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封建；郡县；封建时代；封建制度；封建社会

[摘要]清末民初，黄遵宪、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孙中山等先进中国人参考日译新名“封建”，初步形成兼容古义与西义的封建观，用以表述中国、日本、欧洲的相关历史时段，较成功地实现了古今“封建”义的承袭与转换、中西义的对接与涵化。由于尚未能做深入的学术论证，清民之际学人的封建观无力抵御后来兴起的 强势的泛化封建观，退隐而去，但其包蕴的合理精义，值得我们重温。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6)02—0046—06

The Concept of Feudal at the Turn from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A Worthwhile Review

FENG Tian-yu

（Centre for Stud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Hubei，China）

Key Words：feudal；prefecture county；feudal times；feudal system：feudal societyAbstract：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ramshackle Qing Dynasty to the emergent Republic，a new concept of feudal which in—tegrated meanings used in ancient China and the West，with the Japanese translating antecedent，began to crystallize inthe minds of such progress—seeking Chinese as Huang Zunxian，Liang Qichao，Yan Fu，Zhang Taiyan，and SunZhongshan，who used it to denote the historical phase of China，Japan and Europe．This new“feudal”concept achievedquite a success in the inheri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feudal”from ancient to present，and in the link-uP and integrationof its Chinese and Western meanings．By default of profound academic argument，however，its theoretical faintness failedto resist the generalized“feudal”concept arising to be aggressively dominant afterwards．It subsided，but it is yet stillworthwhile for US to make a review of its reasonable cores.

在汉字文化圈，日本率先于19世纪70年代以“封建”对译西方史学术语feudalism，至19世纪80~90年代，“封建”已在日本成为一个流行的新名，它是这一汉字词古典义(封土建国、封爵建藩)与feudalism西方义(封土、采邑)相通约的产物。而恰在此时，中国人开始注目于日本的明治维新，借用包括“封建”在内的日译新名也自此开启端绪。经过一段消化吸纳，清末民初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形成自己的封建观，并以之表述、诠释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特定段落。

一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的“封建”用例

以笔者阅览所及，中国人最先称日本前近代社会为“封建”并介绍明治维新“废封建”举措的，是清朝驻日本外交官黄遵宪(1848～1905)的诗文。

(一) 《日本杂事诗》的“封建”用例

黄氏是中国深入考察、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一人。1877~1882年，他以清朝驻日使馆参赞的身份，在日本渡过四年多，直接观察、感受明治维新，并留下史志体的《日本国志》以及吟咏日本政事、民情的《日本杂事诗》。两书多有述及“封建”的处所。

《日本杂事诗》卷一第6首，有“剑光重拂镜新磨，六百年来返太阿”之句，黄氏自注云：“源、平以还，如周之东君，拥虚位而已。明治元年德JiI氏废，王政复古，伟矣哉中兴之功也。”[1](P36)讲的是自源氏、平氏形成武门政治格局、导致封藩林立以后，天皇成为类似东周天子那样的虚君，直至明治间废除德川幕府，才由六七百年的封建制复归王政(中央集权制)。

第3l首有“国造分司旧典刊，华花莫别进贤冠。而今指令诸台省，押印唯凭太政官”之句，讲的是明治维新改变武门柄政、集权于中央的太政官。黄氏对这段诗句作注日，“犹变封建为郡县也”，此为画龙点睛之笔。光绪十六年(1890)，黄氏在伦敦改订《日本杂事诗》，上述诗句变为：“国造分司旧典刊，百僚亦废位阶冠。紫泥钤印青头押，指令惟推太政官。”大意略同，而变封建制为中央集权制的含义更加明确。黄氏对这段诗作的注文日：

上古封建，号为国造。奉方职者，一百四十有四。后废国造，置国司，犹变封建为郡县也。天智十年，始置太政大臣(三公首职，犹汉相国)、左大臣、右大臣，相沿至今。然自武门柄政，复为封建，太政官势同虚设。明治维新后，乃一一复古，斟酌损益于汉制、欧逻巴制，彬彬备矣。日太政官，有大臣参议，佐王出治，以达其政于诸省。[1](P67)

