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由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任总主编，共1,400余万字，2006年9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上起周秦，下至当代，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完整、系统地展现中国文学发展历程的大型编年史著作。文学编年史的编撰对文学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是我们准确把握文学发展进程、解读各种文学现象、揭密各种文学思潮变迁的必要的基础性工作。本文从两方面着眼，结合编撰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对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特点予以简要分析。

（一）

文学编年史首先是被作为工具书看待的，准确提供作家生平活动的线索，确定作品创作的具体年代，记录文学社团的成立及解体，等等，是文学编年史所应包含的基本内容。一部文学编年史的价值，首先体现在文献方面，对作家、作品等内容的准确系年，是编撰文学编年史的基本要求。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编撰的首要原则，就是保证编录的内容都有据可查，强调征引的材料应具有可靠性和原始性。兹以《中国文学编年史·元代卷》为例，略作说明。

目前出版的以编年方式叙述元代文学史的著作有杨镰著《元代文学编年史》（以下简称杨著）。尽管以“编年史”命名，但杨著与其他文学编年史有很大不同。目前出版的几部文学编年史著作，如傅璇琮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曹道衡、刘跃进合著《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张兴武《五代十国文学编年史》、刘知渐《建安文学编年史》等，重点强调对文学史实的钩稽整理。杨著从体例上来说，是一部以时间为序由撰写者叙述的元代文学史著作。在该书《例言》中，作者就撰写体例作了如下说明：

《元代文学编年史》，不同于“元诗纪事”或“元文纪事”等“纪事体”的合编，更不同于“文学史料长编”，是一部体例有别的文学史著。系年，是视角与切入点。元代文学体裁多于以往，仅有作品传世者就不少于6000人，而前人研究成果相对要少。本书的写作，以反映元代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1]

杨镰在元代文学尤其是元代诗歌研究方面卓有成就，出版的相关专著有《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元诗史》等。杨著对元代文学进程中的重要作家、作品、文学现象，都单列条目予以叙述。但就文学编年史而言，杨著是较为特殊的一种，其主体是作者的论述，材料的引证是为了作者论述的需要，仍存在以论带史的痕迹。《中国文学编年史·元代卷》在编撰过程中注重文学编年史的工具性，力求做到论从史出，以此为元代文学研究者提供准确可靠的参考，发挥文学编年史在文学研究领域的价值。

《中国文学编年史·元代卷》注重工具性，强调以文献为基础对文学事实予以准确系年，与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的总体编撰原则与编撰体例是一致的。在《中国文学编年史·总序》中，陈文新师对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的体例有详细说明：

文学史是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中展开的。纪传体的空间意识和时间意识以若干个焦点（作家）为座标，对文学史流程的把握注重大体判断。其优势在于，常能略其玄黄而取其隽逸，对时代风会的描述言简意赅，达到以少许胜多许的境界。若干重要的文学史术语如“建安风骨”、“盛唐气象”、“大历诗风”等，就是这种学术智慧的凝结。但是，由于风会之说仅能言其大概，“个别”和“例外”（即使是非常重要的“个别”和“例外”）往往被忽略，不免留下遗憾。一些跨时代的作家，如李煜、刘基、张岱等人，在文学史中的时代归属与其代表作的实际创作年代也常有不吻合的情形。例如，李煜被视为南唐作家，而他最好的词写在宋初；刘基被视为明代作家，而他最好的诗、文写在元末；张岱被视为明代作家，而其代表作多写于清初。比上述情形更具普遍性的，还有下述事实：我们讲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往往以毛宗岗修订本为例；我们讲施耐庵的《水浒传》，往往以百回繁本为例；我们讲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往往以崇祯本为例。这就出现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我们讲的并不是作家的原著；第二，我们忽略了读者的接受情形。这类涉及风会与例外、作家时代归属与作品实际创作、传播与接受两方面的问题，以纪传体来解决，由于受到体例的限制，往往力不从心，采用编年体，解决起来就方便多了：不难依次排列，以展开具体而丰富多彩的历史流程。[2]

