行注明，常有“出某家若干篇”、“入某家若干篇”、“省某书重”、“出某书入某(类)”之说。而《连山》《归藏》，既不见分篇别录，亦不见出入省并之说，则《汉志》亦视二书为“周易”。
“三代之易”，其说究竟出于何时？郑玄《周礼·太卜》注引杜子春云：“连山，宓戏；归藏，黄帝。”杜子春说，可视为“三代易说”的萌芽。又，王充《论衡·正说篇》录“儒者”之说曰：“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归藏氏之王得河图，殷人因之曰归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四，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王充所录，与杜子春说不同。杜氏以《连山》源自宓戏；《归藏》源于黄帝；《周易》源于何氏，则付之阙如。而“儒者”之说，比杜子春系统，却与杜说有所抵牾。此外，宋人著作往往引《山海经》曰：“伏羲氏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黄帝氏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列山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王应麟《玉海》卷35引北宋仁宗时王洙之说，又《路史·发挥一》罗苹注亦引其文，皆言出《山海经》。此文不类《山海经》文字，疑为古注佚文，王氏或误以为《山海经》正文。）今本《山海经》无其文，王应麟《玉海》亦不直接引据《山海经》，则王应麟所见《山海经》亦无其文。不过，所谓《山海经》的文字，其来源虽无考，但出于杜子春之后的可能性极大。因为，“伏羲氏—夏后—《连山》、黄帝氏—商人—《归藏》、列山氏—周人—《周易》”的说法，显然意在补充杜子春说的不足。王洙以为杜子春说本于《山海经》，实乃本末倒置，岂有前说反比后说完备之理。不过，“三代之易”的传承系统虽较完备，但与《系辞传》言《周易》出于包牺氏的说法不侔。故王充所引“儒者”之说，便作了适当修正调整以照应《系辞传》，从而形成“烈山氏—夏后—《连山》、归藏氏—殷人—《归藏》、伏羲氏—周人—《周易》”之“三代易说”的新系统。
据贾公彦说，杜子春汉明帝“永平(58—75)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讲《周官》，“郑众、贾逵往受业焉”。（见贾公彦《序周礼废兴》，阮元刻《十三经注疏》，第636页。）杜子春说《周官》，不仅言“连山，宓戏；归藏，黄帝”；又解“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亦云：“玉兆，帝颛顼之兆；瓦兆，帝尧之兆；原兆，有周之兆。”杜子春受业于刘歆，故用刘氏“三统三辰”之意说《周礼》“三易”、“三兆”之名。（刘歆“三统三辰”说及《三统历》，并见《汉书·律历志》。）是“三代易说”的始作俑者，实为杜子春。其后经由师门授受，不断修正与补充，至东汉后期，“夏、商、周三代之易”随古文经学之盛而大行于世。
郑玄注《易》注《礼》，作《易赞》、《易论》，皆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又释三易之名云：“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论三代易名》，阮元刻《十三经注疏》，第9页。）注“三易”“三兆”之名又引杜子春说，实杂拌经今古文学而两存其说，樊然淆乱，学者无所适从。故其弟子赵商疑之：“子春云《连山》宓戏，《归藏》黄帝，今当从此说以不（否）？敢问：杜子春何由知之？”郑答曰：“此数者，非无明文，改之无据，故著子春说而已，近师皆以为夏、商、周。”细玩郑氏答语，其意有三：一，“夏商周三代之易”，出于东汉“近师”之说；二，“非无明文，改之无据”，是郑氏已不能确定，故注《易》《礼》直据“近师”为言，实为不得已；三，因其“改之无据”，故录杜子春说，以广异闻。由此可知，无论杜子春说，还是“近师”所传，皆无所据，郑氏难以折中，不过因袭众家之说而已。
综上所述，刘、班不别夏、商之名，并集《连山》《归藏》于“周易三十八卷”，是桓谭、刘歆之时，尚无“三代之易”，班氏亦不信其说。王充虽录“儒者”之说，亦不之信，观《论衡·正说》自知。王充与班固同时，且师事其父班彪。杜子春师刘氏“三统三辰”之意说《周官》而后，古文经师乃增益其说，浸假至于东汉末年，遂大行于世。
