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经济史”？或者说“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经济史学界向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在早期对中国经济史学界影响较大的苏联学者琼图洛夫说：“国民经济史这门学科的对象是研究生产，研究它在许多世纪内依次更替的生产方式的发展，研究历史上一定的生产关系形态中的生产力的发展”[1]。又如编写过多种经济史教材和著作的赵德馨说：“经济史学在时间上是历史的，但其内容却是经济的。它本质上是一门经济学。学科内容决定其研究方法。经济史学的方法，包括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必须是按时序的（历史的）经济学方法。用这样的方法写出的经济史著作，经济学的味道才会浓一些”。又说：“在横向上，就经济史学科中的各个分支而言，其对象，有的是生产力，有的是生产关系，有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若就整个学科而言，则只能表述为‘经济’，即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相应的交换、分配、消费。这包括社会生产力及社会生产关系。在纵向上，就经济史学科中的各个分支而言，其对象，有的是古代，有的是近代，有的是现代，有的是从远古到最近的一个发展阶段的终止之日。若就整个学科而言，而只能表述为‘史’，即已成为学科研究对象的过程，而非绝对时间意义上的昨天。换言之，经济史学科的对象，横向上，宽到经济全领域；纵向上，长到历史全过程，包括整个的经济的全部历史。它只受‘经济’与‘史的限制”[2]。在注揭《重提经济史学科研究对象的问题》一文中，赵德馨还综述了以往中国经济史学界的几种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有3种见解：1、生产关系。2、生产关系为主、生产力为次或生产方式。3、社会经济整体的发展过程，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统一、发展过程。进入20世纪80年代，关于经济史研究对象的见解纷呈。值得注意的新提法也有3种：1、各个时期的社会经济运行的规律。2、既不是生产关系，又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方式，而是社会经济结构或全部社会经济的总和，包括生产力结构和生产关系结构，包括各部门、各产业、各地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诸如各种产业结构、经济技术结构、所有制结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产品结构和进出口产品结构，赋税结构、金融政策结构、阶级结构。3、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反映这两者的适合或不适合，就是经济史的全部内容。
李伯重在《中国经济史应当怎么研究》一文中认为[3]：经济史的定义，在各种说法中，以吴承明和希克斯(John Hicks)的解释最为合理。前者认为经济史是“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后者则认为经济史“可以看成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即一个具有可以认识其趋势（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过程”。由这两个定义出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由于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可以认识的客观存在（尽管已经过去了），所以经济史研究是一种科学的研究。这种研究的科学性，源自经济史学深受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的影响。巴勒克拉夫说：“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对历史学影响最大的是经济学”。他并引用戴维斯的话，说：“迄今为止，经济学是对历史学唯一作出最大贡献的社会科学”。其主要原因不仅是因为“自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时代以来，历史学家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经济因素在历史变革的形成中的重要性”，而且也是因为“经济学在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方面远远走在其他社会科学前面”[4]。在历史学各学科中，经济史学是最早“社会科学化”的，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经济史使用了经济学所提供的方法。但是经济史学不仅包括对过去的经济实践进行科学研究，而且也包括对这种经济实践进行描述，因为将过去的经济实践清楚地描绘出来并展示给世人，是经济史学的主要任务之一。从学科特点来说，现象描述是传统史学的一个主要特点和优点，传统的史学也因此而被视为“艺术”而非“科学”。经济史学兼具研究和描述的功能，因此可以说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或者说是一个社会科学化了的人文学科。因此，如何把研究和描述这两者很好结合起来，是经济史学家要解决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对“经济史研究什么”进行更加全面的界定。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著名学者李丹(Daniel Little)教授对经济史作了很有意义的解释。他说，经济史乃是“以证据为基础，经济史学家对一个确定的时空范围内的经济的主要特征进行描述。这些特征包括：该经济所生产的工农业产品的种类、数量与质量，用以进行生产与分配的技术与制度，人口的规模及人口所享有的物质福利，等等”[5]。应当说，这个说法是比较全面的。李丹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经济史研究包括以下三个主要部分：
首先，充分搜集、确认各种与经济现象有关的资料(如价格、工资、消费水平等)，以此作为基础，来重现过去的经济事实和经济行为。
其次，辨认那些明显的经济方式(不论这些方式是否发生了变化)。
再次，对这些方式进行解释。
由于经济史研究包括上述三个主要部分，而每个部分的研究方法都有所不同，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适用于其中某个部分的方法夸大为整个经济史研究的主要方法，而应当根据不同的研究，什么方法合适，就使用什么方法。在这里，我们特别要警惕那种在经济史研究中盲目迷信经济学方法的倾向。
综合上述有代表性的观点，我们认为，概括起来，经济史的研究内容不外乎四个大的方面，即：经济制度与政策、经济结构与方式、经济发展事实与经济行为、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由此，用一句话界定经济史的定义为：经济史是研究历史上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经济结构和经济事项以及与经济发展相关联的外部环境的专门史。
另外，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学者笔下，对“经济史”的称法也不相同，大致有“经济史”、“经济发展史”、“社会经济史”、“经济社会史”、“国民经济史”、“财政经济史”等数种。不同的称法可能意味着侧重不同，如“社会经济史”与“财政经济史”对称时表现明显，但在许多情况下含义相近或等同。
对经济史的定义或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有所了解是必要的，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研究经济史也是必要的。
关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亦有很多学者提及。吴承明写过一篇重要的文章《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可以参考[6]。吴承明认为，方法论一般说是思维工具，具有指导性和实用性。作为一种方法，具有不同的涵义或不同的层次。就大的方面来讲，大致有三个方面：
一是世界观意义上的方法论。这是指历史观或历史哲学，研究人类发展全过程的本原和发展规律，故亦称元史学（meta—history），如黑格尔的以自由精神为本原的历史发展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汤因比的多元文明兴衰论等。历史哲学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抽象，包括世界观和历史观，但在研究具体历史时，它只是一种指导思维的方法，切忌教条式使用。治史必然受某种世界观和历史观指导，历史唯物主义应是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世界观层次的指导方法，也是检验其他层次的方法的工具。
二是求证和推理意义上的方法论。作为方法论，它们具有独立性。任何认识、论点都需求证和推理，都可利用它们。历史研究重在求证，但亦不可偏废推理；因人不能尽知天下事，须推理求之。求证、推理意义上的方法论中，最具影响的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者（如杜威）一般不承认人的认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故在世界观上不是唯物论者。但他们所用方法实际是一种经验科学：一切始于观察，十分尊重经验，经归纳和验证，得出结论。这对历史研究是可用的。至于进一步将结论抽象为概念，将命题归纳为更基本的命题，则已是哲学家的事，历史研究毋需走那么远。对立于实证主义，卡尔·波普尔从科学理论的发展必须否定旧的、肯定新的出发，提出证伪主义。波普尔认为人的知识先于观察和经验，在世界观上可说是先验论者。但他强调提出问题，他的提问、假设、证伪、求真的“猜测与反驳”（四段论），作为方法论，仍然可以为我们所用。就历史研究来说，提出问题非常重要，而一般不宜假设。但在追索具体问题时，提出不同答案，证伪以存真，这在我国的考据学中就早已用过了。我国的史料学和考据学方法兼有求证和推理的功能。