以具体文献材料为基础，真实地展现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对中国文学发展进程的描述，使研究者能更全面、清楚地认识中国文学史的“本来面目”。以直接引录文献代替作者的主观论述，意在避免由于视角不同而造成的历史错位。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引录大量第一手材料，从文学研究角度来说至少具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对于其他研究者而言，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的工作是基础性的，其中大量的文献都由编撰者第一次搜集、整理，如此全面系统地搜集、整理中国文学研究的文献资料，将有益于提高中国文学研究的整体水平。第二，对文学现象的解释，对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的理解，对作家作品的定位和解读，都必须有可靠的文献作为依据，而不是凭藉主观臆测和个人好尚。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曾引孔子的话，强调历史事实的梳理对于思想阐释的重要作用：“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文学编年史的编撰，以此义最为重要。

文献搜集的广度和精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部文学编年著作的质量。现存的中国文学文献数量庞大，尤其明代以后的文献资料，数量之丰富实非个人所能穷尽。据不完全统计，仅明人文集，尚存的就有5000馀种，加上史传、方志、笔记等，不下近万种。而且，明清人的文集，相当一部分部头很大。以王世贞为例，《弇州四部稿》有174卷，《弇州续稿》有207卷。又如李维桢、李濂、汪道昆、胡应麟、邹迪光等人，所撰文集也都在百卷以上。尽管今人编撰了各种人名索引、篇名索引之类的工具书，其中也难免有所遗漏。以元代为例，王德毅等人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中华书局1987年版），几乎阅读了所有现存的元代文献，对于研究元代文学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然而由于精力、时间等方面的限制，明清两代涉及元人的文献收录较少，因而在人物生平的考订方面就难免会出现遗漏、错讹之处。兹举李祁、叶颙二人为例。

李祁，字一初，号希蘧翁、危行翁、望八老人、不二心老人，湖南茶陵州人。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进士，授应奉翰林文字。明年，丁父忧还乡。元顺帝重纪至元六年（1340），以母老乞外任，为徽州府婺源州同知。顺帝至正七年（1347），调任承务郎、江浙等处儒学副提举。秩满，退居吴中文正书院。壬辰（1352）乱起，隐迹归茶陵山中。至正二十年（1360）后，屏居永新上麓。著有《云阳集》十卷。李祁生平，史无详载。然而据其所作《云阳集》以及刘楚、刘崧等人所撰哀辞等材料，可以有详确的考定。《云阳集》卷九《书郝氏紫芝亭卷后》云：

予既衰耄多病，而仲举年复过予八、九岁，今当八十有二、三矣。作此记时不书年月，不可考，不知近年食啖言笑比向时何似。此皆予之所常介然于怀者，恨不及一见思道而问之，故笔于此。[3]

仲举，张翥字。据《元史》卷一八六张翥本传，张翥生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卒于洪武元年（1368）。李祁说自己比张翥小八、九岁，其生年当在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元贞二年（1296）间。又据雍正《江西通志》卷十七记宋代以来永新县儒学兴修始末，其中关于元代的记述涉及李祁：“元升为州学。至元十六年，知州完颜王 寿 重修，冯翼翁记。至正六年，知州赵大讷重修，喻立记。元季兵毁。明洪武元年，知州田盛、千户俞茂修之，李祁记，寻改为县学。”翻检《云阳集》，卷六有一篇题为《永新州新学记》的文章，说永新儒学为田盛、俞茂所修。这一说法，与雍正《江西通志》的记载完全相符。由此可知，李祁《永新州新学记》所作时间为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由此推断李祁的卒年，应当不早于洪武元年。根据明人刘楚所作哀辞，知李祁享年七十三岁。根据以上材料，可以确知李祁生于元贞二年（1296），卒于洪武元年（1368），而非《元人传记资料索引》所谓的生于大德三年（1299）。《四库全书总目》言洪武中征祁，更不足为据。

叶颙，字景南，号云 鼎 页 天民，浙江金华人。平生以吟咏自适，隐逸以终。著有《樵云独唱》六卷。其生年，因为本集中有材料可据，诸家工具书中都有明确记载。j其卒年则因为没有碑传材料，因而多阙而不载。笔者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嘉靖前期诗坛研究》时，偶然发现一则材料，可以确考叶氏卒年。明人彭韶（1430－1495）《叶氏先茔碑》一文叙述金华叶氏的家族渊源，其中提到了叶颙其人：

