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编纂工作已于2006年6月正式启动。这一大型文化工程得到武汉大学出版社领导的鼎力支持。我为他们的学术眼光和学术气度所感动，所振奋，愿意全力以赴，团结参与编纂的全体专家，努力做好丛刊的编纂工作。兹就与丛刊相关的问题谈三点想法。

一、开展该项“文化工程”的重要意义

科举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教育、人事制度。它渊源于汉，始创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兴盛于明、清两代。如果从隋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正式废除，科举制度在中国有整整1300年的历史。

科举制度的兴盛是有其内在原因的，它不但在诞生之初有着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唐代科举制度的确立，使社会中下层的众多有才之士都有机会通过考试成为国家管理层的一员，较之前代的选官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征辟”制度和魏文帝时开始推行的“九品中正”制等，科举制度更加公正合理，对维护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的社会稳定产生过巨大作用。科举制度还曾远播到越南、朝鲜等国，扩大了汉文化的影响。始于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官考试制度，其创立也与中国科举制度的启发相关。孙中山先生曾充分肯定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五权宪法》）。

科举制度的影响，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对科举制度有较为深入的了解。科举制度将教育与官吏的选拔任用密切联系在一起，使儒家“学而优则仕”的主张成为现实。它吸引了从贵族到平民的各个阶层。各种文体的消涨、文学流派的此起彼伏以及文风的变易都与科举有一定关联。研究科举制度，有助于我们对文学传统的了解，反过来，一些反映科举制度的文学作品，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科举的认识。

科举制度对当今社会也有足资借鉴的意义。我国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西方文官考试制度。而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正是受中国科举制度的启发而创立的。这说明，作为一种程序完善和形式平等的制度，科举制度有其超越时代的合理内核。研究科举制度的兴衰成败，对我们今天的教育考试制度改革、政府机构和人事制度改革，都有宝贵的参考价值。

明、清两代，曾经有一些学者对科举考试选拔造就人才的功能表示怀疑，对科举考试中存在的种种弊端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其目的并非否定人才选拔过程中的必要考试，而是为了使这种考试具备更完善的选拔功能。换句话说，他们批评的是某种考试方案、某种考官，而非考试本身。清王朝灭亡后，科举制度沦为那个时代的陪葬品，成为一段尘封的历史记忆。很长一段时间，科举制度总是与国家的落后僵化、腐败无能等描述联系在一起，得不到客观公正的评价。近年来，随着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日渐深入、全面，研究者对科举的看法开始转变，不再一味批判、否定，而是承认其中亦有积极的、合理的因素。例如，“八股取士”曾被认为是科举考试中最不合理的一个方面。人们抱怨八股文严格而固定的形式，认为这极大地束缚了读书人的才智。《鲁迅全集》中收有瞿秋白的评论，说“八股文原是蠢笨的产物”。而毛泽东同志《反对“党八股”》一文，更使得八股成为形式迂腐、教条僵化的代名词。但是无论鲁迅、瞿秋白、毛泽东，还是早期的其他反对者，他们对八股文的反对都是有其特定指向的，那就是“反封建”。从文体上看，八股文揉合策、论、诗、赋诸文体之特点于一身，讲究对偶排比、声韵格律，不失为一种有效承担考试功能的文体。八股文对程式和内容的严格要求，也是为了适应评分的标准化和客观化的需要。现在，对八股文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内容方面，认为八股文必须以儒家经典为题，“代圣贤立言”，不允许随便发挥，因而大多内容空洞，扼杀了读书人的创造性。但也有不同意见，如邓云乡认为，八股文在培养以儒家思想为主的道德教育、惊人的记忆力、周密的逻辑思维、思维的敏锐性、准确性、细微性等方面，可以使考生受到不同程度的应有的严格训练。[1]而我们要强调的是：八股文作为一种考试文体，它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仅仅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加以衡量是不全面的，因而也是不公正的。

综上所述，科举制度虽然早已废除，但是它毕竟在由唐至清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对传统文化有深远的影响，对当今社会发展和改革也有借鉴意义。以往我们对科举的看法存在许多偏颇。历代科举文献不应该继续躺在被遗忘的角落，我们应该加强对这笔宝贵文化遗产的整理与研究，拨开迷雾，使其尽早重见天日。

二、工程主要内容

（一）系统清理、校点出版与科举相关的文献

1、能够反映科举制度沿革、影响的文献。

唐代杜佑《通典》中特设“选举”类。从《新唐书》开始，历代正史都有《选举志》。历代《会要》、《实录》、《纪事本末》，《宋稗类抄》、《清稗类抄》、《十通》（《通典》、《文献通考》、《通志》及其续书）、《大清会典》与《会典事例》等史传、政书之中，都有关于科举制度沿革的资料。还有黄佐《翰林记》、陆深《科场条贯》、张朝瑞《明贡举考》、冯梦桢《历代贡举志》、董其昌《学科考略》、陶福履《常谈》、《光绪朝东华录》、傅增湘《清代殿试考略》等一批专书。历代《登科录》和杂录类书籍，也保存了大量关于科举的原始材料。唐代登科记多已散失亡佚，有清代徐松的《登科记考》可供参考。宋代以后的登科记保存较多，明清有关材料更为繁富。[2]

