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于上世纪60年代初推出第1卷，即以其内容的厚重深切、表现手法的典雅丰富，引起当时读者的惊喜。记得在1964年春节间，还是大四学生的笔者在湖北图书馆读到该书时，即领受一阵久违了的

现实主义杰作的清朗之风。时过40余年，其初始阅读的强烈印象还鲜明如昨。

任何作品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姚老开掘我国古典文学的深厚底蕴，借鉴西洋长篇小说多头并进、起伏跌宕的结构方式，发扬五四以降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博采近代新史学的甘泉（尤其是明清史的资料发现及研究成果），又汲纳自己坎坷、丰厚的人生经历资源，充分挥洒才情睿智，方熔铸出《李自成》这一恢弘的制作，实得“古今中西大交会”的时代之赐，这是姚老的幸运。

与获取时代之赐相表里，姚老又不可避免地为时代所累。《李自成》的构思与写作定型期，恰在“阶级斗争为纲”时段，仅就历史观而论，当年的流行观念为：农民战争是秦汉至明清两千余年社会演进的主要推动力。自30年代以来自觉侧身于“左翼”行列的姚雪垠，当然服膺此种观念，李自成农民军定位的某种程度的非历史倾向，皆源于此。

姚老深入探讨过明清之际历史，对明末达到登峰造极程度的宗法专制帝制的内里结构与种种病端有着真切的认识，其笔下的崇祯及其臣僚、后妃、太监，栩栩如生，颇富历史厚重感。与之相辉映，《李自成》关于明清战争的描写也极见功力，皇太极、多尔衮、孝庄皇后等人的雄强勇武、足智多谋跃然纸上，对于他们学习先进汉文化的热心也有充分表现。作品塑造的洪承畴也是一个内涵丰满的艺术典型，这里不仅展示了士大夫“夷夏观”、“忠节观”与“珍生观”、“名位观”的搏击交战，还有力地揭开了一个历史真实：明末士子、人民对清朝浩博的开国气象的佩服，从而超越旧史书的“贰臣观”，为明末清初成批士大夫归附清朝的现象，提供一种历史主义的诠释，显现了姚老过人的史学、史才与史识。

然而，与对崇祯等明廷人物、皇太极等清方人物丝丝入扣、丰满自如的描写相比较，姚老用大气力铺陈的李自成及其部属的形象，却留下不少造作痕迹，这集中表现为李自成、高夫人、红娘子的纯化与拔高，大顺军被一定程度现代化，从而消减了小说关于明末农民战争总体把握的真实感。在李自成及其部众的描写上露出“现代化”的斧凿痕迹，主要是出于“歌颂”农民起义的观念驱使。

《李自成》留下的另一遗憾是，姚老晚年因病未能完成全书。所幸，这个世上有一位可以弥补遗憾的人物在，这便是曾任姚老助手多年、学识渊博、文学才能卓异的俞汝捷先生。由汝捷兄完成的《李自成（精补本）》，从语言、细节、情节入手，对原著作了精心的节略，在节略过程中着意解决了“现代化”痕迹及其他技术性问题。结构上则将原著5卷12册整合为四部曲，每部以一句五言杜诗作标题：《天寒霜雪繁》、《闻说真龙种》、《长风驾高浪》、《风散入云悲》，正与起义军“潜伏-转折-挺进-败亡”的悲剧历程相切合。

按姚老原来的计划，其未完成的崇祯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冬的情节是极其重要、不可或缺、需要重笔渲染的。它包括一败孙传庭、与革左等在汝宁会师、在襄阳建立政权、火并曹操与革里眼、二败孙传庭、在西安建立政权、米脂祭祖等情节，并侧面交代张献忠的行踪和皇太极之死等大事。精补本不但补写了上述阙失的重要情节，而且还完成了姚老有愿望而无构思的江南单元。汝捷兄笔下的《烟波江南》极富情致，尚炯等人观照下的黄鹤楼、长春观、秦淮河、苏州园林饱含文化内涵与社会内容，华叔敏、施丽的故事感人至深。

从小说艺术看，整个补写部分还有如下特点：

语言风格与原著保持一致，但十分简练，没有拖泥带水的废话。官场称呼、略带文言色彩的文人对话都显得准确而自然，没有生硬、拼凑之感，新撰的诗词也都颇具功力。这得益于汝捷兄早年打下的旧学基础。

人物性格也与原著保持一致，同时注意性格的发展。补写部分张献忠、崇祯等形象在生动性方面都不亚于原著；孙传庭的性格则明显地有发展，突出了人物的悲剧性。李自成的缺点、局限都通过具体的情节更加暴露，身上已没有什么光环。对次要人物如红娘子则既补写了她与李岩的夫妻生活，也写出了她的精明与世故，从而为以后李岩被害前她的疑虑表现作了铺垫。

汝捷兄以前写过探讨小说风格与技巧的《小说二十四美》，这次写小说，则设法将以往的纸上谈兵用到创作实践中来。譬如关于人物外貌、景物、环境、氛围的描写，在《流动之美》一篇中曾以莱辛所举荷马史诗为例，谈到化静为动的写法，也就是对事物不作静止、刻板的描写，而是通过人物的感受烘托出来。这一特点在补写部分便时有表现。（本报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光明日报》2008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