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说：“凡出言谈则不可而不先立仪而言。”[1](《非命下》)又说：“顺天之意，谓之善言谈；反天之意，谓之不善言谈。……故置此以为法，立此以为仪。”[1](《天志中》)墨子强调的“立仪”，就是确立法度、准则，若无合理的、共认的标准，讨论问题、拟定名目必然散漫无着落。回顾中国历史分期讨论长期聚讼不决，原因之一。便是在“封建”等核心论题上未能做到“先立仪而言”。

一、名辨之学不可轻慢

历史分期的命名颇费斟酌，却又切关紧要，绝非如陶希圣所说，“名词之争”“很无意义”。历史分期的命名，直接牵涉到历史述事的时空维度的把握，牵涉到史学概念古今转换、中外对接的合理性问题。陶希圣等论者关于中国史分期的言论，之所以前后矛盾，原因之一，就在于轻视“名词之争”，忽略概念辨析。陶希圣在论史时，“封建”等关键词一再出现概念混乱，以致遍读陶著，我们实在难以把握陶希圣及其一派的中国史分期说，也无法确认其所论“封建社会”究竟为何物。当然，对命名问题采取轻慢、随意态度的，并非只有陶希圣等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某些参加者，大而言之，这是形式逻辑不发达的中国的一种积习的表现，故需要从历史源流上略加追溯。

(一)名辨之学及其沉寂

中国先秦时代本来有着相当丰富的关于名相问题的思想学说，儒、墨、道、法诸家都热衷于讨论名实关系(“名”指名称、概念，“实”指事实、实在)。老子将“无名一有名”作为对子加以论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2](第一章)意谓在天地判分前的元始混沌期，是“无名”的；万事万物出现分野，方为“有名”。故老子认定“无名”是本原的，所谓“道隐无名”[2](第四十一章)；老子又肯定“有名”是天地万物被区分的基础。老子意在破除名相的遮蔽，直追本体；又将“名”赋予本体，以便识别。孔子倡“正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3](《子路》)。视厘定名分为发言、成事的前提，正名是确立社会规范、政治秩序的必需。墨子主张“取实予名”，提倡名实之“辩”，“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1](《小农》)。商鞅学派论“名”，重在“定名分”，通过“正名定分”确立等级秩序，认为“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4](《定分》)。战国中期以降，因社会之“实”变更剧烈，这种变化必然在“名”的转换上有所反映，不免出现“奇辞起，名实乱”[5](《正名》)的情形，于是“名辨之学”大盛，除儒、墨、道、法诸家巨子探讨此题外，惠施、尹文、公孙龙等人更专研此道，惠子“合同异”(强调同一性)，公孙龙子“离坚白”(强调差异性)，形成以“坚白同异之辩”为务的“名家者流”，又称之“辩者”、“察士”、“形名家”。晚周确乎是一个多“辩”的时代(“百家争鸣”即此之谓)，“明同异”“察名实”的名辨之学在这个多“辩”的时代得以发展。

儒家出于规范社会秩序的目的，注重“定名分”，认定“为政”须以“正名”为先。子路问孔子：您出掌国政，首先做什么?孔子答曰：“必也正名乎!”[3](《子路》)荀子发展正名说，主张“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5](《正名》)，而其“制名之枢要”，在“循名责实”、“名闻而实喻”[1](《正名》)。名家为一另类，它把儒家为“正政”服务的正名说，引向研讨名与物关系的纯逻辑学层面，这是执著于经验理性的儒家所不能容忍的。于是，不法先王、不遵礼制而专事概念辨析的思辨派——名家，便成为儒家排斥、攻击的对象。如荀子深责名家“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急，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5](《非十二子》)，批评可谓苛刻。至两汉，不仅经学家拒绝名家，司马迁、班固两位大史笔，虽肯定名家的正面价值(如《史记·太史公自序》称名家“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但揭名家之短都毫不留情，或曰“苛察缴绕”[6](《论六家之要指》)，或曰“苟钩抓折乱而已”[7](《艺文志》)。此后，酷评名家成为时尚，名家退隐出中国学坛。