黄遵宪此一诠释，用语古雅，然其历史观念却相当先进，对日本从古代到近代政治体制的变迁，梳理得十分清晰：日本古代由封建变郡县，中世又从郡县复为封建，明治维新时期，参酌中国秦以下的郡县制、欧洲各国近代政制建立起以太政官为主官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

《日本杂事诗》光绪十六年改订本，对原本删7首，增53首，所增之一为：

呼天不见群龙首，动地齐闻万马嘶。甫变世官封建制，竞标名字党人碑。[1](P38)

明确指出，明治维新的重要举措——废藩置县的要领，是改变职官世袭的封建制，代之以郡县制，进而形成近代政党政治。黄氏将近代政党与汉唐宋明之党社相比拟，担心因政党政治引发党争之流弊。

《日本杂事诗》运用新名不少，据统计约120个，源于日译欧美的新名约70个，如“国会”、“政党”、“民权”、“解放”、“自由”、“共和”、“改选”、“中学”、“记者”、“博物馆”、“警视厅”、“火轮舟”、“窥朦镜”等；取自日本固有词语约50个，如“国学”、“国字”、“权妻”、“艺妓”、“太政官”、“伊吕波’等。黄遵宪所用“封建”、“封建制”，既是对日本当时流行的新名的采用，也是对汉语旧名的袭用。

(二)《日本国志》的“封建”用例

黄氏的《日本国志》(该书虽于1896年出版，但1887年已经撰成)也论及“封建”，称日本古代各州遍设朝廷任命的国司、郡司，“一变而为郡县”。至镰仓幕府时期，“裂地以授家臣”，“地头往往世袭，国司不复赴任，于是封建之势渐成”。至足利幕府时期，这种分权态势更加明显——

分国郡而封家臣，称为守护，三管领四职以下，皆以地传之子孙。……于是形势一变而为封建。……关原役毕，德川氏统率诸氏，分封其子弟功臣； 其后加削增减，颇易旧封。[2]（《地理志》）

在介绍镰仓、足利、德川三个幕府时期的封建制以后，黄氏论述明治维新在“复古”的名义下，变封建为郡县，文曰：

明治四年废藩置县，复为郡县之治，凡五畿七道 七十三国，二京三府六镇三十六县。[2]（《地理志》）

黄氏《日本国志》的上述文字，精要地概述了日本封建制从成长到消弭的全过程，反映了日本政制变迁的实况。

黄遵宪在诗文中并未对“封建”一词重新下定义，然考其语境，他的“封建”，古义与近义、中义与西义贯通无碍，实属高明之语用，是清末民初开眼看世界的士人使用新名“封建”的先导。戊戌变法前夕，中国报刊常称日本江户时代为“封建”、称明治维新为“废封建”，如《时务报》1897年7月29日载文日：“日本既废封建制度”，“当是时民间风气大开”；《知新报》1898年7月9日载文日：“善夫，日本之维新也……削大将军之权，移封建为县郡，知县以亲王领之，故下情无不上达。”此种“封建”用例，都与黄遵宪诗文一脉相通。

二 梁启超兼容古义与西义的“封建”观

中国人较自觉地将“封建”作为表述历史时代 的新名使用，开端于黄遵宪的友人梁启超(1873～ 1929)。

(一)“封建世卿之世”

梁启超以“封建”一词用之于划分历史段落，始 于1896年撰写的《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该文仿 公羊传“三世说”，将历史分为“多君为政之世”、“一 君为政之世”、“民为政之世”三个阶段，这种划分显 然参酌了西方史学的古代“多头政治”、中世“君主政 治”、近代“民主政治”的三段划分。梁启超又将古代 的“多君为政之世”区分为前后两阶段：

一曰酋长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3](第一册，P96)