“三代之易”，为东汉“近师”晚出之说，不可信据。至于谓“周以十一月为正，天统，故以乾为首；殷以十二月为正，地统，故以坤为首；夏以十三月为正，人统，人无为卦首之理，艮渐正月，故以艮为首”，拉杂之说，龃龉难通。（贾公彦《周礼注疏》卷24，阮元刻《十三经注疏》，第2195页。）以乾为“天统”、以坤为“地统”，其说尚可比附，而以艮（山）为“人统”，则不伦不类，实无足辩。故孔颖达曰：“先儒因此遂为文质之义，皆烦而无用，今所不取。”
二、易名释义与商周“稽疑”之法
什么是“易”？相传汉人旧说大抵有二：一是许慎的形体解说。《说文》九篇下“易部”曰：“易，蜥易、蝘蜓、守宫也；象形。秘书说曰：日月为易，象侌昜也。一曰从勿。”二是郑玄的“易”名释义。郑玄曰：“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实乃《易纬乾凿度》之说，郑氏因袭而已。
许氏依据小篆形体，分析“易”字本义，又引纬书穿凿之说，实难凭信。且罗列三说，以广异闻，可见许氏昧于造字之原而无所适从。今按，甲骨文“易”字作“ ”或作“ ”，金文或写作“ ”，郭沫若认为，“易”字就是“益”字的简化字，其说甚确。（郭沫若《由周初四德器的考释谈到殷代已在进行文字简化》，《文物》1959年第7期。）而“益”字乃“溢”字之初文，可见“易”字是“溢”字的同音假借而又省其形体，在文字学上属于“造字假借”（益与易上古皆为锡韵，声母皆为喉音）。许慎依据讹变的小篆形体，以为“象”蜥易、蝘蜓之“形”，实难凭信。前人依许氏“易”字三种说解，联系郑玄“易一名而含三义”之说，又附会推衍出不少新的说法。各家之说，见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兹不备引。
郑氏之说，代表汉人对“易”名的一般见解。不过，汉人的理解，未必尽合“易”名本意。《周礼》将“连山”、“归藏”与“周易”合而称为“三易”，应当是以“三易”所具之共性作为称名的依据的。我们认为，这共性就是郑玄所列的第一义：“易简”。孔颖达曰：“易者，易也；音为难易之音，义为简易之义。”（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论易之三名》，阮元刻《十三经注疏》第7—8页。）斯言最得“易”名之本真。“容易”、“简单”，正是“易”之所以名“易”的根本原因。至于“变易”与“不易”，或为后世传《易》者涂附之说，未必“易”所立名之朔。
“易”之所以名“易”，是与龟卜的繁难相对立言的。卜用龟，筮用蓍，无论是材料的来源，还是操作的程序与技法，筮占相对于龟卜来说，确然“简易”多多。（参见容肇祖《占卜的源流》，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册。）将筮占称为“易”，其着眼点正在于龟卜的繁难与筮占的“简易”；尔后，筮书既成，依所筮之卦稽之于书，更其易易。于是揲蓍以占吉凶之筮法称“易”，一变而称筮书为《易》，这是符合语言发展规律的。
根据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以及学者们的研究，筮占的方法似乎起源很早。而且，如果江苏海安县青墩遗址的考古人员没有将地层与年代弄错的话，最早的筮卦形式，还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1979年江苏海安县青墩遗址出土骨角柶和鹿角枝上有易卦刻文八个。张政烺说，这是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易卦形式。（见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不过，目前所发现的甲骨文及青铜器铭文中类似筮卦的数字符号，基本上是商末周初的材料。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以及张亚初、刘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张亚初、刘雨二氏之文，载《考古》1981年第2期。）搜罗详备（当然张、刘二氏文所列材料，未必皆为筮卦符号），兹不备引。这些类似八卦的数字符号，无疑是《周易》卦象的前身，对研究《周易》的起源，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由于甲骨文与铜器铭文中数字符号之研究的重大突破，学术界曾经普遍认同的“殷人用卜，周人尚筮”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更有甚者，连带“夏易《连山》，殷易《归藏》”的说法，也被认为得到了考古学的“实证”。
