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哲学的所谓合法性问题自黑格尔至德里达被反复提起，但是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我们切身感到：中国传统哲学已被作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而得到东西各国众多学者的重视和研究。相对西方学者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日本学者对于这种研究具有双重的动力，他们认为：这“不仅仅是研究外国文化的问题，而且与认识本国文化也有密切的关系。”[1]因而，日本有关中国哲学的研究，历史悠久、学者众多、成果丰硕，乃可谓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重镇。
通过与日本学者的密切接触和阅读其论著，我认为，日本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破除欧洲文化中心论的观念，注重中国哲学思想的特殊价值。日本学者注释、解说中国哲学经典的著作历来很多，但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研究性的著作是从近代开始出现的。如内田周平的《支那（中国）哲学史》（1888年版）、松平文三郎的《支那哲学史》（1898年版）、远藤隆吉的《支那哲学史》（1900年版）、《支那思想发达史》（1903年版）、宇野哲人的《支那哲学概论》（1926年版）、《中国哲学史》（1946年版）、狩野直喜的《中国哲学史》（1953年版）等等，这些著作凝聚了日本学者的多年心血，呈现了各个历史阶段的成果，但它们大多是以西方文化中心论为基础来梳理和评价中国哲学思想。况且，这种研究模式一直影响到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学术界。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少日本学者对上述研究模式提出了质疑。尤其是进入7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进一步促进了日本学者的思考，如日本研究宋明理学的大家冈田武彦先生指出：“随着西欧式的科学研究方法的盛行，中国哲学同传统的东方研究方法即以体认为宗旨的实践性的研究方法一样也衰落了。结果，虽然优秀的学者辈出，可是优秀的思想家却寥寥无几。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我个人看来，中国哲学给我们提供了下述三方面的课题。这三方面的课题，我想是没有古今东西之别的。对于个人不用说了，即使对于民族和国家来说，它们也有着必须予以注意的原理；它们被认为是向世界人类提供创造新哲学和思想必要而不可或缺的资料。这三方面的课题就是：（法家、兵家、纵横家的）现实主义、（道家的）超越主义和（儒家的）理想主义。”[2]今年已达95岁高龄的冈田武彦先生在其近年的新著《儒教精神与现代》中还辟出专章详细论述了“儒教的本质及其现代意义”、“朱子学与现代”、“21世纪与阳明学”、“儒教与现代社会”诸问题，注意发掘中国哲学的特有价值和深远意义。日本东北大学名誉教授，曾任日本中国学会理事长的金谷治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共出版有30余部著作，他指出：孔子明确地建立了人的原则，“这一人类自觉的建立，在孔子思想中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在论及中国古代的人类观觉醒这个问题时，自然不能单纯地以欧洲的人类观作为尺度，而首先应考察它在历史上的特殊意义。”[3]“《论语》里很少提及自然和神秘的东西，相反，对人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关于道德、政治方面的言论，占绝大多数。”[4]
又如日本著名的中国哲学史专家沟口雄三先生说，“我在70至80年代，反对一般常见的、以欧洲的历史展开和价值观为基础，并以它为世界史的或人类普遍原则的这种欧洲一元论的思想方法；而主张多元的世界观，这就是所有的民族各有独自的历史和文化，而且在有着长久历史的民族的历史中，必定有自己独特的同时也遵循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展开，这个观念不久就成了我的信念而逐年加强。……到了现在，中国有它的独自的近代的展开这种看法，在日本的中国研究者特别是年轻的研究者之间几乎已成了常识。”[5]沟口先生的《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该著针对学术界往往以欧洲近代文化价值观来分析、评价中国明清时期思想的倾向，通过对此段时期哲学家思想资料的深入研究而清醒地认识到：“实际上在中国思想中存在着不同于欧洲思想史的展开的中国独自的思想史的展开。”[6]并“希望由此亲自认识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固有的或本来的历史价值。”[7]
