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其原点可追溯到明中叶以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甚至宋代的“城市革命”（都市由政治军事中心转向工商业中心），而正式展开则始于19世纪中叶。其时，工业化西方东侵，将中国纳入世界统一市场，与此相表里，中国文化也汇入世界近代文化的大格局之中。作为中国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荆楚文化，也自19世纪中叶开始迈入近代转型期。
荆楚文化近代转换的远源固然可以追溯到汉口镇晚明以降的崛起，然其正式起步，则在清咸丰、同治之际，即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这较之东南沿海晚了二十年，但较之北方和西部又呈“捷足先登”之势。我们讨论荆楚文化的近代转型，必须正视与东南沿海的“时间差”以及与西部相比的先进性，从而准确把握荆楚地区在全国近代文化格局里的第二梯级位置。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1858年6月）规定，新增11处通商口岸，汉口为其中之一。因当时长江中下游是太平军与清军拉锯激战之地，汉口开埠还不现实，但英国人已急不可耐，于1858年派军舰从上海出发，穿过太平军控制区，12月驶抵汉口，窥察武汉三镇，并会见湖广总督官文。1861年3月初，英国官员、商人乘轮船到武汉，再见官文，提出通商要求。同年3月中旬，英国驻华参赞巴夏礼、海军提督贺布率军舰4艘来汉，面晤官文，巴夏礼与湖北官府签订《英国汉口租界条款》。这便是“汉口开埠”之始。随后，英国第一任驻汉口领事来汉；继之法国也设汉口领事馆，英、法、美、俄、德等国商人接踵来汉经商。以俄商1863年在汉口开办顺丰茶砖厂为开端，外国资本陆续在武汉设立使用机器的工厂，此为荆楚大地近代工业的端绪。1862年1月，江汉关设立，总汇对外贸易税务。自此，汉口逐步成长为水陆交通枢纽，华中最大的货物集散地，“货到汉口活”的说法遍传遐迩，武汉“九省总汇之通衢”的功能也得到充分发挥，这带动了长江中游商品经济及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口的对外贸易额居全国第二，“驾乎津门，直追沪上”。这样的经济土壤，培植了近代文教事业，武汉渐次成为华中首屈一指的文化中心。总之，19世纪60年代初汉口开埠，是荆楚社会及文化近代转型的正式起点。这正昭示了荆楚文化近代转型的外铄性特色。
荆楚文化近代转型的又一重要特色，是官府主动性，政府行为是转型的先导性动力。洋务派后期巨擘张之洞总督湖广近二十年间，兴实业、办文教、练新军等官方举措，使湖北从一个中等发展水平的内地省份，迅疾跃升为全国近代化进程的排头兵。张之洞治鄂期间修筑芦汉铁路，兴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纱布丝麻四局，操练湖北新军，均在全国一领风骚，此不具论。在文教领域，张氏为“兴学求才”而大举更革，其书院改制、创建新学堂、大规模派遣游学生赴日，都走在全国前列，清末湖北成为全国文教先进省，张氏也因此以“知学”闻名天下，遂有1903年应诏赴京厘定学堂章程之行，成为中国第一个得以实施的近代教育大纲———“癸卯学制”的实际主修者，而这一学制的先期试验地便是湖北。
洋务运动末期（19世纪90年代）和清末新政（20世纪前10年）20年间的湖北文教兴革，是荆楚文化近代转型的直接导因。仅从近代文化的载体———近代知识分子的成长而论，都与这一新学堂兴办及留学生出洋热潮相关。由封疆大吏张之洞推动的湖北文教兴革，使这个较封闭的华中省份一跃而为人才辈出之处。古来即流传“唯楚有材”之说，但指的是先秦，汉唐以迄明清的湖北，其实并非人才茂盛之区。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文指出：“湖北为交通最便之区，而学者无闻”，又说：“湖北为四战之区，商旅之所辐集，学者希焉。”这是对清末以前湖北人才情形的概括。然而，时至清末民初，湖北，特别是鄂东骤然英才并起，群星璀灿。仅以鄂东一隅言之，20世纪上半叶成长起来的文化巨匠便有：哲学家熊十力，地质学家李四光，政治史家兼经济学家王亚南，思想家殷海光（黄冈人），文字学家黄侃，文学家胡风（蕲春人），诗人兼学者闻一多，思想家徐复观（浠水人），思想史家汤用彤（黄梅）等。
湖北近现代人文荟萃，直接动因是张之洞督鄂期间的文教兴革，清末民初的新知识分子都是从此间改制书院及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两湖书院走出了革命家黄兴、法学家张知本、教育家张继煦、方志学家王葆心；湖北武备学堂走出了吴禄贞、蓝天蔚；黄侃由张之洞资助官费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闻一多曾就读武昌两湖师范附属小学，后留学美国……。这一名单还可续列得很长。如果说，曾国藩及其湘军把湖南三湘子弟带上了全中国舞台，那么，张之洞开办的新学堂及大规模派遣学生留学，则使湖北学子走上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殿堂，从传统士人变为新知识分子。
古代中国文化传播的大体走势是自西北而东南，这种转移，肇始于周秦之际，展开于两晋，完成于两宋。至近代，文化传播的基本方向正好相反；从东南而西北。这是因为中国迎受西方近代文明、得风气之先的地区是广东、福建、江浙，东南沿海最先涌现一批“睁眼看世界”并进而“向西方求真理”的人物，如福建林则徐、严复，广东洪秀全、洪仁玕、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何启，江苏冯桂芬、王韬、马建忠、张謇等。与这些人物的出现互为因果，近代工商业、近代文教和近代政治运动，也在东南沿海和海外华侨社会发轫，并以锐不可当之势，向内地推进，形成由南而北、由东而西的运动方向。
同东南沿海相比，近代北方和西北较为封闭、落后，而长江中游诸省，尤其是湖北、湖南（也即“楚地”），正处在较开化的东南与较守旧的西北的中间地带，借用气象学语言，这里恰是湿而暖的东南风与干而冷的西北风交汇的“锋面”，乍暖乍寒，忽晴忽雨。如果说，整个近现代中国都卷入“古今一大变革之会”，那么两湖地区更处在风云际会之处。诚如清末鄂籍留日学生所说，近代湖北是“吾国最重最要之地，必为竞争最剧最烈之场”，而“竞争最剧最烈之场，将为文明最盛最著之地”（《湖北学生界》第一期）。这并非虚夸之论，武汉在20世纪初叶崛起为仅次于上海的工商业中心，继之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大革命心脏地带，便是这一预测的实现。而这种时代的风云际会，又养育了湖北学子的深沉哲思，为现代荆楚染上古典与现代交织的瑰丽色彩。如熊十力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又目睹民国政治的腐败，退而论学，穷究天人，完成了整合儒释的大建构，对中国现代哲学有重要贡献。又如闻一多兼涉文史，其新诗蕴涵格律诗韵致，其楚辞、诗经研究借助芝加哥社会学派方法，融铸古今、会通中西，展现了转型时代学人的风范，昭示了现代荆楚文化的特殊魅力。
（原文载于《光明日报》2004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