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多次谈到习俗的力量。比如，在《答戴敬延进士论时文》中，他说：习俗对于人的影响大极了！秦孝公废除井田制度，百姓怨恨。王莽恢复井田制度，百姓也怨恨。赵武灵王改用胡人服式，百姓不服从；北魏孝文帝禁用胡人服式，百姓也不服从。这些都是习俗囿人的结果。

由于深谙习俗囿人之弊，所以，当他的弟子

黄生放弃长期以来的诗文写作，转而致力于考据时，袁枚特意写了《再答黄生》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黄生并非内心真爱好考据，只是因为受到风气的影响，羡慕高雅博大的虚名，故匆匆忙忙地想做个考据家。我想，黄生读了此文，一定是大受震动。

乾嘉年间，考据这门学问，确实如风起云涌般盛行一时。其原因有三：一是乾隆皇帝反对读书人以天下治乱为己任。本来，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精神追求，可乾隆皇帝却说：士大夫以天下治乱为己任，把皇帝放到哪儿去？“此尤大不可也”。于是乾嘉学人都趋于训诂考订一途，以古书为精神上的逃避之地。二是清初文字狱盛行的影响所致。康熙年间的庄廷、戴名世案，雍正、乾隆年间的查嗣庭、吕留良、徐述夔等案，造成大批学者文人惨遭迫害或屠杀。读书人人人自危，不敢发表史论，以免触犯时讳；不敢多写诗文，怕招来横祸。惟有考据较为安全。三是《四库全书》馆的设置。这一历史性的重大文化工程，说明汉学已经取得胜利，擅长考据的，往往名利双收。在这种学术格局中，不少人趋之若鹜，遂成风气。

乾嘉考据学风盛行，能不受其牢笼者极少。据我所知，有两位应该特别加以表彰。一位是浙东学派的史学大师章学诚。他说“时人以补苴襞绩见长，考订名物为务，小学音画为名”，但他自己却独立于风气之外，大量撰写综合性的史论，必欲成一家之言。何以要为举世所不为呢？无非因为自己在综合性的史论方面，确有心得。章学诚注重的是保持精神追求的独立性。另一位特立独行的当数袁枚。他有一首《遣兴》小诗，头一句便是“郑孔门前不掉头”。郑，指郑玄；孔，指孔安国。郑、孔都是著名的汉学大师，而袁枚对他们却不屑一顾。在志怪小说《麒麟喊冤》中，袁枚更对郑玄大加讽刺。该故事说郑玄署理“文明殿”功曹期间，生造《礼记》注疏，编了一套刻板荒谬的古礼法，诸如“天子冕旒必用玉二百八十八片”，“祭天地必服大裘”，“郊天必剥麟之皮蒙鼓，方可奏乐”等等，以致“天子之头几乎压死”，“郊天一回，必杀一麒麟”，最后，皇帝被惹怒了，禁毁《礼记》注疏，并撤了郑玄“文明殿”功曹之职。故事的宗旨显然是讽刺汉学的迂阔妄诞，不近人情。而《再答黄生》这封信，还对考据学家的委琐给予了嘲笑。袁枚借用支遁的话，挖苦他们头戴脏帽，身着粗布单衣，挟着一部《左传》，可怜兮兮地跟在郑玄车后，不过是一副臭皮囊。在举世崇拜汉学的风气中，敢说这话是需要胆识的。

袁枚的《再答黄生》，除了表现出过人的胆识外，那种设身处地为黄生着想的深厚的人情味也令人感动。他提醒黄生：做考据，没有书籍不行。可你是贫穷的书生，不可能把天下的书籍都买来，偶然得到几种，肯定是极普通的版本；即使借到一些，也如同俗语说的“贩老鼠卖青蛙，绝对成不了大户人家”。这是说理，但蕴含其中的师生之情，却如醇酒一般浓郁，以至让后人读了仍不胜感怀。

（原文载于《光明日报》2008年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