按理说，既然筮法起源甚早，商人不至于放着简单的方法不用，偏要自讨麻烦，采用复杂烦难的龟卜之法以断吉凶，至少也该卜筮兼用。基于这种想法，学人便考证出“早在武丁时期已有占筮活动”，证据就是“甲骨文中有许多‘ ’字”，理由是“‘ ’即‘筮’字”。（见上引张亚初、刘雨二氏《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一文。）然而，杨树达《史懋壶跋》明确指出，“甲骨文有 字，即今巫字”，（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中华书局1979年12月版第224页。）杨氏并没有说“”就是“筮”字。而且，据诸多学者研究，卜辞之“”（巫），实为殷人的祭祀对象，乃神祇之名。甲骨文中的“巫曰”，相当于“神曰”，并不能认为“巫曰”就是“筮曰”。（参见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2923页姚孝遂《按语》。）我们认为，“筮”、“巫”固然同源，但“筮”字后起。研究者以前期之“巫”等同后起之“筮”，混淆时代，超前处理，不是历史的科学方法。事实上，虽然殷人占卜有多种不同的称名，但没有一种可以明确肯定为“筮占”；即使是最有可能认为是“易筮”的“彝”字，也仍然是龟卜，而不是筮占。（参见连劭名《商代占卜丛考》，文载《象数易学研究》，齐鲁书社1997年6月版。按甲骨文“彝在中丁宗”、“在父丁宗彝”等文，是否即是对“卜”的称名，殊难确证。按殷虚及周原卜辞文例判断，“彝”字似应解为与祭祀相关的活动。）因此，尽管筮法起源甚早，商代王室的“稽疑”方法，仍然是龟卜，而不是筮占。（安阳殷墟四盘磨村西区发现的筮卦骨刻，乃灭殷之后，周人进驻者遗留之物，并非殷人的筮占记录。说见张政火良《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又《尚书·洪范》：“择立卜筮人。”此乃西周末年，周人整理《尚书》时所增。参见刘起釪《古史续辨·〈洪范〉这篇统治大法的形成过程》及拙作《西周末年的鉴古思潮与今文尚书的流传背景》，载［台湾］《汉学研究》19卷第1期。然学者多引之以证殷人用筮之说，非是。）这原因很简单，正如纸张早在西汉即已发明，东汉中叶蔡伦又大大提高了纸的质量，按理说，汉人亦早该用纸张抄书才是，但汉代有身分的文人抄书却仍然只用简、帛而不用纸张。因为，纸乃贱物，并不为当世所重。（后汉崔瑗《与葛元甫书》：“今遣奉书钱千为贽，并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见《艺文类聚》卷31引。即是其证。）
周民族处在远离商代政治中心的西北，文化较商为低，无所谓“传统”的负担，因陋就简，主要采用筮占的方法“决嫌疑，定犹豫”，这是顺理成章的。自与商王朝接触之后，周人才接受了殷人的龟甲兽骨之卜。（周民族吸收商文化大抵从太公诸盩（即古公亶父之父）受封于商之后才开始。参见范毓周《试论灭商以前的商周关系》，《史学月刊》1981年第1期。周人用卜亦或在其时，考古公亶父迁于周原，始云“爰始爰谋，爰契我龟”。而公刘迁豳不尔。周人模仿殷人占卜的证据，拙著《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有关章节论之甚详，此不赘述。）尔后周人立国，龟卜与筮占往往交叉并用，（《周礼·占人》：“掌占龟，以八筮占八颂。”郑注：“谓将卜八事，先以筮筮之。”）但他们更倾向于“龙兴”之前常用的简单稽疑方法，《周礼·筮人》所谓“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明白地表露着这一消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殷人用卜，周人尚筮”，应该是不错的。《左传》僖公四年明言“筮短龟长”，正是龟卜盛行时日比筮占久远之确证。
商人既不用筮占，何有《易》筮之书！
三、《周易》的编纂
筮占的起源，与筮占的广泛运用甚至为一代统治王朝所尊崇，并不是同步的；筮占的大量运用，与“易”书的编纂，也不能混为一谈；甲骨与金文中类似于八卦的数字符号与《易》卦卦象，仍然有本质的区别。“卦”虽起于“数”，但从“数”到“卦”，是一次质的飞跃，二者有联系，但区别更大。（参见韩仲民《帛易说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版。）这道理是不言而喻的。
