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历史上产生的术语，是学术发展的核心成果，人类在科学及技术领域的每一项进步，都以术语形式在各种自然语言中记载下来，一个专业的知识框架，有赖结构化的术语系加以构筑。具有特定内涵的核心术语和关键概念的确立，是精密思维得以运作、学科研究得以展开的必要前提，是某一学科和思想走向成熟的基本标志，“每一领域内的现代化进程都是用各该学科的术语加以界说的”（费正清《剑桥晚清史》卷下）。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核心术语和关键概念的内涵大多经历了古今演变、中外对接的演绎过程，而其中社会文化转型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以近代为例。近代中国在与西方的交流与互动过程中，由于民族文化的发展滞后于西方历史文化的进程，掌握“话语霸权”的西方文化或经由日本或伴随着西方国家军事上的入侵，开始以一种强势的姿态输入中国，由此引发了中国文化自身的思考与变革，新语的不断涌现就是中国文化应对西方文化冲击的“本能反应”。近现代流行的诸如“科学”、“民主”、“文学”、“艺术”、“封建”、“商品”、“经济”、“阶级”、“政党”、“权利”、“革命”、“共和”、“解放”、“劳动”、“家庭”、“文化”、“国家”、“种族”、“小说”、“美学”、“性别”、“自由”、“社会”、“教育”等术语的确立，都是在古今转换、中外涵化的语用实践中体现其“话语”结构特征的。随着近代新语的生成和发展，近代文化的进程也由此展开了新的篇章。

历史文化的演进，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术语意涵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当语汇（术语的自然形态）在某种情境中被使用，与之对应的词义及具体指涉具有固定性和单一性。随着历史文化的流衍，有着固定词义与具体指涉的语汇被用于不同的情境，其指示性随之变得模糊，在原有的基础上引申出各种不同的词义，以至我们对同一语汇的注解，因具体指涉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意涵。经过历史演化，词源与引申意涵的关系已经不仅局限于语言体系内部，在许多场合，语汇都不可避免地牵涉到意义。从词源到引申意涵的转化既然与历史文化的发展有关，反而言之，具体历史文化问题的产生也就必然与术语的历史演变联系在一起。以核心概念和关键术语作为研究对象，或通过考察生成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术语系，阐明术语在历史文化进程中的生长过程，以此建构对特定历史时期的认识，或通过考察术语、概念的历史衍生，勾勒概念在不用用例中词义的承袭、改造、延伸及转化等情况，厘析与之相关的历史文化问题，由语义演变探讨历史文化的变化。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精义即在于此。

历史文化语义学的要义，不止局限于对语义作历时性研究，它要求论者在对语义进行考察时，着力于开掘语义变化背后所蕴藏的历史文化意涵。只有当某一术语或概念具有深广的历史文化内涵时，才有可能被纳入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研究范围，它所关注的是一些关键的、具有重要历史文化意义的术语和概念，通过考察关键术语和概念在不同用例中反映的语义变化，探悉由此传递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多方面的涵义。陈寅恪 先生曾有“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名论，昭示了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精义，通过对关键术语生成经历的考析，透见的是人类思想文化在历史长河的演化进程。

历史文化语义学植根于文化史学和语言学，又不限定于此，而是对诸学科的核心概念的生成、演化作历史的考察。任何一门学科体系的建立，都是通过关键术语的确立完成的，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路径的展开，正在逐步成为各领域学术研究的新的方向。近些年来，一批中外学者在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领域进行了大力开掘，取得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成果。中国大陆方面，有钟少年《人类知识的新工具——中日近代百科全书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近代新词语谈薮》（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2004年版）、《“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史有为《汉语外来语》（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版），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现代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杨河《时间概念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港台方面，有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编《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年版），李知沅《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台北文鹤图书公司2004年版）等；日本方面，有铃木贞美《日本的文学概念》（日本作品社1998年版），荒川清秀《近代日中学术用语的形成与传播——以地理学用语为中心》（日本白帝社1997年版），陈力卫《和制汉语的形成及其展开》（日本汲古书院2001年版），田中智志《人格形成概念的诞生：近代美国教育概念史》（日本东信堂2005年版），松山寿一《ニュートンからカントへ：力と物質の概念史》（从牛顿到康德：力和物质的概念史）（日本晃洋书房2004年版）等；欧美方面，有[美]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宋伟杰等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意]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黄河清等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德]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从词汇－概念角度看日本和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赵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美]大卫·K·诺格尔《世界观的历史》（胡自信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波]瓦迪斯瓦夫·塔塔尔凯维奇《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刘文潭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美]拉里·夏恩《艺术生成文化史》（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美]威纳.P.P主编《观念史大词典》（4卷本，幼狮文化事业公司编译部编译，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版）等。此外，方维规、黄兴涛、金观涛、刘青峰、黄河清、杨念群等学者也对部分概念和术语在中日西文化互动中的生成和发展作了深入探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近年也在从事术语考察；德国哥廷根大学朗宓榭 教授主持的，由多国学者（德国方维规、阿梅隆、顾有信，挪威鲁纳，法国梅塔叶、阿里托蒙，英国戴维，中国熊月之、王杨宗，日本荒川清秀、沈国威等）参加的近现代术语研究已于世纪之交开始。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日本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合作，于2005年8月、2006年12月先后在日本京都、中国武汉举行历史文化语义学方面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论文集《语义的文化变迁》即将出版。

历史文化语义学以关键术语和概念为研究对象，不受学科门类和语言文化类型的限制，强调通过对关键术语作历时性和跨文化考察，探悉术语背后蕴藏的历史文化意涵。由此出发，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研究可以涵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具有广阔的拓展空间。目前我们正在从事的研究工作，主要包括对教育学、法学、政治学、艺术学、哲学、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关键术语的考察。事实上，近现代中国各学科学术体系的形成，各种思想文化流派理论体系的建构，都与相关核心概念和关键术语在古今演绎、中外对接过程中的语用实践密切相关。这些充当诸学科关键词的汉字新语，词形和词意大都受到中国因素和西方因素的双重影响，日本因素也参与其间。故追溯汉字新语的源流，考察作为现代人思维纽结的新概念的生成机制、发展规律，将展开中西日文化三边互动的复杂图景，彰显近现代思想文化的网络状（并非单线直进）历程。历史文化语义学正从这里展开其曲折有致、绚烂多彩的英姿。

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是一项艰巨而饶有兴味的工作，需要多学科学者联手共进，相得益彰，而决非仅属某一单科的禁域。当下的中国，随着社会及文化现代转型的展开，正进入一个概念嬗变的新阶段，这包蕴着对传统语义的深度开掘与对外来语义的广泛汲纳，通过二者间的互动，达成古与今、中与外语义的涵化。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研究，将为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学理上的支持。

（原载于《上海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