三是经济学学派的方法。研究经济史必须利用经济学、社会学以及更专门学科的方法。这些学科大都学派林立，而所谓学派，大皆由理论和方法组成。经济史应力求具体，不能过分抽象，抽象的理论只作思想指导。经济学各学派方法纷纭，但总的说不外二途，即模式法和因素分析法。模式有不同类型，功能各异，但总是根据一个总体概念或结构来描述或推导各经济因素的相互关系和运动。因素法则是从材料入手，考察各经济因素的相互关系和运动，再界定总体。模式法已成当前风尚，在我国亦广泛用于对现实经济的分析、预测和计划。但在经济史研究中，除某些具体问题和计量分析外，要慎重对待。历史上，各时代经济的发展总会形成某种模式，但它是研究的结果，不是研究的出发点。例如半殖民地半封建，原是对我国近代社会的一种概括，若以之作为研究的模式，把近代各种因素都纳入这两个“半”中，“不归杨，则归墨”，那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了。
如果具体到一些具体的研究方法，则有以下数种：
第一，史料学和考据学方法。史料是史学的根本，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证，论从史出，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学习研究经济史也必须从治史料始。史料（包括文献、文物、口碑）都是人为的，其中不免失误、失真、夸大、缩小、隐讳以至伪造。这就需要考据学，“考而后信”。清乾嘉学派的朴学，实际上包括了史料学和考据学，是我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一个高峰。两者所用方法亦多兼通，有训沽、校勘、辨伪、类推、辑佚诸法。乾嘉学派的大功是在认识论上摆脱了宋明以来讲心、性、义、理的理学方法（形而上学方法），而以朴实态度追求历史文献的本来面貌。他们不必是唯物主义者，但一般具有顾炎武所倡“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们的训沽、校勘、类推都是以归纳法为主，每事必广集例证。乾嘉学派亦有其缺点，其考据限于文献，所考皆微观事物，视野狭隘，精而不博，又常为考而考，不计实效，流于繁琐。乾嘉以后，我国史料学、考据学都有重大发展。甲骨文、汉晋简、敦煌卷子、吐鲁番文书四大发现为新的古史研究奠立基础。王国维创“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文献对证，建立了新的古史体系。新中国建立后，史料学和考据学都老树新花，空前繁茂。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大规模地、系统地整理出多种大型史料丛刊，新史料迭出，除考古学的发现数量空前外，以档案的利用最为突出。除国家档案外，进而开发地方档案、个人档案、企业档案、社团档案，档案研究成为专业。民间文书的发掘也蔚然成风。七十年代以来，碑刻和族谱的研究转盛。史料既丰，对史料的利用和考据学的水平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二，经济计量学方法。经济史研究与一般的历史研究有所不同，经济事物多半是可以计量的，并常表现为连续的量，故统计学方法通用于经济史研究。定性分析只给人以概念，要结合定量分析才具体化，有时并能改正定性分析中以偏概全的错误。在我国的历史文献中经常缺乏历史统计资料，计量常依赖估计，准确性自然很差。但在长期考察中，只要估计所包括的范围和估值方法完全一致，其相对数仍是可用的。计量经济学与统计学方法有所不同。它是设定一个经验模型或目标模型，求出几种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目前已广泛用于对现实经济的分析、预测、选择最佳方案和制定计划。经济计量学之用于历史研究，尚属六十年代以后的事，因而有历史计量学产生。不过，历史计量学尚在襁褓。经济计量学方法用于历史研究的效果如何，目前尚有争议。在国外，此法亦以在美国较为流行，在欧洲和日本并非主流。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性的，因而，从原则上说，经济计量学方法可以用于经济史研究。但是，它有严重的缺点：一是计量学方法一般适用于研究生产力，而不适于研究生产关系。过分依赖计量研究，在一定情况下容易误入歧途。二是经济上的量，都是以一定的质为前提的。计量学方法只见量变，不见质变，只追求数量的连续性，忽视突变。经济史上常见的由量变到质变以及突变（扬弃）过程，只能用定性分析得出。总之，经济计量学方法应用于经济史，其范围是有限制的。在这个范围内，应该主要用它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建立新的理论。
第三，发展经济学方法。发展经济学是研究不发达国家经济的，又多重视长期趋势，它的一些思考方法对研究中国经济史有值得借鉴之处。发展经济学学派众多，方法亦异，但有一共同点，即注意比较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在我国早已习用于思想史、文化史，而在经济史中尚少应用。比较经济史不仅在于找出共同性和差异，并有利于寻求各自演变的因素。在六十年代以前，探讨不发达国家经济多是与英美等早期的工业化过程相比较，有欧洲中心主义偏见。其所用经济增长模型或生产函数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模式，不适用于中国经济史。但他们在研究中大都是应用投人产出原理，投人产出的原理是可以适用于各种经济形态的。拉美学派曾经提出依附论：不发达国家是在经济上和政治、文化上依附于作为中心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它们的边陲或卫星国，不仅在贸易上，其生产上的经济剩余也被中心国家榨取去。在方法论上，他们是把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看成一个世界经济结构，运用大量资料和统计作比较研究。这给我们的启示是：比较研究法不是比较两个孤立的国家，而要把它们放在国际体系中来观察。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要求。历史唯物主义是发展的历史观，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不发达状态就是一种历史的曲折。从这点说，发展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应当肯定的。从方法论说，比较研究的方法避免了孤立论，是可取的。
第四，区域经济史方法。以中国之大，各地区发展之不平衡，难免以偏概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实在是一条必行之路。我国早有区域史的传统，即被称为“一方之全史”的地方志学。不过，地方志是按行政区划，非按经济区划，如何分区成为方法论首先遇到的问题。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主要经济区域》是最早一部区域经济史著作，其分区以历史开发为主，但未及全国。近年来美国学者施坚雅（G·W·Skinner）的区域研究法越来越引人注意，他将全中国分为九个大的经济区，但施坚雅的划分着眼于市场系统，重视河流，不一定适用于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对区域经济的划分，不一定拘泥于一个标准，可以视情而定。区域经济史可说有区域内的研究和区域间的研究两个方面，双方应同时进行。从区域内的研究说，因为划定区域，而一区域内的自然和社会条件比较单一，这就可将研究的时间放长，以至写出一个区域的通史。从区域间的研究说，是考察本区域与外区域以至外国的历史关系。区域无论大小，都不是孤立的，即使是封闭系统，也有与外部的交流。区域经济史不能就本区域谈本区域，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
第五，社会学方法。经济史是研究社会经济的，自应使用社会学方法。社会学内容广泛，其中有的部门如人口、劳动等已成为独立的经济学科，源于社会学的结构理论、行为和功能学说，也已成为经济学的内容。但是，社会学方法仍有其基本特点。即：社会学把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这对宏观经济史的研究有指导意义。社会学认为每个民族以至地区都有自己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其发展也非同一道路。这就摆脱了西欧中心主义的偏见，更加注意各民族、地区演进的比较研究。社会学重视“底层”即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研究，把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心理学等引人社会研究，扩大了方法的领域。社会学非常重视社会调查，强调调查的客观性，积累了一套科学的调查方法。历史虽属往事，但进行当代的和溯源性的调查，仍是十分必要的。法国社会学一向发达。因1929年创刊《经济社会史年鉴》而得名的年鉴学派，成为独树一帜的经济史学派。该派首先把结构主义引人史学，主张从地理环境、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上多层次地研究历史，用分析法代替传统的叙事法。二次世界大战后，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理论使年鉴学派的总体历史观臻于成熟。在他看来，政治、军事等变动都是“短时段”的“事件史”，它们充满偶然性，不能解释历史本身。因而需研究“中时段”的“情态史”，即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人们心态的演变，才能说明事件史的根据。又须研究“长时段”的“构造史”，即地理、气候、生态等的演变。也就是整个历史学应由长时段的人与环境关系史、中时段的群体与团体史、短时段的事件与人物史构成。这种研究方法，事实上反映的是结构主义和整体史观。社会学关于总体的观点、关于社会结构的观点，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的。社会学所用方法，大都可以用于经济史上有关专题的研究。
