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我国人文学界沿袭章太炎、梁启超、梁漱溟诸先哲在“后五四”时期草创文化学及文化史学的余绪，借鉴海外前沿成果，发掘中国文化的丰厚资源，展开文化学及文化史诸论题研讨，构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文化学及中国文化史学。与此间展开的热烈文化讨论相为表里，不少学人潜心撰构，文化哲学、文化通史、断代文化史、区域文化史、各种文化专题的论著如雨后春笋，竞相生发。笔者见证并参与这一方兴未艾的学术建设过程，充任一个未敢懈怠的施工匠人。

二十余年来，笔者沿着微观辨析与宏观把握相结合，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的理路，对中国文化生态、中国文化特质、中外文化互动等论题有所议及，陈述于《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国文化史断想》、《月华集》、《人文论衡》等几种论文集和《中华文化史》上篇之中，今择其要者，汇成《文化守望》一册。

笔者考析中国文化演绎史，注目于“生成”与“转型”两个环节，故用心于晚周、晚清两个关键时段。“晚周”是中华文化生成的“轴心时代”，此间形成深刻影响我们民族基本精神的文化经典，笔者拟名“元典”，试图探索中华元典的形成及诠释过程。“晚清”是中华文化古典形态终结及近代转型时期，是我始终不渝的关注重点及学术研究的展开部。在晚清文化研习中，力辟直线进化观和西方中心论，考究发生于明清间以“复归元典”为外显形态，以螺旋上升为运动方式的“文化重演律”。这些尝试性议论，集结于《中华元典精神》。

任何一种文化均受惠并受制于特定空间提供的生态环境，文化研究理当彰显地域特征，这是把握文化“一”与“多”、共性与个性相统一所必需的劳作。笔者二十余年来一直参与湖北省地方志、武汉市地方志的修纂，并倾力于辛亥武昌首义史及张之洞研究，作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辛亥武昌首义史》，广采乡邦文献，详考切关宏旨的首义史事细节，又适度使用访录辛亥老人的材料，这正是现今开始盛行的“口述史学”的早期尝试。

1998年以来，笔者有近五年时间在日本讲学并从事研究，得以与多国汉学家论难究学，并潜心开掘异域史料，努力演运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三条做法之两条——“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由此进行中、西、日文化比较，将社会转型研究向深广处拓展。《“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为这方面的结集。

考察概念的古今转换、中外对接，是笔者长期以来的用心所在，近年来更设立专题，详加研习，曾通过对“几何”、“上帝”、“革命”、“共和”、“科学”、“文化”等核心术语的辨析，揭示明末以降，特别是清民之际中、西、日文化交会间的思想因革状态。今次收入的《“封建”考论》，用力于“知识考古”，探究“封建”的本义（古义）、“西义”（世界通用义）、马克思封建原论，揭示现代中国流行的泛化封建观的弊端，并提出改订建议，试图为聚讼未决的中国历史分期提供较稳妥的观察视角和较精确的概念坐标。

“史学五种”，冯天瑜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原文载于《中华读书报》2007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