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曾以夏、商两代礼制为例，强调文献研究对于重建历史的重要意义：“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缺乏足够可资征信的文献支撑，即便时代相去不远，历史的具体状貌也会变得模糊不清。通过钩稽、排比史料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一直以来都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由陈文新教授主编的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通过广泛搜辑、整理文献资料，以编年形式全面系统地展现了上起周秦、下至当代的中国文学演进历程，在重建文学史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从文献学角度来看，其学术价值至少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作为第一部涵盖古今的文学编年史，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对中国文学文献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清理，搜辑和整理了一大批第一手文献，对其中存在的讹误和抵牾情况作了精审、细致的辨析，是中国文学研究领域重要的文献整理成果；二、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以编年形式演述一千余年的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在文献整理过程中精粹性、准确性和全面性并重，开拓了新的学术生长空间，是推动文学史研究向更深更广领域发展的重要文献。
一
文学编年史虽是文学史研究的一种视角和方法，但既以文献的搜辑和排比带动历史的叙述，是否能广泛地占有材料，就成为衡量一部文学编年史编纂水平的基本标尺。一方面，出于诸种原因，现今保存的文献不能为我们提供文学演进的完整的历史状貌，即便是资料丰富的明清两代，对于诸多文学现象的理解，也因文献的缺失而歧见错陈，更不用说文献匮乏的先秦；另一方面，宋代以后的古代典籍卷册浩繁，数量之庞大，非个人短时间内所能穷尽，以局部材料建构的文学史面貌，仅是触及到了文学演进历程的某些侧面，而非历史的全貌。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集多方学者之力，广泛查阅文献，统汇排比，系统全面地展现中国文学丰富多彩历史状貌的各个侧面，在中国文学文献的搜辑、整理和辨析等方面作了较大推进。
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在编纂过程中，除了查阅正史、文集和方志等常规文献外，还通过扩大阅读范围，查考研究者不常阅读的医书、方外道书、官员簿录等非常规文献，从中钩稽相关资料，以达到对作家生平经历的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学编年史·元代卷》对于奥敦周卿生平的考订，即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例子。
奥敦周卿，又作奥屯周卿，学术界对于其人的了解，一般都是基于孙楷第先生《元曲家考略》的考证。《中国文学编年史·元代卷》提供了出自明代朱橚所编《普济方》中的一则材料，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对于奥敦周卿其人的了解。《普济方》是一部辑录明代以前治病药方的医学类书，其中收录的一个来自元人罗天益《卫生宝鉴》中的一个药方，涉及到元曲家奥敦周卿：
昔按察副使奥屯周卿子，年二十三岁，至元戊寅三月间病发，热肌肉，瘦四肢，困倦嗜卧，盗汗大便，溏多肠鸣，不思饮食，舌无味，懒于语言。时来时去，约半载馀，请予治之。……数月，气得平复。迨二年，肥盛倍常。（《普济方》卷421）
明人江瓘所编《名医类案》卷五也记录了同样的病历。至元戊寅，即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罗天益为元代名医，曾为元代许多王公大臣、名流文士及其亲属治病。他行医中记录的案例，无意中为我们研究奥敦周卿提供了宝贵线索。根据这则材料，可以考定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至至元十七年（1280）间，奥敦周卿曾出任江东建康道按察副使，而他在任的时间很可能还要更长。此时奥敦周卿之子23岁，以常理推算，奥敦周卿本人应当在45～55岁之间。