第六，系统论方法。这里所说系统论，包括一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等。这些新兴学科内容各异，从方法论说，它们都是以系统作为研究对象的。所谓系统论方法是指在一个系统的整体水平上来进行研究，以区别于把整体分解为基层的运动来进行研究的还原论方法，如分子生物学、量子力学、基本粒子物理学等。两者都是新兴的科学方法。在实践上，一个较大的系统可分为几个子系统，而子系统也是在它整体上进行研究，这就是层次研究法。所谓在整体上进行研究，即是建立数学模型，或者物理模型，进行描述和计值。系统论方法是由研究自然界而来的，现已逐渐用于社会科学。尤其是用在社会工程上，成绩斐然；用于系统管理、资源配置、亦见功效。又用于经济预测和战略决策，即所谓系统动态学，主要是研究未来的长期变动。系统论作为方法，其特长或说其精华即在于它使许多概念具体化、精确化、能用数学模型或物理模型作出明确的计量。现在用系统论方法研究中国史的各家，都没有数学模型，也没有物理模型，都不计值，可谓系统论的精华尽失，研究结果给人的都是抽象概念。尽管如此，系统论是一种新兴的科学，它正在向深广发展，前途无量。在方法论上，它从系统上看问题，在系统整体水平上进行分析，以及使相互关系具体化、精确化等方面，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的，可以利用它，为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创开一条新路。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可资利用，吴承明先生也主张“史无定法”。他说：“研究经济史，唯一根据是经过考证的你认为可信的史料，怎样解释和处理它，可根据所研究问题的性质和史料的可能性，选择你认为适宜的方法，进行研究，不同问题可用不同方法；同一问题也可用多种方法来论证，结论相同，益增信心，结论相悖，可暂置疑”[7]。方法是一种工具和手段，应该了解，也应该运用，但不可拘泥。
在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方法方面，老一被经济史学家严中平先生的总结和归纳也值得注意，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严中平《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从学科性质到研究方法进行了总结，提出了破“四就”（就中国论中国、就近代论近代、就经济论经济、就事论事）、立“四新”（新问题、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问题。实为老一辈学者的治学经验之谈。
[1]琼图洛夫：《外国经济史》，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页。
[2]赵德馨：《我们想写一部怎样的中国经济通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重提经济史学科研究对象的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
[3]李伯重：《中国经济史应当怎么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
[4]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5、114页。
[5]李丹教授是美国著名哲学家，密执安大学迪尔本分校校长。他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主要集中于社会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科学哲学、当代道德理论以及亚洲研究(特别是中国研究)。他的两部重要著作Understanding Peasant China：Case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和Microfoundations，Method，and Causation：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二书，正在由清华大学刘北成教授译为中文。在其新近完成的“The Involution Debate：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Ruml Economic History”一文中，他对中国经济史的若干重要问题作了很好的总结。
[6]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7]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史料是治史的基础，详细、全面地占有史料，并用科学的方法分析、利用，才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揭示历史的真相，最大限度的接近历史、还原历史。
历史典籍门类繁多，《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不同的历史文献学著作也有不同的分类。可以将笔者正在撰写的研究生教材《中国经济史料学》的目录示列：
第一章导论：史料、史识与论著撰写
一、“二重证史法”与“四重证史法”
二、时代变革与史家眼光
三、史料·理论·方法
四、求真求实与史论结合
五、论文撰写的资料运用
六、著作撰写的资料运用
七、经济史论著中的资料运用分析
第二章经济史料的搜集与整理
一、经济史料的搜集
二、经济史料的取舍
三、经济史料的鉴别与校勘
第三章纪传体史书中的经济史料
一、平准书与食货志
二、河渠志与其他志
三、人物传记中的经济史料
四、“纪”与“表”的利用
第四章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史书中的经济史料
一、一般编年体史书的利用
二、一般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利用
三、《明实录》中的经济史料
四、《清实录》中的经济史料
五、《东华录》中的经济史料
六、《筹办夷务始末》中的经济史料
第五章政书中的经济史料
一、政书概说
二、“十通”中的经济史料
三、“会典”与“会要”
四、“会典则例”与“会典事例”
五、其他“则例”与“政典类纂”
第六章类书中的经济史料
一、类书概说
二、类书中的经济事例举要
第七章文集中的经济史料
一、一般性文集
二、上谕与奏疏
三、明清经世文编
第八章方志、家谱中的经济史料
一、方志概说
二、家谱概说
三、方志中的经济史料举要
四、家谱中的经济史料举要
第九章档案的利用
一、一史馆所藏经济档案
二、二史馆所藏经济档案
三、地方档案馆所藏经济档案
四、台湾所藏经济档案
五、国外所藏经济档案
第十章律例的利用
一、律例沿革与概说
二、《唐律》中的经济史料
三、《大明律》中的经济史料
四、《大清律例》中的经济史料
五、《大清光绪宣统新法令》中的经济史料
第十一章笔记、小说、诗词的利用
一、笔记概说与经济史料举要
二、小说中的经济史料佐证
三、诗词中的经济史料佐证
第十二章专门化的经济史料
一、科学技术著作中的经济史料
二、盐法志与堤防志
三、赋役全书
四、契约文书
五、财政说明书
第十三章资料汇编中的经济史料
一、一般性资料汇编中的经济史料举要
二、经济史料汇编（上）
三、经济史料汇编（下）
第十四章日本对华调查报告中的经济史料
一、晚清的调查资料
二、民国年间的调查资料
第十五章经济史料的比较
一、典籍与档案中的经济史料比较
二、政书与律例中的经济史料比较
三、典籍中经济史料的内在比较
四、档案中经济史料的内在比较
该目录反映了笔者对经济史料分类的理解以及经济史料的利用，可作体会。
本节主要简述纪传体史书、编年体史书、政书、文集、方志、档案以及专门化的经济史料。
纪传体史书主要是指所谓的正史“二十六史”。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新元史》、《明史》、《清史稿》。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纪传体史书有不同的总体称法，常见的有“十三史”、“十七史”、“二十一史”、“二十二史”等。现在常说的则有“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二十六史”三种，“二十四史”不包括《新元史》、《清史稿》，“二十五史”不包括《清史稿》。
二十六史的经济史料主要集中在志书中，在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中就有关于经济史的专篇——《平准书》和《货殖列传》，《平准书》记述了汉朝建立至汉武帝以前的财政经济演变，《货殖列传》记述了春秋战国以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工商业家的活动和各个经济区域的特点及其相互的联系等等。班固的《汉书》在《史记·平准书》的基础上创立了《食货志》。《汉书·食货志》开篇云：“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表明了《食货志》是叙述经济事项的专篇。《汉书·食货志》从上古写到西汉，实际上在当时具有经济通史性质。《汉书·食货志》以后，各史中列有《食货志》的有13种，即：《晋书》、《魏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新元史》、《明史》、《清史稿》。加上《史记》的《平准书》、《货殖列传》和《汉书》的《食货志》、《货殖列传》，整个二十六史中专门记载经济事项的门类则有17种。已经构成较为完整的经济史资料系列。
二十六史中除专门记载经济事项的门类外，其他的“志”以及“纪”、“传”、“表”，也有零散的经济史资料。
