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6世纪中后期南欧耶稣会士东来开始（以弗朗西斯·沙勿略1549年抵日，罗明坚、利玛窦1582年、1583年入华为端绪），尤其是19世纪初叶欧美新传教士抵达中国、日本以后（以英人马礼逊1807年入华，日尔曼人西博尔德1823年设学日本长崎为端绪），随着西学东渐的展开，大量西方术语通过翻译进入由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国家组成的汉字文化圈，一批新的汉字术语应运而生，丰富了人们的思维，拓展了学术视野，构成东亚近代文化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些新学语，又称新术语，均指反映各学科基本概念的专门词语。
虽然学科术语古已有之，但大量涌现则是近代以后。由于近代文化不同于古典文化和中古文化的原始综合状态（表现为文史哲不分家、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混融、科学附庸于神学等等），日渐从“通人之学”走向“专家之学”，学科分野趋于明晰，开始形成所谓“一科一学”（“科学”一词的本义为此），与其相配合，反映各学科范畴、概念的含义精确、义项单一的专业化用语（即术语），也如雨后春笋般产生。由于近代文化创发于欧美（合称西方），故西方是新术语的主要源地，这些西方创制的术语在近几个世纪间尤其是在19世纪中叶后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形成所谓的“西方话语霸权”。近代以来，汉字文化圈在接受西方文化时，当然也要迎纳这些新术语，以实现世界性的知识对接，进入现代主流文化。
从近代翻译的实际情形看，汉字文化圈诸国翻译西方术语的方式主要有二：一是新造词，其间又分音译与意译二法。音译如以“逻辑”译logic，以“布尔乔亚”译bourgeoisie；意译如将logic译作“名学”或“论理学”，bourgeoisie译作“资产阶级”。二是借用古汉语词，经引申以对应西方术语，如以“革命”译revolution、以“共和”译republicanism、以“自由”译freedom、以“社会”译society，原来的古汉语词“革命、共和、自由、社会”获得新义，变为汉字新术语。本文讨论的主要是第二种方式引发的概念对接问题。
中国、日本等汉字文化圈国家，在19世纪中叶面对工业化西方的来袭，经历了传统社会、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由于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为非欧美国家中率先迈入现代化门槛的国家，“以日为师”便成为中国清末民初（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叶）的国策，由此出现了留学日本和翻译日籍的热潮，而日本在幕末、明治间（19世纪中、末叶）曾广为使用汉字词对译西洋术语（日本称之“新汉语”），这些“新汉语”经数十年选择与实际运用，在19世纪末叶已趋于定型，中国人在以日本为中介翻译西学的过程中，曾大量借用这些规范化了的对译西洋概念的日制汉字词，以补固有汉字词的不足，或取代此前由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士人翻译的纷纭多歧的汉字新术语。应当指出，当时日本使用的“日制汉字词”，有不少是借自明末至清末中国的汉文西书中的译词（如几何、上帝、地球、经度、纬度、代数、化学等），当然也有的是日本新创（如哲学、美学、干部、义务、社会主义等）。这样，中西文化及语汇的传译，便不仅在中、西及日、西双边进行，而且在中、西、日三边展开，不少概念在西、中、日三方之间演运着国际的、跨文化的旅行，内中既有较忠实的意义传承，也难免出现自觉或不自觉的意义变更，这种变更有合理的，也有不尽合理的。