为了映证《卫生宝鉴》关于奥敦周卿仕宦经历的记载，《中国文学编年史·元代卷》还辑录了旁证材料。一则是汪梦斗《北游集》中题为《奥屯周卿提刑去年巡历绩溪，回日有诗留别，今依韵和呈》的诗，唱和对象为奥敦周卿，诗云：“皇华曾为歙山留，笑杀扬人泛泛舟。偶话后天非定位，悬知此辈固清流。一灯雪屋虫声细，疋马晴川草色秋。倚杖儒宫桥下水，梦魂须忆旧来游。”（《北游集》卷上）诗作于至元十六年汪氏北游大都期间。诗中所谓“去年”，即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其时奥敦周卿以公事巡历安徽绩溪。另一则是方回所作《饶州路治中汪公墓志铭》，其中也曾提到奥敦周卿其人：“〔至元〕十五年，江东道提刑按察副使奥屯行部兴学，公大喜，延名进士九江文天佑主文衡，拔儒彦，出税帑，立赏格，免徭给廪，士萎复振。”（《新安文献志》卷85）方回所说“江东道提刑按察副使奥屯行部”，即奥敦周卿。以上两则材料，都可以作为奥敦周卿至元十五年至十七年间出任江东建康道按察副使的佐证。
《中国文学编年史·元代卷》辑自《普济方》中的这则材料，对于孙楷第先生关于奥敦周卿生平的考证是一个有益补充，对于进一步了解奥敦周卿的生活年代及其仕宦经历有较大帮助。
要保证编年内容的准确与可靠，除了通过扩大阅读范围搜辑可资征信的新材料，对于相关文献中存在的抵牾和错讹现象予以辨析也是必不可少的工作。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在这一方面付出了大量精力，纠正了部分文献使用中的错误。其中对记载雅琥、汪泽民二人生平文献所作的辨析，从一个侧面显示了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在使用文献过程中的“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审慎态度。
雅琥为元代著名的少数民族诗人，关于他考中进士的时间，大致存在三种说法：一、至顺元年（1330）进士，如王德毅等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即持此说。二、天历间进士，源出于傅若金所作《忆昔行送雅琥正卿参书南归》诗题下的注释：“初名雅古，登天历第，御笔改雅琥。”（《傅与砺诗集》卷3）天历仅三年，期间惟天历三年（1330）曾举行科举考试。三、泰定元年（1324）进士，根据的是元人宋褧《同年小集诗序》，宋褧为泰定元年进士。至顺元年与天历三年为同一年，尽管元文宗纪年由天历改号至顺是在天历三年五月以后，但后人纪年时，往往将天历三年与至顺元年交错使用，并不作明确区分。至顺元年说与天历三年说在时间上并不存在矛盾。鉴于这一情况，《中国文学编年史·元代卷》参照其他相关文献，对雅琥考中进士时间上存在的两种说法予以考辨说：
傅若金有《忆昔行送雅勒呼正卿参书南归。参书闲居京师，行中书调广西选，以为静江同知。比上其名，中书正奏授高邮。时广西寇盗，而参书母老，即移家归武昌待次。遂作此奉送，兼问讯江汉故人》诗，于其名下注曰：“初名雅古，登天历第，御笔改雅勒呼。”（《傅与砺诗集》卷三）或以天历未尝开科而言与砺所记为误。不知改元至顺在本年五月，登第时在三月，其言天历第正是。或有称至顺元年进士者，乃以五月改元，故后世史家遂径以至顺元年为本年纪年之始，《元史》之纪年，均用此例。
傅氏与雅琥同时，他对雅琥考中进士时间的记载，应当可以征信。而关于用以考定雅琥考中泰定元年进士的宋褧《同年小集诗序》一文，《中国文学编年史·元代卷》将其系于至顺元年二月，并在序后略考云：
蔡公，即东平蔡文渊。据苏天爵所撰宋褧墓志，蔡文渊、王士熙二人同为延祐七年大都乡试考官，而泰定元年主会试者为孛术鲁翀、曹元用、虞集三人。则宋褧所谓同年，或系指延祐七年之乡试而言，诸生之谓，即其意也。
至于雅琥在考中进士之前曾做过秘书监著作佐郎等小吏，则是元代非常普遍的现象。元代不少知识分子在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之前，都曾有通过其他途径步入仕途的经历，一旦考取进士，便可以在原有基础上再行授官，如杨载、黄溍等人均是如此。