金华叶氏，宋阜陵时讳衡者，为宰相，其裔遭寇难，家族流散，谱牒失亡，虽有居其故乡而世系无传，莫之考信。有约庵先生者，金华府城北四隅人，仕元为九江路判官，后隐迹不复出。事业生卒之详，于今无能言者。故老相传，先生未仕时，读书于城北智者庵，归隐后，卜筑于城西芙蓉峰下居焉，遗址尚存，谦恭厚德，时目为长者。子颙，字景南，克承家学，以时多故，不复仕，性甘淡泊，善吟咏，所著有《樵云独唱集》传于世，年八十四而卒，与约庵俱葬芙蓉峰之麓。（卷五）

根据上则材料，可以确知叶颙生于元成宗大德四年（1300），卒于明太祖洪武十六年（1383）。

《中国文学编年史·元代卷》对李祁、叶颙二人生平所作的考证，是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中颇为常见的工作。尤其明清两代作家，由于现存文献数量浩繁，考订辨误工作相应比较艰巨，纠正常用工具书中的错误也相应较汉、唐、宋、元等朝为多。在确保编年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方面，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撰者付出了大量的精力。

作为基础性的文献工作，编撰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不仅需要普查、阅读、标点大量的文献资料，而且需要对相关材料做鉴别或辨误的工作，确保文献准确、可靠，为文学研究提供可靠的依据。《中国文学编年史·元代卷》在这一方面，做了不少切实有效的工作。

如元代湖南籍诗人陈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六《所安遗集》提要叙其生平，以为他曾于延祐二年（1315）考中进士。然而根据刘诜《天马歌赠炎陵陈所安》诗注所说，陈泰在延祐二年并未考上进士：

所安名泰，甲寅以《天马赋》领荐。下第，颇不遇，故以此叹之。[5]（卷二）

陈泰与欧阳玄同以《天马赋》举延祐元年（1314）湖南省试，第二年，欧阳玄考中进士，而陈泰却名落孙山。读了这则材料，我们才会恍然大悟，原来《所安遗集》中《留别欧阳玄鲁伯昭二同年》、《将离京师别李朝端陈伯奎二同年》、《与同年邹焕同归舟中望太行山和前韵》等诗所谓的“同年”，均指乡贡举人，而并非指同榜进士。《四库全书总目》关于陈泰考中进士的判断，显然是因为误读“同年”所致。

又如元代理学家兼诗人程端学。他与兄长程端礼一同受学于宋末元初著名理学家史蒙卿，时人将他们与宋代程颐、程颢兄弟相提并论，也称之为“二程”。对于程端学考中进士的时间，《元史·儒学传》认为在至治元年（1321）。然而欧阳玄撰《积斋程君墓志铭》说得明白：“至治癸亥，予以鸠兹宰浙省，聘为秋闱试官。第二场《四灵赋》，本房得一卷，爱其词气高迥，拟寘选中。覆考官谓非赋体，欲黜之。予争之力，且曰：‘其人赋场如此，经义必高。’手画三不成字号，督掌卷官对号参索，取其本经观之，至则伟然老成笔也。主司是予言，乃与选。予默识是卷，及拆号，同列秦邮龚璛子敬素知君姓名，谓予曰：‘此四明处士程敬叔先生之弟时叔也，微君言，几失此佳士。’明年，君会试中高等，榜名传至江南，予自喜乡（向）者之识鉴不冬烘矣。”[6]（卷七十一）又宋褧《燕石集》卷三有《同年程时叔内翰还浙东》诗，宋褧为泰定元年（1324）进士。根据上述材料可知，程端学考中进士是在泰定元年，而并非至治元年。《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八《春秋本义》提要叙述程端学生平，对《元史》的记载不加考辨，认为他在至治元年举进士第二名。此类错误，显然是由于对相关史料缺乏考辨造成的。

类似的辨误工作，在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中为数不少，兹不一一列举。

（二）

文学编年史不仅应具备工具书的基本特点，同时也是研究文学史的一种视角与方法。与义理的阐释相比，以编年体的方式进行文学研究有其自身的优势。对此，章学诚（1738-1801）《吴澄野太史〈历代诗钞〉商语》有颇为精到的论述：

鄙意欲仿唐、宋诗文别集各著年谱之义，将入选之诗，作一统同年谱。取汉迄明凡二千年，横排甲子干支，而以朝代年号系之。其入选诗人生卒年月有可考者，附于其下；无可考者，取其姓名见于史鉴何年，或其诗题、诗序有年月者，附于诸文；再取其年时事，裁取大纲，约略为辞，以列于格，可与诸家之诗互相印证，不特为诗家证明义旨，亦兼可为史传正其流讹，为功艺林，亦自不鲜。[7]（外篇二，第475页）