由于近代中日两国都面对西学引入这一课题，两国的新术语都是翻译西方概念的产物，其用以对译的语文又同样是汉字，这些汉字及汉字词在中日两国读音大异，含义却略同，这样，中日双方在新语创制方面便有许多共通之处，可以相互观摩、比照、借用。这种语汇互动的成功之作不少（如几何、物理、化学、科学、哲学、美学等），当然也难免失误者，如人文社会科学常用的两个关键词———经济、封建（它们分别成为经济学、历史学的核心术语），在生成、演化、定格过程中就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畸变。
由于汉字的多义性，汉字词往往可以在同一词形下包蕴多种含义，故借用古汉语词对译西方文化概念，常常发生含义的扩大、缩小、引申甚至全变，这正是汉字古典词能够演化为新语的条件。不过，这种“引申”，应当以原词的古典义为起点，如果词义发生“全变”，其意义的运行轨迹须在原词的词形提供的意义空间内进行（这是由作为形意文字的汉字的基本原性所决定的），如此，旧词赋新义方具备语文逻辑的合理性，人们才可以在理解中使用，或在使用中理解。
常见的旧词生新义的方法是，从原词的古义出发，令其外延缩小、扩大或内涵转化。如“教授”，原为动词，意谓传授知识；宋代以降，成为偏正结构名词，指掌管学校课试的学官。“教授”的今义是在翻译professor时获得的，特指大学教师中的最高职称，但此一新义与原义显然是相关联的。再如“物理”，古义泛指事物之理，今义是在翻译physics时获得的，收缩为自然科学中的一个门类，研究分子以上层面的物质变化规律（分子发生变化，则是化学研究的领域）。又如“历史”，古义为史书，指过往事实的记述，今义是在翻译history时获得的，转化为自然界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或指历史学科。再如“组织”的古义是纺织，今义是在翻译sosiki时获得的，转化为机体中构成器官的单位，进而引申为社会中按某种任务和系统结合成的集体Organization。这些汉字词的古今义之间虽然有泛与专、宽与窄的区别，或者所指发生了变化，但其意蕴却存在着历史的联系，新旧词义间保持着承袭与变异的内在张力，因而使用者稍运神思，便可发现二者间的演变轨迹，对词义的古今推衍、中西对接，有所会心，易于受用。
汉字词义演化的另一法是“借形变义”。此法的要领在于，保持该词词形，抛弃原有词义，通过变换构词法，演化出新义来。如古典词“民主”，作为偏正结构名词，是“民之主”的缩语，涵义类似“君主”；而对译英语democracy的“民主”，改为主谓结构。意义变成“人民自主”。当人们对“民主”一词的构词法的辨识，由偏正结构变为主谓结构时，含义就从“民之主”衍生为相反的“民自主”了。对于熟悉汉字文化的人来说，作这种调整与改变是不困难的。其他如“影响”对译influence、“现象”对译phenomenon等，在中西词语对译时均发生古义向今义的演变，也是“借形变义”的显例，新义“影响”、“现象”都符合汉语的基本语法，可以理解。
然而，以古典汉字词对译西洋术语，如果既与古汉语义毫不搭界，也并不切合西义，又无法从汉字词的词形推导出新的词义来（改变构词法也不能演化出新义来），这种对译则谓之“误植”。如“经济”的古汉语义为“经世济民”、“经邦济国”，意近“政治”，近代日本人以“经济”对译英语economy，含义转变为社会生产、分配、消费的总和，兼指节俭、合算，这些意义已与“经济”的古汉语义脱钩，亦无法从“经济”的词形推导出来。随着清末民初日本经济学论著（尤其是教科书）大量入华，加之孙中山等人的大力倡导，新义“经济”在中国得以流行，成为通用词。但中国近现代学者，或是反对此一日本译词（如严复），或是作保留式采用（如梁启超），而另创“计学、生计学、平准学、富国学”等词代之。中国第一个留美经济学博士马寅初1914年撰写的博士论文，也不用“经济学”一词。日本学者中不满意此一译词的也为数不少，如启蒙思想家西周曾创“制产学”，试图取代“经济学”。福泽谕吉虽是“经济学”译词的最早厘定者之一，但他也并不以为此词精当，长期另用“富国学”、“理财学”，他创办的庆应义塾（后更名庆应大学，与早稻田大学并称日本“私学双璧”）的经济学部（学部即系），长期称“理财学部”。当代日本经济学史家山崎益吉也批评译词“经济”不仅脱离了该词原义，且使经济学走向物化，失去了本来面目。可见，译词“经济”虽已流行，但因其存在弊端，而一直受到非议、质疑。