再如元末死于兵难的文学家汪泽民。关于汪氏死难的时间，相关文献中存在至正十五年（1355）和至正十六年（1356）两种说法。前一种说法出自宋濂所作《元故嘉议大夫礼部尚书致仕赠资善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左丞上护军追封谯国郡公谥文节汪先生神道碑铭》（《銮坡前集》卷3），后一种说法出自宋濂主持编写的《元史》，并且二者所记年寿也不相同，一说83岁，一说70岁。由于两则材料同出一源，仅凭两则材料本身无法判断二者孰对孰错。《中国文学编年史·元代卷》通过征引旁证材料，对两则材料出现的抵牾情况作了如下辨析：
〔至正十五年（1355）八月〕二十五日，汪泽民卒。汪泽民之生卒年，据宋濂《元故嘉义大夫礼部尚书致仕赠资善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左丞上护军追封谯国郡公谥文节汪先生神道碑铭》。《元史》以其卒于至正十六年，寿年七十，所记与宋濂所撰神道碑铭颇有出入。然宋濂作《汪先生神道碑铭》云：“濂奉敕总修《元史》，凡忠义循吏之事，天下郡县悉上史官，而宛陵汪先生独阙。既而先生族子克宽来与纂修，始以其门人汪文炳所摭事状相示，濂既命史官删削立传。克宽以为史乃一代成书，其法当略，墓文乃私家所撰，其纪宜详。复致其孙德垕之言，请濂揭铭于隧上。”观此，则宋碑与《元史》所本实同，然不详二者何以相异如斯。汪克宽有《汪文节公简帖后跋》，其文云：“宗叔礼部尚书巢深先生，其生也，长克宽三十有一年。延佑（祐）戊戌，登进士第。……发第一、第二帖时，先生年已七十有五。而第十帖在癸巳、甲午之间，字画遒劲，精采焕发，老成典刑，乡里情谊，粲然辞意之表。明年八月，先生骂贼被害。”（《环谷集》卷七）据此，则《元史》所记或误。又汪叡《七哀辞·汪尚书》云：“至正十六年乙未八月丁丑，长枪畔将索诺木巴勒陷宣城，前嘉议大夫礼部尚书汪公死之。”（《新安文献志》卷四十九）至正十六年为丙申，乙未则为至正十五年。王逢作《故赠江西省左丞谥文节汪公挽词》，其序云：“公讳泽民，字叔志，号堪老真逸。以《春秋》登戊午进士第，累官致仕礼部尚书，归宣城。淮人闯境，公倡乡子弟保里闬，会城陷，遂遇害。越七年，诏赠江西省左丞，谥文节。”（《梧溪集》卷三）挽词曰：“至正乙未间，星狗光孛然。首倡捍乡井，淮人竟扼咽。侯伯窜草间，丁壮死墓边。执公义不屈，子侄尚控拳。詈言今颜杲，劲气昔郑畋。臣素奏我皇，褒赠著史编。”据此，则汪泽民之卒，在至正十五年无疑。
在文学编年史的编纂中，关于文学家生平经历的考析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尽管近代以来编撰了各种人名辞典、传记资料索引，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线索，但其中的疏漏和错讹也有不少。类似汪泽民、雅琥等人的情况，只是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文献辨析的一个侧面，此外所作的考辨涉及诸多方面，而严谨审慎的态度则贯穿着编纂始终。
通过广泛查阅文献资料，对不同文献的相关信息作细致的辨析，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者在广闻博见的基础上谨慎使用文献，取得了不小的突破，厘清了某些文献中的讹误和抵牾现象。广泛地占有文献，有选择和辨别地使用文献，保证了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作为文献整理成果的准确性和精粹性，其工作对于中国文学文献学是一次重要推进。
二
文学研究视阈的拓展，离不开文献的发掘和清理。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中，将新学问的兴起归因于新材料的发现。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虽没有类似殷墟甲骨、大内档案的重大文献发现，但它第一次对中国文学文献所作的全面系统的搜辑和整理，对于提高中国文学研究的起点和开拓新的学术生长点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作为第一部系统完整、涵盖古今的文学编年史著作，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对于某些时段文学文献所作的清理是开拓性的，第一次搜辑、整理的文献在其中占有很大比重。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对文学史实的准确系年，是在广泛搜辑文献的基础上完成的。对上起先秦下迄当代中国文学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清理，这在学术界尚属首次，为新的学术生长提供可靠的文献准备和广阔的拓展空间。