商末周初甲骨文及铜器铭文中大量存在的筮占数字符号，既说明了筮占在商末周初大量运用的事实，亦与《系辞传》“《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之推测正相吻合。“兴”者，勃然兴盛之谓也。筮占在商末周初的勃然兴盛，是与周人的政治影响与军事实力密切相关的，所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其意在此。至于《周易》的编纂，古之所谓“文王重卦，周公作卦爻辞”之说，虽然查无实据，难于征实，但也是合于情理的。设想周人开国之后“制礼作乐”，组织一帮太卜，按照文王使用的筮占方法，进一步将数字抽象化，变为“－”（奇）与“∧”（偶）两种符号，从而编制一部筮书，作为筮占的参考，未始不可能。有了这部参考书，筮占之法，不仅相对龟骨之卜“简易”，而且揲蓍之后，依所得之卦，按图索骥，岂不比先前有筮无书，更加易于操作！《系辞传》曰：“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既是《周易》编纂的出发点，也是《周易》编纂的最终目的。至于后世从《周易》之中读出了别的意义，那是“易学”的发展问题，与《周易》编纂的初衷毫无关系！
四、《归藏》成书在《易传》之后
“夏、殷之易”为东汉晚出之说，实不可信；筮占的兴盛，在商末周初，与周人政治实力的壮大密切相关；殷人重龟骨之卜而轻蓍草之占，《周易》的编纂又在周人开国之后，则《归藏》非殷人之《易》，也就不言而喻了。
而王家台秦简的出土，为研究《归藏》的性质及其成书年代提供了直接证据；只要将《归藏》的文本稍加辨析，问题也就一目了然。
首先，就秦简《归藏》的部分释文以及散见于载籍的《归藏》逸文而论，《归藏》的行文体例是相当格式化的。王明钦叙述秦简《归藏》的格式化体例曰：“首先是卦画，接着是卦名，卦名之后以‘曰’字连接卦辞，卦辞皆为‘昔者某人（请求贞卜人名）贞卜某事而攴（枚）占某人（筮人名），某人（筮人名）占之，曰：吉（或不吉）。其后便是繇辞，繇辞多用韵语，最后是占卜的具体结果（利作某事，不利作某事，何时何方吉，何时何方不吉等）。”（王明钦《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2000年北京大学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这种整齐划一的行文体例，显然是出于刻意的安排，与《周易》卦爻辞的杂集式编撰体例大为不同。由此可以断定，《归藏》的成书，决然在《周易》之后。
其次，由《左传》、《国语》所见，卦象说早在春秋时代即已产生。但《春秋》《国语》中的卦象说，主要是八卦卦象。而《易传》的卦象说，与《左》《国》相较，不仅有相对复杂的系统，也经过了分类整理。（参见韩仲民《帛易说略》，第40—55页。）据学者研究，《归藏》卦辞涵义，与《易传》的卦象说关系十分密切。如王家台秦简第501简：
寡曰不仁。昔者夏后启是以登天，
啻弗良而投之渊。寅共工队囗江囗□
今本《周易》作“坤”。帛书《周易》作“川”。《释名·释亲属》：“无夫曰寡。寡，踝也。踝踝，单独之言也。”《周易·坤·文言》：“坤至柔而动也刚。”又曰：“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周易·谦·象》：“地中有山，谦，君子以扌孚多益寡，称物平施。”虞翻注：“艮为多，坤为寡。”是《归藏》所以将“坤”称为“寡”，乃因“坤”之六爻皆阴，纯阴而无阳，故称之为“寡”。又《老子》七十八章：“天下莫柔弱于水。”“坤至柔”，故“坤”又为“川”为“水”。因此，《归藏》以“投之渊”与“共工坠江”为卦辞，其成文当在《老子》、《文言》与《象传》之后。又，第181简：
天目朝朝，不利为草木，赞赞下囗□
今本《周易》作“乾”，帛书本《周易》作“键”。简文“天目”之“目”，与《归藏》格式化的行文体例不类，当是“曰”字误书。（说见廖名春《王家台秦简〈归藏〉管窥》，《郭店楚简与早期儒学》，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5月版，第268页。）按《周易·离·彖》：“百谷草木离乎地。”虞翻注：“震为百谷，巽为草木，坤为地。”《周易·说卦》：“巽，东南也。”又曰：“乾，西北之卦也。”“乾”为“西北之卦”，当然不利于“东南”，故简文曰“不利为草木”。可见其成文又在《彖传》、《说卦》之后。
《归藏》卦辞与《易传》卦象说相通，例证颇多，今人连劭名论之甚详，兹不赘述。（参见连劭名《江陵王家台秦简〈归藏〉筮书考》，《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3期。）《归藏》卦辞与今传《易传》关系如此密切，这是《归藏》成书于《易传》之后的铁证!