二、针对丰富的中国哲学思想，采取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中国传统哲学涵盖天文与地理、自然与社会、思维与人生，内容十分丰富。对于中国哲学思想的研究，日本学者并没有将一种方法奉为至上的原则，而是古今东西、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兼而用之。有的学者用范畴分析的方法来进行某一方面的纵向研究，如小野精一等人在其编著的《气的思想——中国自然观和人的观念的发展》中，通过对先秦诸子、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道教与佛教、宋明理学、近代革新思想的原始资料清理和研究，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的气论，全书40万字，涉及面广，蔚为大观。有的学者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探讨了某一位哲学家，如山田庆儿利用所学理科的丰富知识在其《朱子的自然哲学》的著作中，从自然科学发展史的角度发掘了朱熹思想中常人未注意到的特殊价值。有的学者用实地考察的方法来研究道家与道教，如蜂屋邦夫在1980年、1985年、1987年多次来华参观各地的道观，对道观的内部状况、神像、祭祀等进行详细调查，与道士直接交谈，了解道教协会的活动情况、道教理论与道家思想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编出了《中国道教》，其资料的丰富和对中国道教现状的把握，绝不在我国此类课题的研究著作之下。有的学者用民俗学的方法研究阴阳五行说及《周易》，如吉野裕子的《阴阳五行与日本民俗》，既探讨了阴阳五行思想的本身，又论述了阴阳五行思想及《周易》对日本民俗生活的具体影响。有的学者还借用现代西方哲学的方法来发掘中国古代哲学的意义，如福永光司的著作《庄子：古代中国的存在主义》用存在主义哲学的方法诠释了庄子的哲学思想，他指出：“庄子比起分析的抽象的思考更重视整体性的具体的思考，比起理论更重生活、比起认识更重体验、比起无生命的秩序更热爱有生命的无秩序，他是哲人同时更是艺术家、诗人。”[8]“我之所以特地把庄子的哲学称为中国古代的存在主义者，是试图强调庄子哲学不仅有虚无主义、厌世主义、逃避主义等倾向，而且还有象欧洲现代存在主义哲学所追求的那种人类的个人主体性的自由。”[9]方法的多元化，必然带来成果的多样性。因而，日本学者既有纵论性的学术专著，如《儒教的精神》（武内义雄著、岩波书店1982年新版）、《儒教思想》（宇野精一著，讲谈社1984年版）等；又有比较性的学术专著，如《中国哲学与欧洲的哲学家》（崛池信夫著，明治书院1996年版）、《儒教的变迁和现状：日本、中国、朝鲜之比较》（阿部吉雄著，霞山会，1977年版）等；还有传统与现代化的学术专著，如《儒教精神与现代》（冈田武彦著，明德出版社1994年版）、《儒教文化圈中的企业者精神和近代化》（中井英基著，北海道大学出版会1990年版）等。
三、采取“共同研究”的形式，对中国哲学进行综合性地研究。日本学者的“共同研究”不完全等同于我国常见的合作研究，其合作形式不仅仅是各人承担一部书稿的部分写作任务，而是同一地区不同高校的合作者定期或每周或每月在一起逐字逐句阅读原典、交流体会、讨论问题，时间为多年乃至长达十年，然后在此基础上分头撰写一部书稿的各章部分。如上述《气的思想》主编者之一，时任东京大学教授的山井涌回顾此书的共同研究经历时说，“在三年的时间里，除了每月召开例会之外，每年中还有一、二次共同住宿，在这期间，全体人员逐渐发表分担的研究，由全体人员进行讨论。这虽还难以说已进行了充分的共同研究，但我认为也有相当的效果。汇集这样磨炼的结果，由约二十名撰写的人执笔，再编辑而成的就是本书。”[10]《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的主编者狭间直树教授回忆说，“我们的共同研究，以1993年4月至1997年3月，历时4年，”[11]共同研究集体中不仅有分布在京都、大阪、神户、奈良等关西地区的日本国内学者，而且还有“作为外国人客座教授来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班成员的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巴斯蒂和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傅果两位。”[12]可见，这种“共同研究”还具有开放性、甚至国际性的特点。不同的思维方式相互碰撞，不同的研究角度相互观照，从而刺激了灵感，带来了活力，必然拓宽和加深对同一对象的认识。这种“共同研究”对于那些涉及面广、颇为复杂的研究对象，不失为一种重要而有效的方法。《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此书从梁启超与明治思想界、日译西学、明治时期的文学、史学、佛学及日本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等层面的关系，分析了梁启超到日本后“思想为之一变”的原因和内容，指出了在输入西方近代文明重新塑造中国文明的过程之中梁启超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解答了梁启超研究中的不少困惑之处。