(二)近代名学复兴

自汉儒冷落先秦名家以来，在“经验理性”轨道上运行的中国学术主流，往往把对名相的追索、探究，视作“无用之辨”，讥为“屠龙之术”。这种蔑视名辨的文化氛围，养成以思维模糊性为高明的传统观念，关键词内涵游移、外延随意伸缩，并不被认作是讨论问题时在偷换概念，反而美其名日“纵横八极”、“游刃有余”。这种诗化的、不太注重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大概是妨碍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原因之一。

晚清墨学复兴，“墨辨”被重新申发，是近人救正上述偏弊的一种努力。而严复、章士钊等译介西方逻辑学，则是救正上述偏弊的义一种努力。严复1902年将英人穆勒的《逻辑体系》翻译成《穆勒名学》(原作6卷，严译全书之半)，重点介绍归纳法，并取用先秦名家的核心术语“名”题写书名，把西方逻辑学意译为“名学”，颇能传神。严复称名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8](P2-3)。章士钊在《逻辑要指》中力倡“逻辑”一名，说此学启发神智。这种对名学的倡导，意在提升国人对名辨之学的认识水平。

与严复、章士钊意向相似，刘师培有感于“中邦名学，历久失传，亦可慨矣”[9](P219)，特重申先秦的正名之道，从孔子“首倡正名”讲到荀子“有循乎旧名，有造乎新名”。又博引《左传》的“名以制义”，《庄子·逍遥游》的“名者，实之宾也”，《尹文子·大道上》的“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验名”。刘氏还注意到“近世泰西巨儒倡明名学”，介绍其归纳派和演绎派，又以荀子思想与之比较，认为“演绎者，即荀子所谓大别也”[9](P218)。刘氏发现西学重视“界说”(下定义)，特别指出：“西儒以界说为解析名义之词，所以标一名所涵之义也。”刘氏主张在解字析词的小学的基础上，吸纳西方名学，他说：“若小学不明，骤治西儒之名学，吾未见其可也。”[9](P219)刘师培试图会通中西名学，以提高中国人名相之辨的水平。其论虽流传不广，却指出了中国学术补偏救弊的一条正道。

今日我们重温严复、章士钊、刘师培肯认名辨之学，重视“解析名义”的言论，有助于提高对于命名重要性的认识。具体到历史分期问题，严、章、刘之论也颇具启发意义。

中国历史分期的论争，断断续续已进行了大半个世纪，但始终聚讼未决，其故何在?撇开政治性原因不论，之所以在历史分期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乃由于未能将核心术语(如“封建”)的“名义”解析清楚，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封建观”，甚至一家、一人也有变幻无常的“封建观”。这样的历史分期论战，名为辩论，实为自说白话。诚如王亚南先生1931年在《封建制度论》中所说：“中国竞有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在采取这种方法，所以论来论去，总没有抓往要领。”[10](P35)

二、试拟历史分期命名四标准

自1929年中国社会史论战开始以来的近80年间，中国史分期讨论时起时伏，却不绝如缕，各种辩议层出不穷，各家各派使用的分期名目，歧义极大，成了“任意梳妆打扮的小姑娘”。这个中因由，在于前文论及的忽视名辨的偏弊，在于将“名词之争”视作“无意义”的认识惯性。鉴于此种情形，在讨论历史分期之先，有必要预为确定历史分期的命名标准。如果学界能在命名标准上取得共识，历史分期的探讨可能会顺畅一些，而不至于像王亚南所说的，“论来论去，总没有抓住要领”。

(一)历史分期命名标准

关于历史分期诸阶段的命名，笔者试拟如下几条标准。

其一，命名须准确反映该时段社会形态的实际，概括该时段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本质属性，此谓之“制名以指实”；

其二，若借用旧名，必有引申，以达成与旧名的间隔，如此方能形成区别于旧名的新术语。然而，新术语的引申义与旧名本义虽然发生跳跃，但又必须遵循旧名本义指示的方向，全然背离本义即为不通之名，此谓之“循旧以造新”，“新义”对“旧义”既别有创获，又保持内在联系；