“酋长之世”，即氏族制时代；“封建及世卿之世”，即 实行分封制、世卿世禄制的封建时代，他解说道：

封建者，天子与诸侯俱据土而治……诸侯与天子同有无限之权，故谓之多君。[3]（第一册，p97）

以“多君”释“封建”，点化出“封建”古义的精 髓，又明确地将“封建及世卿之世”视做一个历史 时代，上承氏族时代（“酋长之世”），下接专制帝制时代（“一君为政之世”）。

该文还比较中、日、西洋封建制的变迁，指出“封建世卿”制难以退出政治舞台，表明梁氏已将“封建”视为一种世界性的历史现象。梁氏说：

世卿之多君，地球各国，自中土以外，罕有能变者。日本受毒最久。藤原以后，政柄下移，大将军诸侯王之权，过于天皇。直至明治维新，凡千余年，乃始克革。今俄之皇族，世在要津。英之世爵，主持上议院，乃至法人既变民政，而前朝爵胄，犹潜滋暗窥，渐移国权。盖甚矣变之之难也。[3](第一册，P97)

梁氏1898年秋开始流亡日本，其后所撰论史文章，继续在“分封”、“分权”的古义上使用“封建”一词，并参考日译西方历史分期专词，采用“封建时代”、“封建制度”、“封建社会”等新短语。

(二) “封建时代”

梁氏1899年在《清议报》第17册(6月8日)、第26册(9月5日)连载(后又于9月在日本刊物《太阳》第5卷第20号发表)的《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一文，论及中国与欧洲的国体相同之处：都依次经历了家族时代、酋长时代、封建时代。他指出：

中国周代国体，与欧洲希腊国体，其相同之点最多，即封建时代与贵族政治是也。彼此皆列国并立。[3]（第一册，p312~313）

梁氏把中国周代国体与古希腊国体相类比，又将“封建时代”与“贵族政治”做近义短语并列使用。值得注意的是，梁氏明确地将秦以后的两千余年排除在“封建时代”之外。文曰：

秦废封建置郡县以后，二千年循其轨而不易。中间如汉时封子弟为王，功臣为侯，晋时之八王，明代之燕王、宸濠等，虽有封建之举，不移时而遂变灭，不成其列国之形也。[3](第一册，p3l3)

梁启超区分了狭义封建与广义封建，指出秦行郡县制，已结束狭义封建制，而此后封爵建藩虽持续不辍，但并不构成社会制度主流，故秦以后已告别“封建时代”。梁氏将“封建时代”的特点归之为“贵族政治、列国并立、阶级之风”，兼合“封建”古典义和西洋义。至于“秦汉至今日”，梁氏则名之为“统一时代”，并认为“是为中国国体与欧洲大异之一事”。[3]（第一册．p313）又称秦以后为“无贵族之国，其民可谓之无阶级之民。是又为中国国体与欧洲大异之一事”[3]（第一册，P314）。这一论述表明，梁氏既采用来自西方的术语，又能区分中西历史的差异，不以西方史序列套用中国史。

1901年，梁氏著《中国史叙论》，其“第八节时代之区分”，参照西洋人所著世界史的“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的划分，将中国史分为“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世界之中国”。在论及上世史时，指出此一阶段的特点：

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其最主要者，在战胜土著之蛮族，而有力者及其功臣子弟分据各要地，由酋长而变为封建。[3](第一册，p453)

将周人东进、实行封建制，作为中国上世史最主要的 标志性内容。至于中国的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 代乾隆之末年)，梁氏则称之为“君主专制政体全盛 之时代”[。]‘第一册，P458），而决不冠以“封建时代”。

总之，梁启超将“封建时代”视为中国古史的 一个阶段，并不与他所处的时代相衔接，在“封建”与“近代”之间有一漫长历程，梁氏或名之“统一时 代”，或名之“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他还致 力于探究中国封建制的特色，并由此追究中国历 史走向的缘由。

(三) “封建制度”

