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日本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历史文化语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色涳濛的武昌东湖之滨开幕。我谨代表会议主办单位，向与会的海内外学界朋友表示诚挚的欢迎。
2005年夏天，在地处日本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举行了“东亚诸概念国际学术会议”，来自中国大陆及台湾、日本、韩国、欧美的学者，从历史的、文化的视角，对近代诸概会的生成、演变展开卓有成效的讨论。时过一年半，在新的研习基础上召开的这次武汉会议，是京都会议的继续与拓展。
人类被称之为“语言动物”，语言是在人类历史中形成的文化现象，故语言从来与历史及文化脱不开干系。而在构成语言的语音、语法、语义三要素中，语义的历史性和文化性又最为深厚。我们的研讨会，题旨为“历史文化语义学”。“语义学”是研究词语意义的学问，我国传统称“训诂学”。用通俗的话解释词义谓之“训”，用今语解释古词语谓之“诂”，清儒将这门解释古书中词语意义的学问发挥到极致。我们今天研习的“语义学”，承袭训诂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又赋予现代语用性与思辨性，较之偏重古典语义的训诂学，其探讨领域更为深广，包括字音、字形与意义的关系、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义构成的因素、语义演变的法则等等都在其研讨范围。而这种研究既然与“意义”发生关系，也就必然与历史及文化相交织，因为“意义”深藏在历史与文化之中。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学者多由个案考察入手，也有的在综合论析上用力，都是试图从历史的纵深度和文化的广延度，考析词语及其包蕴的概念生成与演化的规律。陈寅恪“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名论，昭示了“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精义。我们探讨时下通用的关键词的演绎历程，其意趣并不止于语言文字的考辨，透过运动着的语言文字这扇窗口，我们看到的是历史文化的壮阔场景，故这种考辨展开的将是婀娜多姿的文化史。这一艰巨而饶有兴味的工作，显然需要多学科的学者联手共进，相得益彰，决非仅属某一单科的禁域。这次我们相聚武汉，便是多学科学者共商“历史文化语义”生成及演化的一次盛会。
语言三要素中，语义与历史进程联系最为密切，因而最富于变异性。语义的与时偕变，在近现代这个社会转型期表现得尤其显著和繁复。人类社会从中古走向近现代，经历着一个从农本到重商、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过程，伴随世界统一市场及世界文化的逐步形成，各民族、各国度之间交往（包括物质交往、精神交往、语言交往）的广度与深度，有着空前规模的展开。这种交往的主要动力源，曾经是率先产生资本主义的西欧、北美（合称西方）。西方借助创造工业文明获得的优势，用商品、资本、武力等物质力量征服异域，并将西方精神传播全球。作为西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表达工具的西方词汇，特别是作为近代诸学科发展产物的西方术语，随之散布天涯海角，形成覆盖世界的“西方话语霸权”，非西方民族与国家对此作出既拒且迎的双重反应。汉语汉文是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独树一帜的语文，在迎受西方语汇的过程中，虽然有过“深闭固拒”的表现，但大势则是“兼收并蓄”，在收、蓄间又呈现十分错综的状貌，仅以对外来概念的译述方式而言，不仅有音译（“逻辑、布尔乔亚”之类），还更多地采用意译（与前引音译词对应的意译为“论理学、资产阶级” ）。音译不会引起词义错位，却也未能给译词提供意义支撑，其含义只能在词形以外另加注入；意译则借助汉字的表意性，由词形透露词意（所谓“望文生义” ），为熟悉汉字文化的人们所乐于采用。意译方式除创制新词（如哲学、美术、体育等）对译外来词外，更多地是以汉字古典词（如革命、共和、科学、封建等）作为“格义”工具，通过借用并引申古典语义，表述外来概念，这就将渊深宏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今用译词，同时也导致异文化交接间的矛盾，构成复杂的古与今、中与外的概念纠结与融会问题。
在由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组成的汉字文化圈（朝、越文字近代改革后已脱离汉字文化圈），词语的跨文化旅行古已有之，主潮是从文化高势位输往文化低势位，如古代中国语汇曾大量进入日本；至近代，词语的跨文化旅行方向逆转，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译述西学有成，大批日制汉字词涌入中国，若干新概念主要沿着“西—日—中”走势传递。这种概念的对接与转换，颇有成功之作，恩惠后人多矣；但在对接时如果忽略了异语文在背景、内容及表达方式上的差别，轻率类比、妄加附会，也可能留下败笔，贻误广远（“封建”的滥用即为一例）。诸如此类纷繁多致的语文演绎状态及其所包蕴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正是历史文化语义学所要着力研讨的对象。
20世纪70－80年代，原籍巴勒斯坦、长期任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爱德华· 赛义德（1935－2003）在《东方学》（王宇根中译本1999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文化与帝国主义》（蔡源林中译本2001年台湾立绪公司出版）等论著中，提出“后殖民话语”问题，并在这一框架内探讨思想及词汇的“旅行理论”。作为生活在西方的东方裔知识分子，赛义德对思想及词汇的“跨文化旅行”有着敏锐的感受，他在《世界，文本，批评》中将这种“旅行”分为四阶段：
一、出发点，在那里思想得以降生或进入话语；
二、通过各种语境压力，思想进入另一种时间和空间，从而获得新的重要性；
三、在那里遇到接受条件或抵抗条件，使思想的引进成为可能；
四、被接纳（或吸收）的思想，由新的用法及其在新的时空位置所改变。
近代术语在从原产地（欧美）、中介地（中国或日本）到受容地（日本或中国）的漫长周游中，也经历着类似赛义德所说的“思想及语言旅行”的几个阶段，在中介地和受容地遭遇接受条件或抵抗条件，获得“新的重要性” 和“新的用法”，成为汉字文化圈词汇的新成员，故被称之“新学语”（简称“新语” ）。王国维1905年曾将“新语之输入”称之近代最显著的文化现象，认为“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百年过去，王先生高度肯认的“新语之输入”有增无已，而诸如“科学、民主、自由、经济、文学、艺术、封建、资本、教育、新闻、物理、化学、心理、社会、革命、共和、政党、阶级、权利、生产力、世界观、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等许多关键词的确立，都是在古今演绎、中外对接的语用过程中实现的。这些充当诸学科关键词的汉字新语，词形和词意大都受到中国因素和西方因素的双重影响，日本因素也参与其间。故追溯汉字新语的源流，考察作为现代人思维纽结的新概念的生成机制、发展规律，将展开中—西—日文化三边互动的复杂图景，彰显近现代思想文化的网络状（并非单线直进）历程。“历史文化语义学”正从这里展开其曲折有致、绚烂多彩的英姿。
当下的中国，随着社会及文化现代转型的展开，正进入一个概念嬗变的新阶段，这包蕴着对传统语义的深度开掘与对外来语义的广泛汲纳，而二者间的互动，达成古与今、中与外语义的涵化。在某种意义上，期待着我们的会议展开富于创识的讨论，加深学者间的友谊与合作，以推动历史文化语义学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