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以编年形式在时间序列中展开文学发展丰富的历史流程，使某些文学史现象在文献厘析中得到更清晰的呈现，获得新的认识。陈寅恪先生曾以历史学家的洞识，概括文学编年史的文学史研究价值说：“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元白诗笺证稿》）当相关文献材料被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予以考察时，观照文学史的视野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必有启发”也就在情理之中。《中国文学编年史·元代卷》对高启、徐贲、张羽、杨基等四人在元末文学活动的考析，就是一例。
在明清以来的文学史研究中，高启（1336-1374）、杨基（1326-1378）、徐贲（1335-1393）、张羽（1333-1385）等人都被作为明代作家，号称“吴中四杰”。李东阳将高启作为明初百余年来最为杰出的诗人（《怀麓堂诗话》），胡应麟将高启视作明初“吴诗派”的开山鼻祖（《诗薮》续编卷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评价具有代表性：“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并认为高启扭转了元末以来形成的纤浓绮丽的诗风。这一说法，成了学术界的普遍认识。《中国文学编年史·元代卷》辑录了部分关于高启、杨基等人在元末文学活动的资料，这些材料过去鲜为研究者重视，一定程度上为我们重新认识“吴中四杰”、“北郭十子”等文学群体及元末文坛风尚提供了文献基础。《中国文学编年史·元代卷》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本年”记事云：
高启与周砥相识于吴，往还唱和。高启、徐贲、杨基、张羽等人结社唱和，或亦在此数年间。高启《荆南倡和诗集后序》：“《荆南倡和诗》若干首，句吴吴（周）履道、毗陵马孝常所共作者也。二君常客阳羡荆溪之南，故以名编。庚子春，余始识履道于吴门，相与论诗甚契，因以一帙示余曰：‘此野人之辞也，恐世之嗜好者少，故未敢出，子今为我评之。’予读之，爱其清粹雅淡，有古作者之意，因乞而藏于家。自是履道与予游集，未尝不道荆南之乐，且曰：恨子不识孝常。后予卜馆云岩之西冈，履道每乘舟访予，至则留连累日。予与之缘崖溯涧，搜览无厌。一日，雨霁鸟鸣，乔木荫壑，予邀履道坐盘石，命诸生行觞鼓琴。酒酣，履道起歌其诗数章，既而叹曰：‘自吾别孝常，去荆南，谓山林燕咏之乐，不可复得矣。今乃与吾子相羊于此，岂偶然哉？’又曰：‘吾衰矣，恐无以称列于后，苟得片词之传，使吾名因而自见，亦可以少无憾矣。’予当时甚怪其言之悲也。越二年，履道客会稽，竟卒于兵。予亦遭乱奔走，不遑启处。今避地江浒，暇日理箧，中家乘尽失，独《荆南集》在焉。因抚而叹曰：‘此诗不亡，天欲成履道之志乎？’”徐贲《书荆南倡和诗集后》：“予往年在荆溪时，闻有周履道、马孝常者，南山周氏馆二人，情相得，习相同，才气相下上，其闲情雅韵，固非流辈相及。有《荆南倡和诗》一卷，为时所称。后识履道于显亲寺之听秋轩，彼时独不得与孝常见。及予东还，与高季迪以诗倡和于吴，履道亦避地来居，故予三人交结又最密。每燕语间，未尝不叹荆溪之胜，诵孝常之诗之美。无何，季迪东游越，予卜居吴兴之蜀山，履道亦从军去，遂没于兵。呜呼，今已十又五年矣。此帙乃履道之亲笔，季迪所藏者，后季迪序而属其乡人吕志学收之。志学常持此过予山中求题，时洪武四年七月一日也。于时季迪尚无恙，今季迪亦逝去几四载。”《石洲诗话》卷五：“周履道与高季迪、徐幼文结社，其诗清迥有逸气，非一时徒事长吉调者可比。”北郭十友，各家所记名姓不一。高启《送唐处敬序》所言凡六人：王行、徐贲、高逊志、唐肃、余尧臣、张羽。而所作《春日怀十友诗》之十友为：余尧臣、张羽、杨基、王行、吕敏、宋克、徐贲、陈则、僧道衍、王彝。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十六《徐贲传》、陈田《明诗纪事》甲签卷八余尧臣条均采此说。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十八则去王彝，并高启为十友之数。《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传·王行》则云：“初，高启家北郭，与行比邻，徐贲、高逊志、唐肃、宋克、余尧臣、张羽、吕敏、陈则皆卜居相近，号北郭十友，又称十才子。”据高启《送唐处敬序》所言，诸人除王行而外，皆由他处寓居北郭，且所至前后有相隔数年者，所谓“十馀年，徐君幼文自毗陵，高君士敏自河南，唐君处敬自会稽，余君唐卿自永嘉，张君来仪自浔阳，各以故来居吴，而卜第适皆与余邻，于是北郭之人物遂盛矣”，即其指也。而观之所作《春日怀十友诗》，则有不尽于北郭唱和者。知“北郭十友”之说，乃后人以高启之名重，而以其所往来之友附会而成。