1902年梁氏撰《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其 第二章为“封建制度之渐革”，内称：“封建何自起，起于周。封建云者，以其既得之土地而分与其人之谓也。”又论及春秋战国至秦由地方分权趋于中 央集权，“及秦始皇夷六国，置郡县，而封建之迹一 扫”。显然是从“封土建国”之义上谈“封建制度” 的，明确地称周制为“封建制度”，秦以后则“封建 之迹一扫”。

该章“附论中国封建之制与欧洲日本比较”，提出并试图解答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

封建之运，东西所同也。中国有之，日本有之，欧洲亦有之。然欧洲、日本，封建灭而民权兴，中国封建灭而君权强，何也?欧洲有市府而中国无有也。日本有士族，而中国无有也。[3](第二册，P777)

梁氏认识到中国、欧洲、日本都有过土地、人口分封的时代，而中国与欧洲、日本的差异在于，欧洲有市民社会、市民政权，中国则无；日本有士族阶层，中国则无。这便导致了欧、日“封建灭而，民权兴”，中国“封建灭而君权强”。这一论述卓有见地，却又稍嫌简单，然所使用之“封建”一词，较 好地实现了中西一日史学术语的通约，其关于 中、欧、日封建制历史演进路径的思考，又显示了一种政治理念的前沿性。

(四)“封建社会”

旅日十余年的梁启超，对明治维新的“反封建”及其艰巨性是深有领悟的，他1910年撰文曰：

日本当维新伊始，八百年封建社会一旦破坏，而天子无尺土，府库无一钱，其艰难为如何?[4]（卷23，P62）

这里使用的新短语“封建社会”，既是古典词“封建”的延伸，又是日制新名的采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梁启超游历欧洲，其所见所思，书之于1920年3～8月连载于《晨报》 副刊的《欧游心影录》，其中在论及欧洲近世文明 的三个来源(封建制度、希腊哲学、耶稣教)时，梁氏对“封建制度”所做界定，吸取了西欧史学界的观点，又与“封建”古义保持联系。

综观梁启超论著，可以发现，以观点多变著称的梁氏，在新名“封建”的运用上，却做到了概念的首尾一贯，坚持了古义与西义的统一。而且，梁氏是中国较早使用“封建时代”、“封建制度”、“封建社会”等新名的学者，从梁氏使用这些新名的上下文考析，含义相当准确。梁氏不愧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山者。

三 严复以“封建”译feutdalism

严复等从事中英翻译的中国学者，将feLLdal—ism与“封建”在“封土建国”之义上加以对接，这虽在日本以“封建”翻译feudalism之后约20年，但并非转用日本译名，而是直接从西语译来，故仍可视做中国富于中西文化通识的翻译家的独立制作。

(一)从音译（拂特）到意译（封建）

严复先生(1854～1921)对中、西“封建”义兼有认识，而且在对译时取慎重态度。1897～1900年问，严氏翻译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严译名《原富》)时，对feudalism取音译，谓“拂特”，或取音意合译，谓“拂特之制”、“拂特之俗”。以后，严氏1903年把英国学者甄克思(E．Jelaks 1861～1939)的A History of Poli一tics(可直译为《政治学的历史》)译为《社会通诠》，该译本将feudalism意译作“封建之制”(有时也音译“拂特”)。严译《社会通诠》称，社会进化的三阶段为图腾社会(又称蛮夷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又称国家社会)，而宗法社会过渡到军国社会，中间经过了封建时代，译文有这样的表述：

封建者，宗法、军国二社会间之闰位也。[5](P75)

严复在《译社会通诠自序》中介绍甄克思的历史分期观点：社会进化之阶段为“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而“由宗法以进于国家”，有一过渡形态：

而二者之间，其相受而蜕化者以封建。方其封建，民业大抵犹耕稼也。[6](第l册，《译社会通诠自序》，P135)

这段文字值得注意处有二：其一，把古代宗法社会向国家社会(指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过渡演变的中间环节称之“封建”。其二，封建社会是定居农耕文明的产物。这是颇富世界史通识的见解。