故有的中国著名学者高度评价说：“本书无疑是粱启超研究的里程碑”（张朋园语）。对于此类“共同研究”，时任东京大学教授的蜂屋邦夫也说到，“为了深入理解儒教思想，我进入东洋文化研究所以后组织了一个研究会，每周一次研读儒家经典，约坚持了10年左右。我所选择研读的对象是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说最难理解的经典——唐代贾公彦的《仪礼疏》。……研读的成果《仪礼士冠疏》和《仪礼士昏疏》分别汇编成书刊行于世。”[13]笔者在东京大学客座研究期间，也应邀参加了一个有关中国思想文化的共同研究班，参加者按单位划分既有东京大学的学者，又有一桥大学、中央大学等校的学者；按专业分类，既有哲学专业的教授，又有政治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专业的教授，此外还有一些不同学科的研究生。根据计划安排，每周的讨论有中心发言人，主讲约40分钟左右，接着有指定的人给予评论，随后就此主题展开自由讨论，赞同者、补充者、质疑者各抒己见，气氛甚为热烈，讨论相当深入。
四、充分利用科技新成果，使研究手段现代化。目前，日本学者中从少壮派到老专家不会使用电脑和网络来辅助研究的人几乎没有，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日本学者就能通过微机系统查寻研究所需书籍，了解有关论文。日本全国所有大学以上的图书馆书籍目录均已录入联网的微机，查阅十分方便。如东京大学没有的书籍，可通过设立主题词点击有关查寻网页，便知道此书在哪个大学图书馆的哪个书架，或者办一简单手续直接去借，或者通过本校图书馆申请邮寄借阅（需付较低的邮寄费）。笔者1999年在东京大学曾多次利用这一现代化的微机网络系统查寻日本全国图书馆收藏有关中国哲学思想研究的著作目录（含日本和中国），如输入“儒家思想”的主题词，就马上出现总数为124种著作，其中既有日本学者的专著，又有中国（包括港台）学者的专著。时间跨度为1914年至1998年（英文著作另通过设英文主题词查寻）。这一查询系统既可查中国哲学思想的总论、学派，又可查专人、专书的研究著作，十分方便。当然，如需了解某一专题（如孔子仁学）的学术论文情况，可通过另一（收费）网络系统查阅到近几年的所有文章，从而大大节省了了解学术前沿的时间，避免了重复性或低层次的研究。此外，如想了解日本全国的中国哲学专业研究队伍的详细情况也比较方便，只需翻阅日本文部省学术情报中心监修、电气、电子情报学术振兴财团编辑的《研究者、研究课题总览》人文科学分册，就一目了然。以1996年的专辑为例，它按日文假名五十音图的音序为先后，共编入256人，从资深教授到年轻助教均有，每位学者介绍的内容包括有出生年月、学历、学位、工作单位、职称、参加学会、研究方向、承担课题、代表论著、获奖情况，为日本国内学术同行的交流和合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五、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及时了解海外中国哲学的研究动态。首先，日本学者主动参加国际上各种有关中国哲学思想的学术讨论会。根据笔者的接触，日本学者能用一门外语乃至二门外语宣读论文和交流学术的绝不在少数。因而，不论是在中国的北京，还是在法国的巴黎、德国的特里尔，以及美国的夏威夷和哈佛燕京学社，每届有关中国哲学思想的国际会议几乎都有日本学者参加。这些与会的日本学者回到国内后，很快将所了解的学术动态在会议上或杂志上进行详细介绍，使学术信息得到充分地利用。有的学者为了跟踪国际中国哲学研究的最新学术动态，甚至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两次分别赴东、西方参加同一主题的两个会议。如时任东京大学教授的池田知久于1998年5月22日——26日参加了在美国达慕思大学召开的“世界首次郭店《老子》学术讨论会”，又于1999年10月15日——18日参加了在中国武汉大学召开的“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故其郭店《老子》的研究处于国际学术界前列。其次，大量进口中国的文史哲著作和期刊，以了解中国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根据笔者调查，仅在东京一地出售中文书籍和有关中国研究的书籍专门书店就有东方书店、内山书店、琳琅阁书店、山本书店、亚东书店、中华书店、燎原书店、海风书店、东丰书店等九大专门书店，其入店的中国图书内容十分广泛，尤其是中华书局、人民出版社等中国著名出版社的图书相当齐全，其新书上架的速度绝不亚于北京之外的中国各省会大书店。这类书店还承办订购进口中国各种学术杂志（包括各大学学报）的业务。根据笔者的客座研究体验，在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校、部二级图书馆里查阅中国大陆的主要学术杂志几同国内方便。