其三，命名须观照相对应的国际通用术语，其内涵、外延均应与之吻合或接近，以与国际接轨，而不可闭门造车，此谓之“中外义通约”；

其四，汉字是表意形声文字，所拟名目应能从字形推索其义，而不可形义错置，此谓之“形与义切合”(音译词不在此列)。

此外，命名应当简洁明快，便于理解，寓深意于浅近之中。

以上卑之无甚高论，却并非主观的先验设定，而是从历史分期命名的经验教训中试加提炼而来。所拟四条，未必精当、周到，仅供参考，亟望贤达教正。名符其实，是制定名目的基本准则，所谓“制礼定名，合从事实，使名实相副”[11](《礼仪志一》)，故历史分期之“名”须反映历史之“实”，概括历史段落的本质属性，不应有争议；“中外义通约”，在文化日益国际化的当下，也不难理解。然而，命名还须“循旧以造新”则不一定全被认同，而弃此一条，前述“制名以指实”也将落空。

(二)旧名衍新名：间距化与因袭性的统一

“循旧以造新”，是由汉字词的固有特性出发拟定的制名标准。

汉字具有多义性，往往一义多字，一字多义，甚或一字多音多义。日本江户时代古学家荻生徂徕在论及华、和(日)语文的异同时，谈到汉字“有一训被多字者焉，有一字兼多训者焉”[12](《题言十则》)。正因为汉字具有多义性，汉字词便有可能发生含义的跳跃，导致“间距化”，使得同一词形下的“新名”与“旧名”内涵及外延均发生明显变化。不过，这种“间距化”引申，应当以原词的本义为起点，依其指示的方向推衍。如此，旧词赋新义方具备语文逻辑的合理性，人们才可以在理解中使用，或在使用中理解。

常见的旧词生新义的方法是，从原词的古义出发，令其含义缩小、扩大或转化。如“教授”，原为动词，意谓传授知识；宋代以降，衍为偏正结构名词，宋代府州设教授，负责教诲生员；明清府学设教授，训导生员，“教授”成了掌管学校课试的学官名称。“教授”的今义是翻译professor获得的，特指大学教师中的最高职称，与“教授”本义有别，但此一新含义显然是沿着旧名本义指示的方向作出的合理引申。

又如“物理”，古义泛指事物之理，明末方以智的《物理小识》所用“物理”演化为“学术之理”，主要指自然科学之理。“物理”的今义是在翻译physics时获得的，收缩为自然科学中的一个门类，研究分子以上层面的物质变化规律(分子发生变化，则是化学研究的领域)，此种新含义也是沿着旧名本义指示的方向作出的合理引申。

再如“组织”的古义是纺织，有排列组合序列的意思，今义是在翻译sosiki时获得的，转化为机体中构成器官的单位，进而引申为社会中按某种任务和系统结合成的集体(organization)，此种新含义仍然与旧名本义保有联系。

三例新名，含义均发生引申，形成与旧名的间距，方衍为负荷别种意蕴的新术语；但旧名向新名演绎时又保持了承袭性，两者间有语义发展的内在逻辑可寻。上述汉字新名与旧名的含义虽然有泛与专、宽与窄的区别，或者所指发生了更改，但其意蕴却存在着意义关联，新旧词义问保持着承袭与变异的张力，因而使用者稍运神思，便可发现二者间的演变轨迹，对词义的古今推衍、中西对接，有所会心，易于受用。

(三)意译新名应能从词形推及词义

汉字词义演化另有一法，便是“借形变义”。此法的要领在于，保持该词词形，抛弃原有词义，通过变换构词法，演化出新义来。如“现象”本为汉文佛词，指佛或菩萨现出形象，近代日本哲学家西周在《人生三宝说》中借此古典词翻译phenomen，指经验所提供的并借助于感觉领悟的事物，是感性直觉的对象，与“本质”相对应。以后，“现象—本质”共同组成辩证法的一对范畴。“现象”在中西词语对译时发生古义向今义的演变，是“借形变义”的显例，而负荷新义的“现象”一词，符合汉语的基本语法，从词形可以推衍出新词义来，故可以理解。

又如“民主”，旧名原为偏正结构名词，本义“民之主”，相当于“君主”，近代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丁韪良以其意译democracy(音译德谟克拉西)，改为主谓结构，变义为“民自主”、“民作主”。当人们对“民主”一词的构词法的辨识，由偏正式变为主谓式，含义的变更也不难理解。