编年体史书是古代史籍中最古老的一种，其特点是以时间顺序编撰历史，也曾经被视作“正史”，这就是《四库全书·史部》所称的“编年、纪传均正史也。其不列为正史者，以班马旧裁，历朝继作。编年一体，则或有或五，不能使时代相续”。像《春秋》、《左传》、《汉纪》、《资治通鉴》、《起居注》、《实录》等等，都是编年体典籍。
如一般人注意较少的《起居注》，它是记载皇帝日常起居活动的记录，也是编修实录的主要资料来源。《起居注》的起源较早，朱希祖认为，最迟在东汉明帝时代已有《起居注》的编修[1]。最新的研究成果认为，“起居注有由来已久，先秦史官的职责就是记录帝王言行，‘君举必书’，汉代始有起居注名称，汉武帝时有所谓《禁中起居注》，东汉时有《明帝起居注》。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四年第一次设立起居令史之官，另有修起居注、监起居注等官，专门记载皇帝言行、朝政大事，起居注制度逐渐完善起来”[2]。之后，《起居注》的编修几成惯例，从《隋书·经籍志》及后来正史中的“经籍志”、“艺文志”中可以窥察。据现在所知，明代以前的《起居注》已经基本无存，明代的《起居注》现存万历、泰昌、天启三种，这三种《起居注》在日本都有保存，而在中国只存有《万历起居注》一种[3]。清代已经出版的起居注有《康熙起居注》、《雍正起居注》、《乾隆起居注》等。川越泰博在他的论文《清代起居注的资料出典》一文中，以清代起居注为个案，考察了起居注的内容及所依据的资料[4]。清代起居注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是上谕簿（汇集上谕的记录簿，包括满文、汉文）、丝纶簿（汇集诏令的记录簿）、部档（吏、户、礼、刑、工六部所管文书）、都察院档、八旗档、国子监档、内记注（即内起居注，礼仪关系文书）、外记档（地方行政关系文书）、折本档等等。记载的内容十分广泛，依据的资料主要是各种档案。可见，起居注的记载是最原始的，资料十分珍贵，研究经济史不可或缺。
政书体，也称典制体，其内容以典章制度为中心，记述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典章制度的演变。以“政书”为名，将图书加以分类，始于明代，钱溥所撰《秘阁书目》中列有“政书”一类。到清代，政书成为一种重要的载籍，《四库全书》中的史部专列政书类。“政书”中贯通古今的是《十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十通》可分为《通典》、《通志》、《通考》及各自的续编三个系统。《十通》中的经济史资料非常丰富，尤以《通考》系列的内容最为丰富，如马端临撰《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分为二十四门，其中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等八个门类都是专门的经济史资料，占24门的1/3。
《十通》之外，还有历代的会要、会典等其他政书类典籍，如《春秋会要》、《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三国会要》、《唐会要》、《五代会要》、《宋会要辑稿》、《明会要》、《明会典》、《清会典》、《清会典则例》、《清会典事例》、《中枢政考》、《中枢政考续纂》、《皇朝政典类纂》、《户部则例》等等。这些政书中也有丰富的经济史资料，以清代的《皇朝政典类纂》为例，该书分为田赋、户役、水利、漕运、钱币、盐法、征榷、市易、矿政、仓库、国用、选举、职官、礼乐、兵、刑、邮政、外交等门类，从“田赋”到“国用”各门，都是直接的经济史料。
文集在《四库全书》中称为集部，大要分为总集和别集二种，总集是多人文章的汇编，别集是个人文章的汇编。文集数量繁多，还没有人能够作出统计，是一个未经充分挖掘的史料宝库。利用文集还不单单是利用其资料，冯尔康在谈到清人文集的史料价值时认为其价值有三：一是利用当时的各种资料，二是利用文集作者对当代和前人的学术研究成果，三是利用文集作者所表达出的观点[5]。这是很有见地的认识。仅就其经济史资料价值而言，以《皇朝经世文编》为例即可略窥一斑。《皇朝经世文编》收录清初至道光初年的文章二千二百多篇，共一百二十卷。全书分八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学术”，其次是“治体”，然后依六部的顺序分为“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六部分，各部分下又细分出六十五个小目，眉目清晰。如卷二十六至卷五十三为“户政”，下分为理财、养民、赋役、屯垦、八旗生计、农政、仓储、荒政、漕运、盐课、榷酤、钱币等目。经济史资料主要在“户政”中，其他部分也可以参看。
方志即一般所说的地方志。史念海认为：“方志学的编纂启始于两汉，盛行于唐宋，至于明清更显得登峰造极”[6]。但一般认为，方志编纂有连续性始于宋代，如《临安志》宋代修有三部，即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方志的连续编纂既使其成为地方之通史，也导致数量庞大。据朱士嘉《中国方志综录》（增订本，1956）的统计，全国图书馆现存方志为7413种，109143卷；另外，台湾省有232种，3487卷，美国国会图书馆约4000种。方志记述一个地方的历史、地理、建置、职官、风土、物产、户口、土地、赋役、金石、艺文、灾异等，举凡一个地方的事情，无不汇于一编。不同时期、不同地方、不同范围（如省志、府志、县志、乡志、镇志）的方志，记载的内容和篇目体例并不一致，经济史资料大致反映在食货、户口、田赋、徭役、关税、盐法、杂税、仓储、屯田、水利、漕运、钱法、物产、蠲恤、经政、市镇等篇目中。另外的人物、艺文、杂记等篇目也值得注意。
档案文献的保存与利用，在我国由来已久，但“档案”一词出现较晚。单士元认为，我国档案史可以从殷墟甲骨文记事写起，已历三千多年，而档案这个词则始于近三百年。唐宋以来，收藏旧文书的地方，叫架阁或架阁库，现在所习惯称呼的“档案”一词，在明代末年人所著《柳边纪略》中首次出现，到清代康熙、雍正两朝已属成熟的语汇，但对早期“架阁”一词，有时仍在应用。至封建社会末期，政府各种文书有“卷案”之称，将文书存贮起来者，总其名曰“档案”[7]。
在档案中最著名的是清代档案，20世纪20年代，清代档案一经发现就引起轰动，学术界将其与殷墟甲骨、战国秦汉竹简、敦煌经卷并称为四大学术发现。清代档案的数量很大，目前在中国第—历史档案馆保藏的即有九百多万件，在台北有三百万件左右[8]。档案的类别有题本、奏折、军机处录副、军机处上谕档册、奏销黄册、舆图、外务部档、国史馆档、满文档等。档案的内容则包括了方方面面，如“题本”一事一题，按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分类，与经济史研究关系密切的户科题本的内容有户籍、田赋、关税、盐税、杂税、俸禄、军费、货币、漕粮、库储、仓储、经费等。其他档案也有经济史的资料。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清代钞档及各地方档案馆所藏档案也值得注意和利用。
档案的编辑出版也为研究者利用提供了方便。解放前已经编辑刊印了《掌故丛编》、《史料旬刊》、《文献丛编》、《文献论丛》、《文献专刊》、《明清史料》等。20世纪70年代以来，除《历史档案》、《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定期整理编辑出版清代档案资料外，许多类型的档案陆续出版。主要者如：《明清档案》、《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乾隆朝上谕档》、《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光绪朝朱批奏折》、《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中国海关密档》、《吴熙档案选编》、《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李煦奏折》、《第二次鸦片战争档案史料》、《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义和团档案史料》、《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天地会》等等。
专门化的经济史料是指经济史的专门资料，利用起来直接而方便，数量也非常多。在农业科技史方面，王毓湖《中国农学书录》一书所列举的历代农书（从先秦至民国17年）共有542种，现存289种，遗失253种（佚书中有辑本的10种）。因《中国农学书录》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现的农书不断增加，根据中国农业史专家游修龄的估计，历代农书当在1000种以上[9]。较著名的如《汜胜之书》、《齐民要术》、《四时纂要》、《农书》、《农桑辑要》、《农政全书》、《授时通考》、《马首农言》、《营田辑要》等。另外，盐、漕、水利方面也很多，盐法方面，明代有汪砢玉《古今鹾略》、朱廷立等《盐政志》、史起蜇等《两淮盐法志》、杨鹤《两浙订正鹾规》、周昌晋《福建鹾政全书》等。清代的盐法志数量比前代有较大的增加，除《清盐法志》、《盐法通志》外，各盐区大都有官修的盐法志，有的盐区还不只一种，如长芦盐区有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嘉庆《长芦盐法志》，两淮盐区有乾隆《两淮盐法志》、嘉庆《两淮盐法志》、道光《淮北票盐志略》、同治《淮南盐法纪略》。私家盐法著述，如李澄《淮鹾备要》、陆费垓《淮鹾分类新编》、王守基《盐法议略》等。漕运方面，明嘉靖年间谢纯撰有《漕运通志》，清顺治年间，狄敬撰有《夏镇漕渠志略》，清雍正年间，朱鋐撰有《河漕备考》，另有清代官修的《漕运全书》。水利方面，有宋代单锷《吴中水利书》，元代沙克什《河防通议》，明代姚文灏《浙西水利书》，明代潘季驯《河防一览》，明代归有光《三吴水利录》，明代张国维《吴中水利书》，清代薛凤祚《两河清汇》，清代靳辅《治河奏绩书》，清代陈仪《直隶河渠志》，清代傅泽洪《行水金鉴》，翟均廉《海塘录》等。事实上，许多经济史专门领域都有专书可供参考。