元末，张士诚占据吴中，政权相对比较稳定，加上比较注重文化建设，开设了弘文馆、集贤馆等机构，专门征集那些有文学才能的人，形成了以苏州、松江等地为中心的文学文化圈，文学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至正二十四年（1364），张士诚征聘饶介为咨议参军。饶介，字介之，临川人，其岳父为元代中后期著名诗人丁复。在饶氏为官吴中期间，周围聚集了高启、王彝、杨基、张简等一大批有影响的诗人，相互之间曾经举行过赛诗会一类的活动。后来随着张士诚政权的灭亡，这些人或隐居山林，或重新出仕，在文学上的成就和影响都大不如前，其中也包括高启、杨基等人在内。类似的还有刘基、袁凯等人。作为以群体活动为特征的“吴中四杰”、“北郭十子”等文学集团，其相关文学活动的开展主要是在元代末期，群体作家的创作成就，也多在元末既已完成。据后人研究，高启、刘基等人文集中，比较好的作品，大多都是写于元末。
在元末文学发展过程中，另一股重要的文学力量是以杨维桢为首的“铁崖体”诗人，其活动也主要是在吴中一带。这派诗人，大多受到杨维桢的影响，诗学温庭筠、李商隐，李贺等人，奇崛秾丽，通常所说的“元诗绮靡”，即指杨维桢等“铁体”诗人而言。王彝曾作《文妖》一文，对杨维桢的文风进行过猛烈的批评。高启虽没有直接对“铁体”诗风展开批评，但其风格与杨维桢等人诗风之间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而其主体风格的形成主要是在元末而不是明初。高启诗风与杨维桢诗风之间的差异，是在元末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明初建国，吴中文人受到排挤，代之而起的是理学气息浓厚的金华文人，文学的功用色彩日显突出，明代文学逐渐衰落，直至李东阳等茶陵派诗人崛起才重新兴起。《中国文学编年史·元代卷》搜辑、整理的关于高启、杨基等人文学活动的文献，因为是按年代编排，在反映具体问题上要比一般性的作家研究、作品研究更为清楚、透彻。研究元末明初文学，从这个角度着眼必然能够突破旧有的认识。
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以编年形式演述中国文学发展历程，突破了时代限制，通过钩稽关于作家生平、创作、群体活动、流派兴替始末等情况的文献资料，注重将全面性、精粹性和准确性相结合，为拓展文学史的研究视阈提供新的生长空间。经过更多学者的不断努力，以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辑录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循迹讨源，势能推动文学史研究向更深更广的领域发展。
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是一项基础性的重大学术工程，是关于中国文学文献整理的重要成果，对于提高中国文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是推进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文献。以上从文献学角度对其学术价值所作的探讨，只是其中的某些侧面，此外对于中国文学研究所作的推进，可以提供的新的学术生长空间，尚有待读者在不断的研究实践中进一步发掘和拓展。
[参考文献]
[1]余来明.中国文学编年史·元代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2]王德毅.元人传记资料索引[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杨 镰.元代文学编年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
（原文载于《武汉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