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郭先生，您是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最近几年国学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您个人认为是好事还是坏事？

郭：国民有义务了解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及其典籍。现在，国民有了这种需求，当然是一件好事。我们要善于调动并创造性地转化本民族的文化思想资源，使之成为现代化事业的正面、积极的力量，促成现代化的健康发展。

记者：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在当今社会有什么意义？

郭：我为最近由岳麓书社新出版的《四书章句集注》写了一篇导读，集中论述了这个问题。“四书”之于中国，如同《阿含经》之于印度，《可兰经》之于阿拉伯，《新约》《旧约》之于西方。“四书”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不读“四书”，不知道做人的尊严、人格的力量、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以及性情的调和。按梁启超先生的说法，《论语》《孟子》等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们既做这社会的一分子，总要彻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识生隔阂。也就是说，《论语》等儒家经典在当今社会，仍然是民族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的核心，是健康的法治社会的基础。科学家杨振宁少年时代背过《孟子》；吴征镒承家训，以《中庸》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自励励人，可见四书对人性的养育和文明社会的养成是有益的、积极的。

记者：北师大于丹教授在央视解读《论语》，在大众中引发读《论语》热潮。这种传播方式，跟以往学者在书斋研究，不完全一样。您怎么看待？

郭：于丹教授迎合了民众想了解文化宝典的心态，利用了现代传媒。历史上《论语》本来就是家传户诵之学，现重新复兴于民间。于丹对推动读经典起了很好的作用，但这热潮要引向深入，不能老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一定要深化。怎么提升？作为讲者，至少要把朱子的《论语集注》、刘宝楠和刘恭冕父子的《论语正义》、程树德的《论语集释》、杨树达的《论语疏证》认认真真地一一啃过，才能讲好《论语》。

记者：于丹教授对经典的一种生命感悟式的解读，在解读中有些地方是个人一己之得，您认为在经典文本的释读中，这种个人一己之得在传承经典的过程价值何在？在儒家的两千多年的传播中，有没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好下己意的宋人？

郭：您不了解宋人，宋人的经典解读并不是所谓好下己意。宋人的义理是在训诂的基础上发挥的，又是当时从内部消化佛学，重建中国人的终极信仰及形而上学、宇宙论的精神创造，那不是随心所欲的解读所能比拟的。

记者：清末以来，有人将中国传统学术分为汉学和宋学，也就是“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区分，这可能是受到近代西方学术思潮影响的结果，那么，在纯粹的学术研究上，似乎存在着这两种方式，您认为在今天，这两种方式的利弊何在？

郭：至于汉学与宋学，说来话长。汉学并不等于“我注六经”，宋学也不等于“六经注我”。学术史上有关汉宋之争有很多深入的讨论。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为判……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中国经典诠释过程中，穷途当变，每转益进，而仍一脉相承。

记者：于丹因讲《论语》，也引起了争论，支持的反对的声音都有，您怎么看这种争论现象？

郭：这很正常。和而不同嘛。

（摘自《光明日报》2008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