众多的经济史资料只是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素材，如何进行利用，需要一些专门的知识。除学习和涉猎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史源学的基本常识外，要注意史料的搜集、史料的鉴别、史料的比较、史料的取舍以及多种史料的互相参考。如《十通》分为《通典》、《通志》、《通考》及各自的续编三个系统，但史料价值并不相同，可以《通考》系统的记载为主要资料来源，《通典》、《通志》系统以及其他政书和史籍作为参考。从《四库全书提要》对《文献通考》的批评中可以体会到史料互相参考之必要：“如田赋考，载唐租庸调之制，而据《唐会要》，则自开元十六年以后，其法屡改；载五代田赋之制，而据《五代会要》，尚有天成四年户部奏定三京诸府夏秋税法一事，乃一概略之。杨炎定两税法奏疏，最关沿革，亦伙不载”。即使是编纂很好的《文献通考》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与不足，不多方面搜集资料就难以探究历史的真相。
[1]朱希祖：《汉唐宋起居注考》，《国学季刊》第2卷4期，1930年。
[2]《万历起居注》出版说明，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
[3][日]今西春秋：《明季三代起居注考》，见（日）田村实造编：《明代满蒙史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1963年版。上揭《万历起居注》出版说明称：“今存《万历起居注》即当时记录的传抄本，也是清代以前仅存的较完备的起居注。……明清以前，正史修成，起居注、实录便付之一炬，不留一字，惟恐泄露其中秘密。明清实录幸被保留，而起居注则不免毁灭，今存《万历起居注》、《康熙起居注》等，实在是凤毛麟角”。可能不知道日本所存的明代另外两种起居注。
[4][日]川越泰博：《清代起居注的资料出典》，见《铃木俊先生古稀纪念东洋史论集》，东京，山川出版社1975年版。氏著《中国典籍研究》收录，东京，国书刊行会1978年版。
[5]冯尔康：《清史史料学》，沈阳出版社2004年版，第200页。
[6]史念海：《论历史地理学和方志学》，《中国史志通讯》1985年第5、6合期。
[7]单士元：《明清档案丛谈》，《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2期。
[8]韦庆远：《明清史研究与明清档案》，《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另据最近的统计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清代档案多达1000余万件（册），占全国现存清代档案总数50％以上。见邹爱莲、唐益年、李国荣、韩永福：《清代档案与清史修撰》，《清史研究》2002年第3期。
[9]游修龄：《清代农学的成就和问题》，见《农史研究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版。
严格地说，进行任何一门学科的学习与研究，都应该了解该学科的学术前史和研究现状，舍此，无异于盲人摸象。
世纪之交，历史学科对100年的学术回顾与总结成为一个潮流，从20世纪90年代起，各种综述文章陆续发表，为我们了解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历史提供了方便。先对一些有特点的重要文章进行介绍。
李根蟠：《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刊于《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该文共分三个时段（1949年之前，1949年至文革结束，文革结束以后）对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进行了介绍和评述，专节评述了台湾、港澳地区的研究。并指出了研究的特点。其中对文革结束以后的成果介绍为详，认为有四大特点，一是研究队伍扩大，阵地增加，论著大量涌现；二是经济史研究的资料基础更为广阔和雄厚，三是学术思想空前活跃，理论方法趋向多元；四是研究领域拓展，研究重点转移。
虞和平：《50年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刊于《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该文对1949年建国以后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进行了述评，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也经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在1966年之前的17年中，近代经济史研究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全面展开而快速发展；在1967―1976年之间的10年中，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被严重挫伤。1977年之后，特别是在1979年之后的20年中，在对外开放、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潮的带动下日益走向繁荣，且成为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口，研究队伍进一步增强，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研究领域不断扩展，专题研究日益多元化，关于工业化问题、企业制度、企业集团、生产技术、房地产业、价格结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市镇经济、农村经济、区域经济、国际收支、华侨投资、人口经济、经济社团、经济政策、海关制度等以前几近空白的领域，都已有了一定的研究。
谢美娥《近年来台湾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概况》，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4期。该文对台湾地区20世纪90年代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细致的介绍，内容涉及人口、农林业、国内商业、国际贸易、工矿业、赋役、租税与财政、货币、金融、物价、经济思想、经济制度等诸多方面，并专节介绍了台湾地区经济史的研究以及时下的经济史专题研究计划，如“清代粮价的统计分析与历史考察”、“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东北亚区域研究计划”、“台湾资本主义扩张及经济发展之长期趋势研究”等。指出，在台湾地区，就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明清及近代部分的著作较多，与商人、商业活动、国际贸易有关的主题较受青睐。大型且跨学科的合作计划不断的推陈出新，蔚为近年来的研究时流，这主要是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为主，而且多聚焦于台湾经济史。除此，更将空间视野扩大，关注祖国大陆、亚洲诸国，也注意台湾与四邻的多层面关系。
陈明光：《20世纪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评述》，刊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2期。该文认为，20世纪中国古代财政史的学术史大体可划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20年代至40年代末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第二阶段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第三阶段为1978年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至2000年。第三阶段是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空前繁荣发展，取得重大突破的阶段，主要表现在高等财政院校的中国财政史教学和科研活动一度相当活跃，资料的整理与出版有较大进展，专题研究范围空前拓展，整体性研究有突破性进展。对财政史进行述评的主要文章还有陈明光：《20世纪唐代两税法研究评述》，刊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10期。陈锋：《20世纪的清代财政史研究》，刊于《史学月刊》2004年第1期。陈锋：《20世纪的晚清财政史研究》，刊于《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另外，湖南人民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了《20世纪中国财政史研究概要》一书，对各断代的财政史研究进行了综述。