章氏虽然仅就诗歌研究而言，但对整个中国文学研究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就文学研究而言，这一方法所涉及的不仅是“知人论世”的理念，具体而言，是要求文学研究必须在准确把握作家时代、作品创作年代的基础上展开，惟有对诗人、诗作产生的具体情境有清楚的认识，正确理解诗歌才有可能。只有对文学发展的基本事实有详细而准确的把握，对文学现象的解释、文学作品的解读才可能与实际情况相符。《复斋漫录》关于陶渊明诗歌的解读，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文学编年史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文选》五臣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中》诗云：“渊明晋所作者，皆题年号；入宋所作，但题甲子而已。意者耻事二姓，故以异之。”思悦考渊明诗，有以甲子题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间，只九首耳，皆晋安帝时所作也。后一十六年庚申，晋禅宋，恭帝元熙二年也。宁有晋未禅宋，辄耻事二姓，所作诗但题甲子而自取异哉？矧诗中又无有标晋年号者。余观《南史》渊明传，亦云：“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明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惟云甲子而已。”乃知《南史》之失，有自来矣。[8]（后集卷三，第20页）

《复斋漫录》所说尽管只是事实的考辨，却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启示：准确把握作品的立意与作家品格，涉及的不仅是艺术分析问题，其中还包含了对作家时代、生活态度和政治立场等诸多因素的全面考察。换句话说，对于文学创作的正确理解，离不开对文学展开情境的把握，只有在具体历史情境中把握文学，才有可能获得正确的解释。文学编年史的编撰，使我们在把握文学发展的具体历史语境时更有发言权。

从体式上来说，文学编年史由于限于体例，往往偏重史实的钩稽，而对文学现象的展开、文学思潮的变迁以及文学流派的兴衰等方面缺乏必要的关注。文学编年史如果只是事实的堆积，无疑会抹杀文学发展本身的生动性和多样性。有鉴于此，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在采用编年体的同时，还借鉴了纪传体在历史叙述方面的优势。陈文新师《中国文学编年史·总序》从三个方面做了具体阐述：

与纪传体相比，编年史在展现文学历程的复杂性、多元性方面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在时代风会的描述和大局的判断上，则远不如纪传体来得明快和简洁。作为尝试，我们在体例的设计、史料的确认和选择方面采用了若干与一般编年史不同的做法，以期在充分发挥编年史长处的同时，又能尽量弥补其短处。我们的尝试主要在三个方面。其一，关于时间段的设计。编年史通常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下辖月，月下辖日。这种向下的时间序列，可以有效发挥编年史的长处。我们在采用这一时间序列的同时，另外设计了一个向上的时间序列，即：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上设阶段，阶段上设时代。这种向上的时间序列，旨在克服一般编年史的不足。具体做法是：阶段与章相对应，时代与卷相对应，分别设立引言和绪论，以重点揭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时代特征。其二，历史人物的活动包括“言”和“行”两个方面，“行”（人物活动、生平）往往得到足够重视，“言”则通常被忽略。而我们认为，在文学史进程中，“言”的重要性可以与“行”相提并论，特殊情况下，其重要性甚至超过“行”。比如，我们考察初唐的文学，不读陈子昂的诗论，对初唐的文学史进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了解；我们考察嘉靖年间的文学，不读唐宋派、后七子的文论，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景观就不可能有准确的把握。鉴于这一事实，若干作品序跋、友朋信函等，由于透露了重要的文学流变信息，我们也酌情收入。其三，较之政治、经济、军事史料，思想文化活动是我们更加关注的对象。中国文学进程是在中国历史的背景下展开的，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均有显著联系，而与思想文化的联系往往更为内在，更具有全局性。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有意加强了下述三方面材料的收录：重要文化政策；对知识阶层有显著影响的文化生活（如结社、讲学、重大文化工程的进展、相关艺术活动等）；思想文化经典的撰写、出版和评论。这样处理，目的是用编年的方式将中国文学进程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思想文化变迁一并展现在读者面前。