(二) 严译“封建”兼及古义与西义

经严复的翻译与诠释，“封建”从原指一种政制举措(封爵建藩)的旧名，演变为指一种社会形态、历史时段的新名。而严译“封建”在向新名转化的过程中，并未与旧名本义(封土建国)脱钩，而是沿着旧名本义指示的方向做合理引申。这种引申义又与对译词feudalism的含义(领主制、采邑制)彼此契合，从而达成古义与今义的因革互见、中义与西义的交融涵化。

严复还论及欧洲步入封建社会的时间：

其趾封建，略当中国唐宋间。及其去之也，若法若英，皆仅仅前今一二百年而已。[6]（第1册，《译社会通诠自序》，P136）

称唐宋之际(即公元9世纪左右)欧洲迈进封建社会门槛，18世纪前后方结束封建制度。这一论述遵从欧洲史学界关于中世纪的起讫判断。严氏未将中国与西欧封建社会的时间段强行拉扯到一起，指出中国的封建时代大大先于西欧，他说：

乃还观吾中国之历史，本诸可信之载籍，由唐虞以迄于周，中国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时代。而所诵宗法，亦于此时最备……物穷则必变，商君、始皇帝、李斯起，而郡县封域，阡陌土地，燔诗书，坑儒士，其为法欲国主而外，无咫尺之势。此虽霸朝之事，侵夺民权，而迹其所为，非将转宗法之故，以为军国社会者欤?[6]（第1册，《译社会通诠自序》，P136）

严氏特意点明：尧舜至周两千载为“封建时代”，而商鞅变法、秦始皇统一天下，行郡县、开阡陌，乃一巨变，从而将“封建”与“郡县”对称，其所说“封建之时代”指实行分封制的时代。

在严复看来，中国的封建时代，下迄于周代，不包含秦以后，与西欧封建制在时段上相错甚远。至于秦汉以后，严复称为“法专于国主”的“霸朝”(即专制帝制)，并将秦以后的社会用设问句名之——“以为军国社会者欤?”

综论之，严复所用“封建”包蕴的概念，兼及该词的古汉语义与feudalism的西义。他用此一古今融会、中西通约的新名“封建”，表述中国、西欧历史中不同时段的近似制度，从而指示了“封建”这一新名运用的合理途径。

四 章太炎“封建”观的前后变更

近代学者关注“封建”论题的突出人物还有章太炎先生(1869～1936)。

(一) 从抑制君主集权角度肯定“封建”

与严复有别，章太炎是从中国传统史学视角讨论“封建”，大体承袭顾炎武，从“分治”意义上探究“封建”的价值。1899年10月，章氏撰《藩镇论》，开篇即说：“自封建之法不行于后世，于是策时事者每以藩镇跋扈为忧，是其言则孤秦陋宋之冢嗣也。”[7]（上册《藩镇论》p99）他把批评封建制导致藩镇割据的言论斥之为“孤秦陋宋”，原因在于，章氏痛恶专制君主集权，向往宪政，并寄望藩镇在君主专制向宪政转变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章氏说：

夫削藩镇以立宪政者，天下之至公也；削藩镇以遂一二肺腑贵人之专欲者，天下之至私也。……今藩镇虽离于至公，而犹未合于至私。若皇德贞观，廓夷旧章，示民版法，陶冶天下，而归之一宪，藩镇将奔走趋令，如日本之萨、长二藩，始于建功，而终于纳土，何患自擅。[7](上册．《藩镇论》，P102)

章氏期待中国的封疆大吏仿效日本萨摩、长州等西南强藩支持维新，维新后又能将藩地交还朝廷，如能这样，藩镇就化消极为积极，成为推进社会进步的因素。

同年，章太炎又作《分镇》，在征引唐人马周、李百药、柳宗元批评封建制、倡导郡县制的名论之后，指出这些言论产生在国家清明之时，“未有外侮，其论议固足以自守也”。而宋代外患严重，“李纲始有分镇之议”，由此章氏认为“封建”并非一概皆坏，“郡县”并非一切都好，他说：