李根蟠、王小嘉：《中国农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刊于《古今农业》2003年第3期。该文分“中国农史学科的酝酿和形成”、“农史学科的全面发展”、“新世纪农史研究之展望”三个部分进行了综述。认为，农史学科不能局限于农书整理和农业科学技术史研究，农史研究尽管可以分为农业生产史、农业科技史、农业工具史、农田水利史、农业屯垦史、农业经济史、土地制度史等多个分支，但其重点是对农业生产史的研究。中国农史学科形成不到一百年，但已积累了汗牛充栋的文献资料，文革以后农史研究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其特点是整理农书的基础上，以农业科技史为中心，对农业生产力、生产关系、农业政策、农业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展全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程霖：《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该文分“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要成果”、“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争论性问题”、“反思与展望”三个部分进行了综述。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是从20世纪初期才开始的。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学的逐步传入中国以及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变革的现实要求，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建立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门学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为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研究方法来看，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手段、分析方法也在不断地应用于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葛金芳、曾育荣：《20世纪以来唐宋之际经济格局变迁研究综述》，刊于《湖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该文认为，唐宋之际的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自1910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发表长文《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以来．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中外学界已在唐宋变革期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大大丰富了人们对唐宋社会转型问题之内涵的认识。而唐宋之际经济格局的变迁实为唐宋社会变革的重要表现，学界相关研究成果可观。分“自然环境变迁研究”、“农牧业经济板块错动研究”、“经济重心南移研究”、“交通网络变迁研究”、“区域经济研究”五个部分进行了评述。
任放：《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刊于《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该文分“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阶段与区域”、“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对象与方法”、“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缺憾及趋势”三个部分进行了综述。认为，20世纪30年代经济史家全汉昇首开中国市镇经济史研究之先河。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真正步入成熟阶段，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一直延续至70年代末。代表性的学者有三位，即经济史家傅衣凌、台湾学者刘石吉和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市化步伐加快。学者们必须对此作出历史性的合理解答，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由此进入了空前繁盛时期。若干有分量的明清市镇经济的学术专著相继面世如刘石吉的《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樊树志的《明清江南市镇探微》，梁淼泰的《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陈学文的《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日本学者森正夫的《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等。
陈锋：《近百年来清代盐政研究述评》，刊于台湾《汉学研究通讯》第25卷第2期，2006年5月。该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日本学者日野勉《清国盐政考》、日本学者佐伯富《清代盐政之研究》及《中国盐政史的研究》、台湾学者徐泓《清代两淮盐场的研究》、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张小也《清代私盐问题研究》、台湾学者徐安琨《清代大运河盐枭研究》、张学君、冉光荣《明清四川井盐史稿》、宋良曦、锺长永《川盐史论》、吴天颖《井盐史探微》、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等研究著作进行了评论。第二部分对清代盐政、盐商、盐区、食盐生产、私盐等研究专题进行了综述。第三部分分析了盐政研究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另外，对盐政史进行述评的文章还有何亚莉：《二十世纪中国古代盐业史研究综述》，刊于《盐业史研究》2004年第2期），吴海波：《近十五年来清代私盐史研究综述》，刊于《盐业史研究》2001年第3期。
以上所揭示的综述文章篇幅很大，每篇大都在二万字以上。阅读之即可有总体的了解和把握。
根据上揭诸文以及笔者的看法，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历史及特点可以简要概括为：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是在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传入中国以后才形成的，20世纪30年代前后出版或发表的若干研究财政史、经济史、关税史、田赋史、田制史、民食史、货币史、盐政史、商业史、度量衡史、救荒史等方面的论著，以及《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易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食货》的创刊，标志着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和第一次的研究高潮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史学界的注意力集中在关系到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认识的若干重大问题上，即有“五朵金花”之称的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的形成、历代农民战争等问题的讨论。这些问题中的前三个问题直接与中国经济史有关，虽然有些研究失之偏颇，但客观上促进了对某些经济问题的研究和认识，并发掘和汇编了有关经济史的资料。当然，这一时期，也有研究非常深入的经济史论著的出版和发表。“文革”时代，经济史研究几乎陷于停顿。但这一阶段经济史学的进程也并非完全消极、乏善可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史学获得空前蓬勃的发展，形成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第二个高潮，研究范围和领域拓展到社会经济结构、经济制度、财政制度、小农经济、商品经济、市镇经济、传统市场、部门经济、区域经济、流域经济、民族经济、海洋经济、环境变迁、自然灾害等各方面。
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现状与趋势则可以简要归结为五点：
第一，任何学科的研究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沿袭惯性，一些传统的经济史研究课题仍然会继续进行，并不断的深入完善。
第二，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问，一代人有一代人之视野，随着新一代经济史学者的成长，随着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更新，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研究课题会赋予新的含义，新的研究课题会不断出现。
第三，时代变革与研究课题的选择关系密切，在当今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诸如传统经济与现代化、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制度、政策与经济变迁）、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市镇经济与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地域经济与跨区域经济、乡村经济与乡村社会、社会救济与保障、经济发展水平与人民生活状况等研究专题，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渐次成为研究热点。
第四，由于经济史学科的边缘、交叉性质（历史学与经济学），经济史学者的出身、学养不同，研究方法互异，在中国经济史学界已经有不同的流派，有的偏重于理论，有的偏重于实证，或者说，有的偏重于经济学，有的偏重于历史学。这种现象会依然存在。同时，由于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学界的潮流，经济史研究的综合化势所必然，财政与经济的关系，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经济与文化的关系，经济与环境的关系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经济史学科也会出现一些新的特征，如经济史研究的社会史化。