六、研究东亚三国的儒学史，注重中、日儒学的差异性。在日本的中国哲学研究者中，既有专攻日本儒学史，又有研究中国儒学史和韩国儒学史的，也有三者兼而攻之者，并出版了相应的成果。如在“朱子学研究大系”中，有关中国、日本、韩国的朱子学内容的著作各有一册，这类成果细致而清晰地呈现了儒学东渐日本的历程。中国学术界中有一种带倾向性的看法，即认为日本儒学不过是中国儒学的翻版，没有新的特色。日本学者普遍反对这种观点，他们依据中、日儒学思想家的原始资料并结合日本的历史实际作出了颇有说服力的解释。如沟口雄三指出，“江户时代的朱子学在日本为林家所世袭地传承下来。但从林家的开山祖师林罗山同时也撰写有关神道的书籍来看，其对朱子学的态度是灵活的。读林罗山的著作，即使是讲理学也强调人之心理的作用从而带有心学色彩，故其对朱子学的吸收，从一开始就相对化。”[14]关于日本的阳明学，“心即理与致良知，作为以自我之心的主体判断为最高准绳的高扬主体的命题而被接受，因此其往往伴随着‘吾心即天’的天人合一的（但为日本的）命题。此外，知行合一也指对自我之伦理的正当做出主体性判断后，即便和周围环境的规范相对抗也敢于实行，它作为重视实践的命题而被接受。由上，阳明学在日本，主要是在幕末变革时期，为那些对抗传统的观念，要以自我信念进行主体性实践的人们所接受。”[15]总之，“在中国，儒家思想深深地渗透到官僚、知识分子阶层中，其传统之深厚阻碍了对欧洲近代法契约思想的吸取。……相对于此，在日本，‘和魂’（儒教、神道、佛教及汉学、国学等）成为支撑‘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国家主导型的近代化、工业化容易推进。此外，在民间，较之个人与个人的血缘关系（‘私’），更重视自己所归属的集团，如国家或公司的集团伦理——‘公’伦理的实现。这从内部支撑着日本式的资本主义。就是说，促进了重视‘公’的义理（如较之孝，更重视忠）的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日中两国的这种近代化的差异，与两国儒教的存在形态的差异或许不无关系。”[16]众所周知，中国的佛学虽从印度传入，但是经过多年的吸收和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尤其是至隋唐时期，中国佛学已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而有别于印度佛学。中、日儒学发展史也是如此。由于日本有着特殊的国情和固有的文化，经过长期的传播和发展，日本的儒学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日本学者的“知彼知己”分析，应该引起我国学者的深思，今后应注意研究日本儒学的历史和特点，以减少中日学术交流中不必要的常识性误会。此外，还有一些日本学者重视研究儒、佛、道思想与日本文化的关系。如道家思想研究专家福永光司除了有高质量的《老子》、《庄子》日文译著外，还出版有《道教（含道家思想）与日本思想》、《道教与日本文化》、《道教与古代日本》等系列专著，从政治、文学、民俗，乃至自然科学诸层面论述了道家思想和道教对日本文化、日本社会的重要影响。
七、坚持以原始思想资料为基础，注重实证性研究。日本学者普遍反对大而化之的论题和泛泛而谈的议论，坚持言之有据，用材料说话。所撰论著的观点来自详细的分析和认真的论证，结论力戒武断和简单化。并且非常注意学术规范，尊重知识产权。如日本著名学者岛田虞次的晚年著作《关于新儒家哲学——熊十力的哲学》（日本同朋舍1987年版）全书13章，每章均是以熊十力和冯友兰等人的原著为基础的细致分析，全书的结论完全立足于这些丰富的思想资料之上。该书共计165页，而书末的125个注释就达25页之多。注释涉及到熊十力及其同时代学者原著、现代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公开出版的著作，以及有关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资料。其中，个别的注释文字达一页之多。这既说明了日本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也说明了其严格的学术规范意识。又如小野泽精一等人编著的《气的思想》，除了重视先秦诸子的思想资料外，还注意整理、分析甲骨文、金文中所见之“气”。所下实证功夫之深，在我国同类著作中也是不多见的。关于日本学者研究的这一大特点，国内学术界已有不少文章作过介绍，为避免重复，故在此从略。
当然，日本学者的中国哲学思想的研究也存在着某些偏颇之处，这就是长于史料考证，而疏于哲理分析，重视微观研究，而疏于宏观立论。有些论著读完之后，往往给人有“见木不见林”之感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尽管存在着某些不足，但对于我国的学术研究仍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启发作用。因而，我认为我国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除了应继续发挥过去的优良学风外，还应注意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应树立严谨的学风，以第一手资料为研究基础。