第三，秦简《归藏》的卦画、卦名与《周易》吻合，王明钦《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附有秦简《归藏》、传本《归藏》、帛书《周易》、今本《周易》卦名及卦画比较表。由所列卦名来看，各本卦名多数相同，少数不同者，乃通假字。廖名春曰：“秦简《归藏》卦名与今本《周易》同者更多于帛书《周易》”，“帛书《周易》卦名的异文，大多是假借而非本字”（《郭店楚简与早期儒学》，第269页）。是《归藏》衍生于《周易》的又一力证。宋人李过《西溪易说》曰：“《归藏易》……与《周（易）》卦名同者三之二。曰屯、蒙、讼、师、比、畜、履，次序大略亦同。……则文王重卦，止因商易之旧。今以《周易》质之《归藏》，不特卦名用商，如屯之屯膏，师之帅师，渐之取女，归妹之承筐，明夷之垂其翼，皆因商易旧文。（李过《西溪易说序》，武汉大学出版社原文电子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7页。）李氏认为“文王重卦，止因商易之旧”，这实在是误信东汉“近师”之说的过错。如果考虑到前述二个方面的证据以及商代王室不用筮占，则李氏的这些论证，恰好可以掉过头来，说明《归藏》是受了《周易》的影响，才可能“同者三之二”的。今人又有以李氏之说为前提，论证《归藏》为殷易，且认为《周易》卦名基本上沿用《归藏》卦名。此误入歧途，其思想方法与李氏同。
由上述可见，《归藏》实从《周易》派生，其成书远在《易传》之后，而决不是相反。朱渊清谓王家台《归藏》内容多出《穆天子传》，其成书在战国时代，亦可为本文相互参证。（见朱氏《王家台〈归藏〉与〈穆天子传〉》，载《周易研究》2000年第6期。）
五、余论
《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杜注云：“《周礼》大卜掌三易，然则杂用连山、归藏、周易。二易皆以七八为占，故言艮之八。”孔颖达曰：“所云‘遇艮之八’，不知意何所道。以为先代之易，其言亦无所据，贾、郑先儒相传云耳。先儒为此意者，此言‘遇艮之八’，下文穆姜云‘是于周易……’。《晋语》重耳筮得贞屯悔豫皆八，其下司空季子云，‘是在周易……’。并于‘遇八’之下别言‘周易’，知此‘遇八’非周易也。”（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30，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942页。）孔氏不信《连山》《归藏》为“先代之易”，以为“贾、郑先儒相传”之说，甚有见地。而“遇艮之八，不知意何所道”，亦慎言阙疑。
今考《左传》《国语》所载，言“八”之筮凡三条。一是襄公九年穆姜“东宫”之筮：
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 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 元亨利贞，无咎。……”（《左传》襄公九年）
穆姜筮得“随卦”，史为其占断，谓“随其出也”，其方法是用“随卦”卦名的字面意义，即“随之而出”。而穆姜占断用的是“随卦”的卦辞。二是晋公子重耳“得国”之筮：
公子(重耳)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 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闭而不通，爻无为也。’司空 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 不有晋国，以辅 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晋国”，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国 之务也，吉孰大焉！’”（《国语·晋语四》）