第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急功近利，片面追求数量，不注意和不尊重前人的成果，重复研究，拼凑抄袭，学风失范。近年，随着学术批评的开展以及对学术规范的逐步重视，有所好转。今后，对学术规范会更加重视，同时也会更加注重学术研究的原创性。
中国经济史的著作已经出版了多种，1929年出版的侯厚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是国内近代经济史的第一部著作。1937年出版的马乘风《中国经济史》，是国内第一部以经济史通史命名的经济史著作，但只出版了一、二两册，写到汉代为止。在1949年之前，更多的经济史著作是以专史为主，以各种专史的出版时间为序，如：梁启超《中国国债史》，广智书局1904年出版；王振先《中国厘金问题》，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20年出版；张家骧《中华币制史》，民国大学出版部1925年出版；陈向元《中国关税史》，京华印书局1926年出版；杨肇遇《中国典当业》，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欧宗祐《中国盐政小史》，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万国鼎《中国田赋史》，正中书局1933年出版；郎擎霄《中国民食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吴兆莘《中国税制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等等。
1949年以后，多卷本的中国经济史著作，50年代有李剑农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和《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至1959年出版，后由彭雨新主持对该书的校改，以《中国古代经济史稿》之名分三卷1991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若追溯源流，在1943年，有中国书局出版的《中国经济史讲稿》）。80年代有傅筑夫的五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二卷1982年，第三卷1984年，第四卷1986年，第五卷1989年）。90年代至今陆续出版的有宁可主编的五卷本《中国经济发展史》，田昌五、漆侠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周自强、林甘泉、高敏、宁可、漆侠、陈高华、王毓铨、方行等任分卷主编的九卷本《中国古代经济史》，以及赵德馨主编的十卷本《中国经济通史》。
教育部组织编撰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主要是彭雨新主编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1994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已经过去十多年，本书是受教育部委托重新编撰的国家规划教材。
虽非统编教材，但具有教材性质的著作也有多种。如：齐涛主编《中国古代经济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刘克祥著《简明中国经济史》，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郑学檬主编《简明中国经济通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各种中国经济史著作及教材的指导思想、编撰体例、内容安排，各不相同。
《中国经济通史》主编赵德馨认为：《中国经济通史》中的“通史”，本来有三重含义：在时间上，是相对于断代史或短期历史而言的；在内容上，是相对于部门经济史、专项经济史而言的；在空间上，是相对于地区经济史而言的。就是说，“通”要包括这三个方面的贯通。因此，要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生产和生活的关系。经济通史著作要写生产，自不必说。过去出版的一些经济通史著作，很少写经济生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二是要处理好生产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过去出版的一些中国国民经济史或经济通史著作中，生产关系写得多，生产力写得少，甚至被忽略。三是要处理好影响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影响生产力发展的外部因素，可分为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两个方面。以往的中国经济通史著作，很少有涉及自然环境的。四是要处理好影响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中的诸因素之间的关系。影响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包括多种因素。这些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力，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不同的学者对它们作用力的认识、估计也不同。在整体上，应该认识到国家行为及其规则是主要因素。五是要处理好经济中的产业结构与地区结构的关系。已出版的中国经济通史，都写了基本的产业，并且几乎都是按产业结构写的。只有个别的著作，在某些时期（章、节）涉及经济的地区结构，但还不够。六是要处理好经济活动中人物与事物的关系。人和物是经济生活中的主体和客体。经济生活是人的经济生活，人是通过人际关系活动于物的。过去的经济史对人注意不够，这主要是由于学科研究对象的限制[1]。尽管各卷的作者由于视野不同和研究专长的限制，在体例结构和内容安排方面不太一致，但从总体上看，还是体现了前述的指导思想。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教材主编彭雨新在该书的“前言”中指出，该教材是继李剑农的三本经济史稿而编写，吸收了李著的一些特点，对土地制度、赋役制度、人口、农业、工商业、国计民生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等方面予以特别的重视。该教材分为“封建领主制的兴衰”、“秦汉封建经济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经济在动荡中的缓慢发展”、“隋唐五代时期封建经济的盛衰”、“宋元时期的经济发展”、“封建社会晚期的经济变动”五编，从这种分编体例中，也可以看出编者对传统经济发展的阶段划分[2]。
齐涛主编的《中国古代经济史》在“绪论”中认为：“中国古代经济史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进程的一门学科，对它的学习与把握应当立足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立足于它所存在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用综合的、动态的、发展的观点去分析、去研究，构筑整体的经济史观”。主要叙述的专题为自然与社会环境、社会分工与经济结构、农业与工商业、土地与赋役制度、经济区划与经济重心、资本主义萌芽几个方面。但其在“后记”中说的“一直缺少一部简明的、适于历史专业与经济类专业本科教学的中国古代经济史教材”等等，有失偏颇。
刘克祥著《简明中国经济史》在“前言”中说：“本书采用按历史发展阶段和按专题分章相结合的体例，叙述内容也不同于其他经济通史。它不是以土地制度、财政赋役制度以及其他典章制度的考察为中心，而是重点探索和揭示社会经济生产及其发展规律”。共分为四个专题亦即四章：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农林牧渔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工业生产。
郑学檬主编《简明中国经济通史》在“前言”中说，编写原则着重经济史上的几个基本问题，如生态环境、经济资源和经济区、土地赋役制度、社会阶级阶层、财政制度、农业、手工业、商业七大块，有的章节还有社会组织与物质文明、经济观等内容。各章只求在上述七个方面基本统一，而某些节目的内容取舍则不强求一律。全书按时间顺序，以主要朝代为标志分为十章：原始社会的经济、夏商周的经济、秦汉的经济、魏晋南北朝的经济、隋唐五代的经济、宋辽夏金时期的经济、元代的经济、明代的经济、清代前中期的经济、晚清民国时期的经济。并希望本书和已出版的湖南人民出版社版《中国经济通史》和经济日报出版社版《中国经济通史》比较，有自己的简明扼要而颇具学术性的特点。
上述所揭示的经济史著作和教材在体例和内容上各有特点。均可以参考阅读。
我们编写的这本教材，一方面吸收了中国经济史学界的成果。所谓吸收前贤的成果，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在内容体例上，二是在学术观点上。并要求各章作者，凡有借鉴吸收，尽量出注。这样做的好处，也有两点：一是读者可以按图索骥，进一步参考阅读；二是尊重前人的研究辛劳，遵守学术规范。教材式著作也应该出注，有些“著作”的“不当”行为是应该反对的。当然，出注到什么程度，用什么方式出注，还可以探讨。另一方面，继承了武汉大学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与教材编写传统。如上所揭，前辈学者李剑农先生著有《先秦两汉经济史稿》、《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和《宋元明经济史稿》（《中国古代经济史稿》），彭雨新先生主编有《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吾辈出身亦晚，学力亦浅，没有直接受教于李剑农先生，但我和张建民教授都出自彭雨新先生门下，其他参加编写的几位教授、副教授也都供职于武汉大学，浸染了前辈的学风，各有专长，并试图有所进步，有所发展。所以，本教材既有继承也有创新。