2、历代考试文体及相关著述。

八股文是最引人注目的考试文体。商衍鎏先生《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称，八股是“藏书家不重，目录学不讲，图书馆不收，停科举废八股后零落散失，覆瓿烧薪，将来欲求如策论诗赋之尚存留于世间，入于学者之口，恐不可得矣。”今天，我们为了解八股取士这一历史现象和总结历史经验，整理出版有关文献是非常必要的。研究八股文的资料主要有八股文集以及讲解八股文作法等相关著述。八股文集有选本、稿本之分。选本著名的有明代艾南英编《明文定》、《明文待》，杨廷枢编《同文录》，马士奇《澹宁居文集》，黎淳编《国朝会试录》等；清朝有纪昀编《房行书精华》，王步青编《八法集》；还有《百二十名家集》，选文三千篇，以明代为主；《钦定四书文》，明文四集，选文四百八十篇，清文一集，二百九十篇；《大题乐府》、《小题乐府》，两书选文均在万篇以上，字如小米，实际上是供士子抄袭之用。稿本为个人文集。明清著名的八股大家，如明代的王鏊、钱福、唐顺之、归有光、艾南英，清代的刘子壮、熊伯龙、李光地、方舟、方苞、王步青、袁枚、翁方纲等等，均有稿本传世。相关著述数量也不少。清梁章钜《制义丛话》等，都是研究八股文的重要参考书。其他考试文体，如试策、试律等，也在我们关注的范围之内。这些资料，一般读者不易见到，亟待系统地整理出版，以供研究。

3、与科举有关的文学作品。

阅读文学作品，我们对科举制度下的社会风尚、读书人的生活状态、精神面貌可以有更加直观和感性的认识。一是笔记，如王定保《唐摭言》，《唐语林》，刘肃《大唐新语》，宋代王栐《燕翼诒谋录》，邵伯温《邵氏见闻录》等，以及散见于其它笔记小说中的作品；二是小说，除《儒林外史》之外，其它长篇小说中也不乏有关科举的情节，如《儿女英雄传》中的安骥之应乡会试，《蜃楼志》中的春才、如玉的应考，《红楼梦》中贾雨村、贾宝玉对功名富贵的不同态度，《孽海花》中的状元金雯青与新旧两派人物交往的经历等，都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科举制度的了解，可抽取此类情节汇编成册。短篇小说有“三言”中的《钝秀才一朝交泰》、《唐解元一笑姻缘》，《聊斋志异》中的《司文郎》等篇。三是戏曲，如早期南戏《张协状元》、元代高明《琵琶记》、王实甫《破窑记》、明代王衡《郁轮袍》、沈龄《冯京三元记》、冯惟敏《不伏老》、徐渭《女状元》、孙钟龄《醉乡记》等。四是诗词歌赋以及民间文学中影响较大的部分作品，如试帖诗、及第诗、弹词《再生缘》有关情节、童谣等等。

（二）对相关制度、作品及文学现象的系统研究

1、对相关文学作品作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儒林外史》。此书反映了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众生相，以及他们从日常生活到科场到官场的真实生活的全景图。其他专书，如《百二十名家集》、《钦定四书文》等，亦可列为研究专题。

2、对科举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加以研究。科举制度的沿革与文学发展联系密切。以时代为序，结合文体的区分，从科举的视角对各时期文学发展进行研究，相信会有新的创获。

3、以科举为中心，对翰林院制度、书院制度等加以研究。

4、以科举为中心，对相关教科书作系统研究，如《四书集注》、《四书大全》等。

三、“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书目

该项文化工程于2006年6月正式启动，预计在五年内告竣。前三年（2006年至2009年）的时间用来系统清理、校点出版与科举相关的文献。预计将整理出版30－40种文献（或更多）。在此基础上，后两年（2010年至2011年）内将陆续推出5－10本研究性著作。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引起学界及广大读者对中国科举文化的关注，将科举文化的研究引向深入。

兹将初步拟定的“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书目列举如下：《历代律赋校注》、《梁章钜科举文献二种校注》、《唐代试策试律校注》、《八股文总论五种》、《钦定四书文校注》、《翰林掌故四种》、《游艺塾文规>正、续编点校》、《钦定学政全书点校》、《七史选举志校注》、《四书大全校注》、《历代贡举志五种》、《游戏八股集成》、《中国科举史事编年》、《明登科记考》、《清登科记考》、《历代状元史料汇编》、《历代特科史料汇编》。随着对有关情形的深入了解，选目可能有局部调整或增加。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是一项规模宏大、任务艰巨、意义深远的大型文化工程。编纂任务主要由武汉大学专家承担，并根据需要从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等高校或科研院所聘请了若干知名学者。我个人的态度是：分工合作，集思广益，讲究效率，注重质量，在编纂过程中发现问题，在编纂过程中解决问题，争取圆满完成这一工程，为国家的文化建设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人文论丛》2007年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