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在我国的中哲史研究中往往有这样的现象：或过分强调为社会现实服务，以当时的政治原则来裁剪哲学史上的思想资料；或基本以西方哲学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古代哲学的概念、命题和思想；或受学术浮躁之风影响，学术论著以第二手乃至第三手资料为研究的主要依据，从而使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现代化”、西洋化和肤浅化，与研究对象的原貌相去甚远。其病根是，缺乏对研究对象的第一手资料进行仔细地阅读和全面地分析。我们并非反对历史与现实、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互动，并非拒绝在研究中参考后人、今人乃至外国学者的论著，而是强调：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的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哲学家的原典是最基本、最主要的依据。离开了这一研究之本，其工作好似南辕北辙，其结论肯定是错误的。
第二，应以问题为中心，组织多学科的学者进行共同研究。中国古代的著名哲学家往往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如孔子既是哲学家，又是教育家和政治家，庄周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和美学家。如果仅从哲学的角度研究，往往容易以偏概全，产生片面性。到了中国近代，情况就更加复杂。一位哲学家的思想来源，既有民族传统文化的成分，又有西方近代思想的理论，既有自然科学的学说，又有其它社会科学的理论，仅凭哲学工作者一方面的研究，有些问题是很能难说清楚的。因而，对于中国哲学史上某些疑难问题，实行以哲学专业工作者为主，同时联合其它专业的学者一起研究的方法，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和全面的突破。日本京都大学狭间直树教授主持的梁启超与日本明治时代思想关系的研究就是一种成功的尝试。
第三，应拓展学术的空间，开展对儒学海外传播史或东亚儒学史的研究。儒学虽起源于齐鲁大地，但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及整个东亚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我们除了要研究中国境内的儒学发展史外，还应研究儒学在东亚的传播史，比较中、日、朝三个民族儒学的同与异，以促进东亚儒学研究界的互动，加深国内的儒学研究，更全面的认识和评价儒学的历史作用和世界意义。
第四，应大力提高研究者（尤其是青年研究者）的外语水平，以适应21世纪国际学术交流的需要。学术界有一种传统的观念认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在文字上只要能阅读古文就行了，外文好不好没关系。如果说，因为种种原因这种观念在上一世纪学术研究中仍有一定的适用性的话，那么，在世界一体化的21世纪这种观念就难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必须更新。理由之一是，中国哲学与文化已逐渐成为一门国际学术界的“显学”，要与国外同行对话并吸取外国学者的优秀成果，必须精通一门外语。理由之二是，随着世界文化多元化时代的到来和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新的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的互动局面业已形成，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一起日益为世界各国人员所关注和喜爱，我国需要有较高外语水平的学者去宣传自己的民族哲学，以推动中国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
注释：
[1]蜂屋邦夫著，隽雪梅，陈捷等译，《道家思想与佛教》，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2][3][4]辛冠洁等编，《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27，39页。
[5][6][7]沟口雄三著，索介然、龚颖译，《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7页。
[8][9]福永光司著《荘子：古代中国の実存主義》，日本中央公論社，1985年第42版，第20、28页。
[10]小野泽精一等编著，李庆译，《气的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40页。
[11][12]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8、11页。
[13]同[1]书第4页。
[14][15][16]沟口雄三著，赵士林译，《中国的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7、94、79-80页。
(刊于郭齐勇、吴根友编《萧萐父教授八十寿辰纪念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