大多数中国经济史著作和教材都是按历史发展的顺序（朝代顺序）编写的（当然，也有按专题的，如上揭齐涛主编《中国古代经济史》、刘克祥著《简明中国经济史》），本教材按专题进行编写，作前后贯通的专题叙述，以达到“通古今之变”，并试图在专题设置和内容安排上体现出新意，共设置十个专题，即：人口、社会组织与阶级结构，传统农业的发展，手工业的产生与发展，货币与商业，赋役与财政，经济政策与经济管理，社会生活与社会保障，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与环境变迁，自然灾害与传统中国社会，中国传统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在这十个专题中，至少有六个专题：人口、社会组织与阶级结构，赋役与财政，社会生活与社会保障，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与环境变迁，自然灾害与传统中国社会，中国传统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是以前的经济史著作或教材中注意较少或基本上没有涉及的。
之所以这样设置，当然有突出特点的意旨，同时也有我们的思考：
第一，人口、家庭、宗族以及乡村基层组织与社会，虽然更多的具有社会史色彩，但与社会经济特别是农村（农业）经济息息相关。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人口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和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标尺之一，同时也是征收赋税、征发徭役的重要依据之一。人口数量的多寡往往决定着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和不同的征敛方法，进而也决定着不同的社会组织形态和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在以种植业为主体的传统农耕社会中，人们往往聚族而居，地缘与血缘紧密结合，形成许多村落家族共同体。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也意味着有效地组织生产和征收赋役。
第二，经济史不可能不讲赋税的征收和徭役的征发，只有叙述的系统或不系统的区别，但对财政收入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大多忽略，造成了财政史教材或著作就财政论财政，经济史教材或著作就经济论经济的现象。只有郑学檬主编《简明中国经济通史》和赵德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的有关卷中注意的较好，这主要是由于个别参加编写的学者偏重于财政史研究的缘故。事实上，财政与经济的关系至为密切，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都直接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中国传统社会的所谓的经济政策主要的表现为财政政策，所谓的经济管理主要的表现为财政管理，对此，笔者已经多次予以论说。
第三，社会生活与社会保障是经济史和社会史都应该关注的问题。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人们的社会生活水平和社会生活方式到底如何，以前的经济史著作中鲜有答案。人们的社会生活水平可以反映出盛世还是衰世，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不同历史阶段的衣食住行有不同的特点，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又往往以社会生活方式的演变为前奏。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大体包括灾害救济和保障、社会弱者救助和保障两方面的内容。这两方面的内容也都与人们的生活以及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关系密切。
第四，任何经济事物都存在于一定的空间范围内，经济发展不可能离开空间而存在。以我国的国土之辽阔，自然条件之差异，经济发展之不平衡，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是值得注意的。同时，经济史应该注意人和自然的交互作用，注意经济与生态的关系，或者说注意经济开发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应当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类经济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人类适应自然为主。只是到了传统社会后期，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口压力越来越大，土地开垦、区域经济开发越来越向深度与广度进展，才引发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第五，中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复杂，自然灾害类型多种多样，是世界上成灾种类最多、灾害历史最长、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对灾害记录和研究最早的国家。自然灾害的发生，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减灾救灾，可以反观国家的相关制度与政策。农业时代，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农业生产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自然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是指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减灾救灾的相关制度与政策，也就是传统用语所说的“荒政”。自然灾害与荒政是社会经济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
第六，由于现有研究基础的薄弱，要描述中国传统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相当困难，但这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计量经济史的研究表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名列前茅的经济体，大唐帝国的国力，在当时世界上，只有中东阿拉伯人的帝国能与之匹敌。唐都长安是一座人口约100万的大城市，宽阔的街道和繁华的生活吸引波斯人、印度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各种中亚人接踵而至。甚至到宋代，同亚洲的其他地区或中世纪的欧洲相比，中国有着更为密集的城市化程度和更高的人均国民收入。越到传统社会后期，中国的发展越缓慢，欧洲国家则加速发展，从而导致列强的欺凌。对此，应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对农业、手工业、货币、商业以及经济政策与经济管理等内容来说，以往的经济史已经予以了充分的注意。即使如此，我们也试图有所拓展，如农业部分，特别注意了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进步、经济作物种植、畜牧业发展等方面的内容；手工业部分，特别注意了主要手工业行业与生产技术；货币与商业部分，特别注意了城镇的发育与国内市场的形成，以及商人、商业资本与商业组织；经济政策与经济管理部分，特别注意了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变异等等。
尽管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但仍然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希望读者指正。
[1]赵德馨：《我们想写一部怎样的中国经济通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
[2]笔者按：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进程和发展阶段也是值得注意的。日本学者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支那经济史考证》，东洋文库1953年版）中将历史上中国经济的发展分为五个时期：一是战国之前，实行分封制，以农业为主，贫富差距小；二是秦汉至唐中叶，郡县制确立，贫富悬殊，重农抑商；三是唐中叶至明末，均田制破坏，土地兼并严重，工商业发展；四是明末至清末，对外贸易发展，自给自足的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连接；五是清末以后，机器工业兴起，与国外经济关系日益密切。近年，方行认为，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完整连续的自然历史过程，如果从秦代统一中国论起，它们的发展变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自秦汉经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中叶，为第一阶段；自唐代中叶经过宋元至明代中叶，为第二阶段；明代中叶至鸦片战争前的清代前期，为第三阶段。见氏著《中国封建经济发展阶段述略》，《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