重耳筮得“贞屯悔豫（上下皆震）”，即“震卦”，筮与史之占断，大抵是据卦体为占，认为上下皆“震”，乃“闭而不通”。而司空季子则用《周易·屯卦》卦辞与“初九”爻辞及《豫卦》卦辞（三者皆有“利建侯”一语）为占。三是董因为重耳“济河”之筮：
董因迎公于河，公问焉，曰：“吾其济乎？”对曰：“…… 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谓天地配亨，小往大来，今及之矣， 何不济之有？”（《国语·晋语四》）
董因筮得“泰卦”，既用卦体（乾下坤上）为占（“天地配”），又用《周易》卦辞为占（“小往大来”）。将上二条筮占材料综合比勘，用《周易》与不用《周易》，占断的着眼点是不一样的。用《周易》，往往是用《周易》的卦爻辞作为占断的依据；不用《周易》，则或以卦名之字面意义为占，或以卦体的构成为占。因此，董因“得泰之八”的占断，则既用卦体的构成为占，又依《周易》的卦辞为占，当是兼用《周易》与非《周易》两种占法。
由此可见，用《周易》占与不用《周易》占，其区别并不在于揲蓍以得卦的筮法，而在于用不用《周易》的卦爻辞。仅用卦名字面意义及卦体的构成为占，也就意味着《周易》之外的占法，只取卦画与卦名，而不取卦爻辞。或者说，仅用《周易》一书的卦画与卦名为占，而将其卦爻辞悬置不用，这就形成了一种不同的易占风格。这种风格似乎比用《周易》卦爻辞为占更其“简易”，愚夫愚妇，仅知卦画与卦名，即可为占，不必详记450条之多的卦爻辞！
论述至此，似乎可以做出如下两种推断：
一，这种取卦舍辞的易占方法，行之既久，便形成了某些不同的易占流派；由此又出现了依托《周易》卦画与卦名而又全然不同于《周易》既有卦爻辞的新型易筮之书。于是，有《连山》焉，有《归藏》焉，有《汉志》之所谓“《周易》三十八卷”焉！
二，由不同的易占流派转而又衍生出多种不同的易筮之法。据王明钦《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王家台十五号秦墓中出土了六十支制作精致的筹，且放置于一竹筒内，它们应与筮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这“六十支制作精致的筹”不存在余羡备用的情况，则在《系辞传》“大衍之数五十（有五）”之外，尚有“大衍之数六十”的可能性。果如是，则周代易筮之法，除了不同的占断之法以外，尚或存在不同的揲蓍之法。不过，仅据六十支筹，我们无法知道具体的揲蓍程序；因为仅有游戏工具，无法知道游戏规则。又，《汉志》“蓍龟家”录有《易卦八具》一书。“八具”详情，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既有“八具”之多，则求卦的工具也就不可能仅是“蓍草”或“筹”，当包含“蓍草”或“筹”之外的物件。这些代替“蓍草”或“筹”之外的多种不同工具，想必也是因筮法的衍变所导致的卦具衍变罢！
相信这两个推断，弟令不中，当亦不远！
本文结论
《汉书·艺文志》不别《连山》与《归藏》而统称为《周易》，则西汉刘歆之时尚无“三代之易”的说法，郑玄所谓“近师以为夏商周”，足证“三代之易”乃东汉晚出之说。作为一种简易的稽疑方法，筮占虽然起源甚早，其勃然兴盛，却在周民族的政治势力壮大之后。至于《周易》一书，则更是周民族开国立基“制礼作乐”的产物。由于对《周易》的不同使用方式而形成了不同的“易占”流派，由不同的易占流派又导致了各种易筮之书的产生，故有包括《连山》《归藏》在内的“周易三十八卷”易筮之书。因此，汉人所见之《连山》《归藏》皆为《周易》的衍生物，其成书大抵与《易传》的时代相先后，决非夏、商之易。
（原载《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