从目前已出版的大多数文学编年史看来，类似“作家年谱合编”的情况比较普遍。对于作家的生平经历、文学地位，以“点”的描述为主，而缺乏“面”的概括。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为了更好地兼顾二者，在体例上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如对于文学史上某位作家的去世，编年不仅收录描述这一事实的材料，同时还收录文学史上关于这一作家的权威评价。就文学研究而言，我们所要了解的不单单只是作家去世这样的事实，更为重要的是了解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同代人或后人对于其作品的看法。

此外，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还通过发掘新的文献资料，力求在具体作家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如元代散曲家奥敦周卿（又作奥屯周卿）。学术界对于其人的了解，一般都是基于孙楷第《元曲家考略》的考证。《中国文学编年史·元代卷》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条十分重要的材料，这条材料出自明代朱橚所编《普济方》。《普济方》辑录了历代以来的大量药方，其中元人罗天益《卫生宝鉴》中的一个药方涉及到元曲家奥敦周卿：

昔按察副使奥屯周卿子，年二十三岁，至元戊寅三月间病发，热肌肉，瘦四肢，困倦嗜卧，盗汗大便，溏多肠鸣，不思饮食，舌无味，懒于语言。时来时去，约半载馀，请予治之。……数月，气得平复。迨二年，肥盛倍常。[9]（卷四二一）

明人江瓘所编《名医类案》卷五也记录了同样的病历：“罗谦甫治。建康道按察副使奥屯周卿子，年二十有三，至元戊寅春间病发，热肌肉，消瘦四肢。……数月，气得平复。逮二年，肥甚倍常。”[10]至元戊寅，即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罗天益为元代名医，曾为元代许多王公大臣、名流文士或者其亲属治病。他行医中记录的案例，无意中为我们研究奥敦周卿提供了宝贵的线索。根据这则材料，可以考定至元十五年（1278）至至元十七年（1280）间，奥敦周卿曾出任江东建康道按察副使，而他在任的时间很有可能还要更长。此时奥敦周卿之子二十三岁，以常理推算，奥敦周卿本人应当在四、五十岁之间。

此外，在汪梦斗《北游集》中，有一首《奥屯周卿提刑去年巡历绩溪，回日有诗留别，今依韵和呈》诗，唱和对象即为奥敦周卿，诗云：“皇华曾为歙山留，笑杀扬人泛泛舟。偶话后天非定位，悬知此辈固清流。一灯雪屋虫声细，疋马晴川草色秋。倚杖儒宫桥下水，梦魂须忆旧来游。”[11]（卷上）诗系汪氏《北游集》中的一首，作于至元十六年北游大都期间。诗中所谓的“去年”，当为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奥敦周卿以公事巡历安徽绩溪。方回《饶州路治中汪公墓志铭》也曾提到奥敦周卿其人：“〔至元〕十五年，江东道提刑按察副使奥屯行部兴学，公大喜，延名进士九江文天佑主文衡，拔儒彦，出税帑，立赏格，免徭给廪，士萎复振。”[12]（卷八十五）方回所说“江东道提刑按察副使奥屯行部”，应当就是奥敦周卿。都可以作为奥敦周卿至元十五年至十七年间出任江东建康道按察副使的佐证。《中国文学编年史·元代卷》辑录《普济方》中的这则材料，对于孙楷第先生关于奥敦周卿生平的考证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奥敦周卿的生活年代及其仕宦经历有很大的帮助。

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撰是一项基础性的重大学术工程，以上对其特点的分析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此外存在的优势以及不足之处，尚有待读者去发掘和弥补。

注释：

j 《樵云独唱》中可以考定叶颙生年的材料主要有两条：1，《挽琳荆山上人》：“大德庚子春，生我及此公。同庚复同道，同游金芙蓉。”（《樵云独唱》卷一）2，《诞日》诗题注：“前元己丑仲春，予知命之年。贤甥童中州赋诗寿予，揆今二十五年矣，甥亦五旬。予曾赋五言唐律一首，今书于此云。”（《樵云独唱》卷五）“大德庚子”为元成宗大德四年（1300），“前元己丑”为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叶颙正好五十岁，故有“知命之年”之说。

[参 考 文 献]

[1] 杨 镰.元代文学编年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

[2] 余来明.中国文学编年史·元代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3] 李 祁.云阳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 彭 韶.彭惠安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 刘 诜.桂隐诗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12] 程敏政.新安文献志[G].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 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8] 胡 仔.苕溪渔隐丛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9] 朱 橚.普济方[G].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 江 瓘.名医类案[G].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 汪梦斗.北游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原文载于《武汉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