然后知封建之说未必非，而郡县之说未必韪也。[7](上册，《藩镇论》，P104)

1900年，章氏鉴于戊戌政变以来的事实，对封疆大吏全然失望，称“今督抚色厉中干”，遂作《分镇匡谬》，修改前说。[7]（上册，《藩镇论》，p107）

综上可见，章太炎是从“封建”古义(封爵建藩)上讨论中外封建制的，他并不认同将“封建”对应西洋术语。严复的译作《社会通诠》，在中国首次以“封建”对译feudalism。该书的面世，为中国人引入了一种新的历史分期框架[蛮夷社会一宗法社会(其前段为封建时代)一军国社会]。梁启超及陈独秀都受到严译的影响，而章太炎则立足于中国文化本位，力驳严译，他于1907年3月在《民报》第12号发表《社会通诠商兑》，批评《社会通诠》构筑的历史分期，章氏指出，“泰西群籍”所列“条例”，不能照套“亚东之事”，若论及亚东史迹，“则其条例又将有所更易矣”。他说：

心能流衍，人事万端，则不能据一方以为权概。

这里的“一方”即指西方，章太炎不赞成以西方史学框架概括中国历史实际，因而不能认可严复将“封建”对应feudalism的译述。

(二) 以“封建”比附代议政体

随着西学知识的增长，后来章太炎的观点有所发展，他1908年10月作《代议然否》，将“封建”比附西欧代议制的贵族院，文日：

代议政体者，封建之变相，其上置贵族院，非承封建者弗为也。[7] (上册，《藩镇论》，p456)

章氏论“封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敏锐地洞察到，前近代中、日两国政制的重大差异：中国“去封建远”，日本“去封建近”，因此两国政制近代化的基点不同：

议者欲逆反古初，合以泰西立宪之制，庸下者且沾沾规日本，不悟彼之去封建近，而我之去封建远。去封建远者，民皆平等；去封建近者，民有贵族黎庶之分。[7]（上册，《藩镇论》，p456）

章氏认为，民皆平等、无贵庶之分的中国，不宜设上院(贵族院)，也就不宜实行代议制。章氏还认定，作为“封建之变相”的代议制，“必不如专制为善”，遂从否定代议制走向否定“封建”，从而与早年因倡导分治而肯定“封建”发生了大的改变。可见，章氏的封建观是随其现实的政治主张的转换而变更的。然而，章氏的封建观虽有大的更革，但所用“封建”一名的内涵，始终保持着与本义的联系。同时，他在论述中已把封建制作为一种世界性现象考察，并进行中西、中日之间的国别比较，其用语固然古色古香，所透露的政治理念也可能在激进与保守间摆动，但他围绕“封建”提出的论题(如反专制的政治改革问题、代议制是否符合中国国情问题)却颇富前沿性，视野可谓宽阔而深邃。

五孙中山论“封建”

作为兼通中西之学的政治家孙中山先生(1866～1925)准确地把握了史学术语“封建”的内涵(封邦建藩)和外延(中国殷周时期、欧洲中世纪)，他力倡的政治革命，即“民权主义”，其“一扫而尽”的目标是君主专制政体。[1]

(一)慎拒“反封建”提法

孙氏一生提出过许多革命口号，如早年的“振兴中华”、“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中年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乃至晚年的“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等等，却从未提过“反封建”的口号，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反封建”旗帜之际，孙中山也没有苟同“反封建”的提法。直至晚年，孙中山继续在“封土封臣”、“贵族世袭制”的意义上使用“封建”一词，并在此一含义上比较、品评中西历史。

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晚年仰慕列宁及俄国革命，称列宁为“人师国友”，又有“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之说，[8]（下册，pl052）然而孙氏并不一概信从来自苏俄的提法。1922年以降，苏俄和共产国际关于现实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论说传人中国，但孙中山只采纳前者，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取“半殖民地”说，孙中山本人在此前后的用语是“次殖民地”，而对中国“半封建”说则加以抵制。孙中山认为封建制在中国已结束两千多年，他终生未提“反封建”一类口号。