再如“封建”，其古汉语义为“封土建国”、“封国建藩”，原指殷周（尤其是西周）实行的分封制，与秦以降实行的郡县制相对立。近代中日两国学人均以“封建”对译西方史学术语feudalism，是较为准确的。西欧中世纪的社会制度feudalism，在形貌上与中国殷周封建制、日本镰仓幕府、室町幕府、江户幕府时期的制度颇多相近处，如层层分封，领有家邑、采地的世袭贵族，对上面的王者，是承担军事及财赋义务的封臣，又具备一定的政权独立性；对下面的采邑内的附庸、庶众，则是政治、经济上的主宰者。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直到民国年间都在“分封”义上使用“封建制度”，并与feudalism相对应。至于日本，自明治初年以迄当下，均在此一意义上使用“封建”、“封建制度”，论及中国史，不以“封建时代”冠于秦汉以后列朝。而中国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由于共产国际相关术语（如称现实中国社会为“半封建”等）的传播，尤其是1930年前后中国社会科学界开展的社会性质论战，其一派将“封建”、“封建制度”注入了与“封土建国”无关的全新含义，并将秦汉至明清这颇不“封建”的两千余年历史，定名为“封建时代”。以后，这种新义“封建”渐渐推广，近半个多世纪已经约定俗成。一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古今有沿有革，旧概念赋予新含义，既是允许的，也是必要的，但这种新义应以同词的古义为基点，并尽可能与国际通用义接轨。如果与古义、国际义两不搭界，又脱离了该汉字词词形提供的词义展开空间，这种“新义”便如空穴来风，负荷这种“新义”的新词，就脱离了中外古今坐标系的正常轨迹，既未求得古今流变的合理性，也没有达成中西义对接的准确性。十分遗憾，今天我国通用的“封建”，就是一个这样的误植词。在此，笔者建议，最好以“宗法专制社会”取代“封建社会”以指称秦汉至明清的社会形态，而以“封建社会”专指西周，或扩指殷周，这样理解起来就不易造成误会。
术语对译中的误植实非偶然，都有其历史、社会及文化的原因（笔者曾撰长文追究“经济、封建、形而上学”等新术语发生误植的过程，此不赘）。问题是，我们今天有必要对近代以来的汉字词新术语作一种清厘工作，而且清厘的条件也成熟了。当然，这是一项相当浩繁的工作，但对中西文化交流和汉字文化圈的文化发展而言，意义又特别巨大。一者是由于词义（按中国传统说法，当称“字义”）的考究需要溯流讨源，诚如陈寅恪所说：“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致沈兼士》，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202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二者是由于考察汉字译词的渊源及走向，须涉及原语、译语双方的文化背景，而且，如前所述，近代汉字新术语的生成更涉及中、日、西三方的文化背景，考察的难度虽然很大，但同时也带来探幽致远的乐趣，更重要的是，这项工作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及实用意义。综而论之，其价值与意义至少有如下两项：
第一，对某些新语误植原因的追溯。相当于发现人体疾患的病灶，有助于救正既成的错讹，亡羊补牢；即使由于那些译词已经约定俗成，难以更改，但也需要对其作出准确的病灶说明，以使人们在“将错就错”之际，知道该词“错”在何处，正解何在，从而加深对术语背后文化意义的确切理解。
第二，对误植新语成因的具体考察，有助于发现汉字术语健康的生成机制，从而为今后新语的创制指引正途，以防止新的不确切译名的出现与滥用。这在新词语纷至沓来、目不暇接的今天尤为重要。如果概念失准、词义错讹的术语联翩而至，必将导致语文世界的紊乱，而语文紊乱的直接后果便是思维紊乱，这当然是我们应当力加防范的。
（来源：光明日报》2005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