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寻觅古鉴包涵着「以今逆古」与「以古鉴今」两个相关互动的过程，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那么，在西周末年的这场鉴古思潮中，人们从过去的经验中究竟获得了什么教益和启示，这不仅是这场鉴古思潮的目的所在，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今文《尚书》的基本思想倾向。
寻觅古鉴的本身，就意味着对人类既往经验的重视，从古人的成功与失败之中，可以获得某种启示和教益。可以看出，夏、殷丧命，文、武兴邦，是《尚书》中反复提及的历史事实，而「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亦是《尚书》中不断再现的主题。在这种参稽往古的思想支配下，人们似乎意识到「古训是式」、「人唯求旧」，是现实成功的基本保证。如《洪范》记周武王克殷之后，造访殷商旧臣箕子曰：「我不知彝伦攸叙」，于是箕子为陈「洪范九畴」，并告诫武王曰：
据《史记》〈卫康叔世家〉云，周公惧康叔齿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贤人君子长者，问其先殷所以兴，所以亡，而务爱民。」史公所引正是《康诰》这段文字的训释与改写。这里，周公告诫康叔，不仅要「敷求于殷先哲王」，还要「别求闻由古先哲王」，且必须常常念及商代老成君子，把他们的话时刻铭记在心。而且周公还说，他自己也常常思想殷代先哲明王的德行，用以治理民众：
「图任旧人」、「人惟求旧」、「无侮老成人」、「无遗寿耉」，正是稽古守成，因循援例，重视既往经验的具体作法。而援引古人之言以为思想法则、行动指南者，《尚书》中亦不乏其例：
第二，天命靡常的忧患意识。
《尚书》中，对于天命的看法，显然是矛盾的，或者可以说是依违于两可之间。一方面是笃信「天命」：
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五至以谷俱来。武王喜，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见此以劝之也，恐恃之。」（《泰誓》）
天将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泰誓》）
于天降威用，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即命。（《大诰》）
天降威，知我国有疵，民不康。（《大诰》）
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大诰》）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31]，越厥邦厥民，惟时叙。（《康诰》）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酒诰》）
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梓材》）
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召诰》）
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兹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后王后民，兹服厥命。（《召诰》）
弗吊旻天，大降丧于殷。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王罚，敕殷命终于帝。（《多士》）
弗吊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君奭》）
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多方》）
如此之例，还可列出很多。可见，其于「天命」的笃信。但是另一方面，《尚书》中又有「天命不于常」的说法：
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盘庚》）
越天棐忱，尔时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大诰》）
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康诰》）
弗吊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君奭》）
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君奭》）
天不可信。（《君奭》）
所有这些说话，均是指天命难知，天命不可信赖，天命没有定准。这是因为：「相古先民有夏，天迪从子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夏朝的君主，也曾是受命于天的，也曾得到过上天的福佑，但是现在，他们的天命却是早已失落了。「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商代也是受命于天的王朝，也曾得到过上天的庇护，可是现在，商朝也相继灭亡了。因此，「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我们确实不能知道，我们周人的基业是否永远合于天的意旨。「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天如此这般地反复无常，我不知道，终究有哪一天会出现乱子。可见天命实在难以把握，这是从王朝更迭的历史往事中所得的启示，也是笃信天命产生的忧患意识。
近人郭沫若认为，周人言「惟命不于常」是「对于天取着怀疑的态度」。他说：「周人一面在怀疑天，一面又在仿效着殷人极端地尊崇天」,「极端尊崇天的说话是对待着殷人或殷的旧时的属国说的,而怀疑天的说话是周人对着自己说的」。「这就表明着周人之继承殷人的天的思想只是政策上的继承,他们是把宗教思想视为了愚民政策。自己尽管知道那是不可信的东西,但拿来统治素来信仰它的民族,却是很大的一个方便」[32]。郭氏这一说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从我们上引两个方面的材料来看，周人并非否认天命的存在而是笃信天命的。周人自认为，他们是受命于天的，「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惟予小子，不敢替上帝命」。显然，这是确信天命的存在。而且，天既可以「休于宁王」，另一方面亦能「降戾于周邦」。这与其说是周人「对于天取着怀疑的态度」，勿宁说是周人笃信天命基础上的忧患意识。我以为，「忧患意识」比「怀疑态度」更符合周人彼时的心态[33]。正是有了这种忧患意识，周人才更加注意人事的努力。《礼记》〈表记〉云：「周人事鬼敬神而远之。」如果周人对天与上帝真持怀疑态度，恐怕也就用不着去「事鬼敬神」了。因为周人的事鬼敬神也并不一定都是作给别人看的。
第三，以德配天的自律意识。
周人在反观历史的时候，发现天命是不常处的，天可「大降显休命」，亦可「改厥元子」；这是因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34]。而《皐陶谟》所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亦是其意。于是，在「天命靡常」的忧患背后，自然便会产生「以德配天」的思想。因此，《高宗肜日》云：
惟天监下民，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绝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
「天监下民」，「民有不若德」，也就自然「降年」「有不永」了。《召诰》亦云：
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至于「德」的内涵，则是很宽泛的。《尧典》所谓「直而温，宽而栗」云云，固然是后起之义，但就比较可靠的周初文诰来看，「德」的内容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无逸。所谓无逸，就是勤政。「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遊、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无皇曰今日耽乐。」「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无逸》）
二是恤祀。所谓恤祀，就是敬天。「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泽。」（《多士》）
三是保民。「王启监，厥乱为民。曰无胥戕，无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属妇」；「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夹,庶邦享作,兄弟方来,亦既用明德」；「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梓材》）
四是慎罚。当然，所谓慎罚，也是与「保赤子」连在一起的。不过，「保民」是目的，而「慎罚」则是手段之一。「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惟民其毕弃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杀人，无或刑人杀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无或劓刵人」；「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用其义刑义杀」。（《康诰》）
由此可见，「德」的内涵既包括「嗣王」的个人品性，也包含着政治与法制的内容，也有宗教方面的意义。总之，「德」是无所不包的。
结 论
综上所述，西周末年的厉、宣、幽、平之世，产生过一股浓厚的鉴古思潮。在这股鉴古思潮的影响下，人们曾经有意识地选择整理了一批历史档案，这批有意识地选择整理的历史档案，所涉及的大部分历史事实都与西周末年到东周初的史实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这批历史档案，在思想主题上，不仅反映出「人惟求旧」的稽古意识，也流露出「天命靡常」的深沉忧患，同时在忧患之中又表现出「以德配天」的自律意识。这便是今文《尚书》的流传背景及其经过整理与加工之后所形成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