(二) 综合古义与西义的“封建”观

孙中山对“封建”的认识有两大特色，一是会通中西，二是首尾一致。直至晚年，孙氏认为，秦代已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制度，这比欧洲直到中世纪末、近代初的“打破封建”早了两千年。孙氏1924年l～8月在广州作《三民主义十六讲》系列演说，其中《民权主义六讲》的第三讲说：

欧洲两百多年以前还是在封建时代，和中国两千多年前的时代相同。因为中国政治的进化早过欧洲，所以中国两千多年以前，便打破了封建制度。欧洲就是到现在，还不能完全打破封建制度……。

欧洲没有革命以前的情形，和中国比较起来，欧洲的专制要比中国厉害得多。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世袭制度。、当时欧洲的帝王公侯那些贵族，代代都世袭贵族，不去做别种事业；人民也代代都是世袭一种事业，不能够去做别种事业。……中国自古代封建制度破坏以后，这种限制也完全打破。[8]（上册，p164）

孙中山在这里较准确地把握了“封建时代”、“封建制度”的含意，将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封建制度”(指殷周封建制)与“罗马亡了之后，欧洲列国并峙”相类比，认为“罗马变成列国，成了封建制度”。[8]（上册，P314）讲演中，孙氏流露出因中国比欧洲较早结束封建历史而产生的自豪感，却没有回答先期终结封建的中国近代何以会落后于欧洲。而前文提及的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一文，其第二章的“附论中国封建之制与欧洲日本比较”则对此有所解答：“欧洲、日本，皆封建灭而民权之代兴。”“中国不然，数千年来曾无有士民参与政治之事……兴封建者君主也，废封建者亦君主也，以封建自卫者君主也，与封建为仇者亦君主也。”梁氏指出，这便是“何以中国封建之运之衰，远在欧之先，而专制之运之长，反远在欧洲之后也”的症结所在。[3](第二册，P777)就此而论，梁启超有更深一层的识见。

清末民初是“封建”演为近代史学术语以后作为新名在中国使用的第一阶段。其时所用新名“封建”，既远衔古汉语义，也切合西义，在概念上都保持了前后一贯。清民之际学人议“封建”，较少从社会经济立论，而多从政制角度着眼，认为中国的西周封建制与欧洲中世纪的feudalism、日本中世及近世的武门柄政颇相近，其共同特征是：封土建国、领主执掌封地、世袭贵族执政、国家主权分散，与秦汉以降实行的帝王君临天下、土地自由买卖、官僚考选产生，由非世袭的流官制、郡县制所确保的中央集权政制恰成对照。

黄遵宪、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孙中山大体代表了清末民初先进的中国人的封建观。他们论“封建”，当然有深浅之别，却有着基本的相似之处：既不坐井观天、固守本义，又不尽弃本义，妄意引申，而是遵循概念演化的合理路线——坚持古今义的既因且革、中西义的兼容并包。如此重构再造之新名“封建”，其外延不仅指殷周政制，也涵盖欧洲中世纪、日本中世及近世的同类政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形态的共名。这种封建观较好地实现了历史继承性与进步性的统一，又初步达成中国传统史学概念与西方史学概念的通约与整合。然而，清民之际的论者，还缺乏深广的学术准备，尚未能全方位考察社会形态，尤其缺乏经济的、社会结构的分析，故其封建观在理论上尚显单弱，不足以抵御后来兴起的强势的泛化封建观的挑战，故在20世纪30年代以下，逐渐隐退于主流之外，然其蕴藏的合理精义，值得我辈认真体味。

参考文献：

[1]钟叔和．日本杂事诗广注[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2]黄遵宪．日本国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5]严复．社会通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6]严复．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汤志钧．章太炎政论选集[z]．北京：中华书局，1977．

[8]孟庆鹏．孙中山文集[z]．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

（本文原载于《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