上述皆为汉语旧名向新名的合理转化之例。然而，如果古典汉字词转变为新术语，既与古汉语义毫不搭界，也不切合对译词的西义，又无法从汉字词的词形推导出新的词义来(改变构词法也不能演化出新义来)，也即新词义不仅与旧词义全然脱钩，也与词形毫无关涉，其新义全然是外在强加的，便是一种“误植词”。

术语概念误植带来的不良后果，常会超越语言学范围而直达思想文化层面。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剑桥中华民国史》指出，某些西方概念汉译后，往往发生变异，如indivjdualism是欧洲启蒙运动后表述人权和尊重个性的褒义词，译成汉语“个人主义”，则演化为“利己”、“自私”的同义词，基本上成了贬义词。此外，如“自由主义”、“权利”等译词，也有从英语原来的褒义转变为汉语词贬义的情形。这表明，异文化的通约殊非易事。而如果术语不能通约，异文化的互动则会陷入困境。正因为如此，更有必要指明术语概念误植的问题所在，揭示其在古今中外语文坐标系上于何处发生偏差，在哪里出现脱轨，以引起相关学科疗救的注意。

三、秦以下两千年称“封建社会”：名实错置、形义脱节

(一)将秦至清命名“封建社会”不符合四标准

如果上述历史分期命名标准大体可以成立，再用以衡量我们早已“日用而不辨”的泛化“封建”及其组建的“封建社会”等词组，就会发现：以其命名秦汉至明清两千余年的社会形态，多有文化错位之处：

(1)“封建社会”不能反映秦至清两千余年间中国社会的基本属性，无法表述“田土可鬻”和“专制帝制”等核心内容，故有悖于“制名以指实”；

(2)称秦至清两千余年为“封建”，此“封建”泛义与“封建”主义(封土建国)指示的方向截然背逆，故有悖于“循旧以造新”；

(3)泛化“封建”义与对译的英文术语feudalism的含义(封土封臣、领主采邑制)两不相靠，故有悖于“中外义通约”；

(4)无法从“封建”词形索引出秦汉以降的“土地可以买卖的地主制、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制”诸义(从“封建”词形只能索引出与之相反的“封土建国”义，故有悖于“形与义切合”)。

(二)笔者的反思过程

由所受教育使然，笔者本人也长期信从并使用泛化的“封建”一名，不仅教学曾反复宣讲秦始皇为“封建专制第一帝”，而且1988年以前刊发文章，无不指称秦至清为“封建社会”。不过，笔者素有“概念癖”，喜欢对名称问个“为什么”，近10余年来在对照中国史学元典、国外史籍与中国当下史书的过程中，发现“封建”一名的语用差异甚大，遂对流行的泛化封建观产生怀疑，进而由怀疑发展到试作名目取代之，1989年曾将秦汉至明清的社会形态初拟为“宗法—专制社会”，以避免把封建制已成陪衬的秦以后两千余载称“封建社会”[①]。这当然只是一种粗略的修正方案，并不令人满意，“取实予名”、“循名而责实” 的思考仍然在继续进行。

秦汉以降的中国社会的“实态”究竟如何呢?简言之，秦至清的两千年社会颇不同于殷商西周(变化从晚周已开启端绪)，显著特征之一是土地可以买卖、转让，地主—自耕农经济占据主导；显著特征之二是专制主义的君主集权政制覆盖全社会。这种经济—政治结构与古称“封建”的殷周领主经济和封邦政治大相径庭；与西欧中世纪庄园采邑制经济、封君封臣、主权分裂的政制差异巨大；同日本中世及近世的藩国林立的公武二元制度也明显有别。故无论从“封建”的古义还是西义论之，秦汉至明清的两千余年都不应以“封建社会”相称。

那么，非封建的秦以下两千余年何以名之呢?

笔者在1990年出版的《中华文化史》书中草拟“宗法—专制社会”一名，这较之“封建社会”，庶几切近秦汉以下历史之“实”。却又并不周全，因为该名仅指出秦至清的社会—政治结构特征，尚未揭示此一历史阶段的经济制度特征，而经济形态是社会形态的基石，诚如恩格斯所说：“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13](P223)在概括社会形态时，经济形态不得缺位。秦汉以下两千余载，土地私有的“地主—自耕农制”(简称“地主制”，与“封建领主制”相对应)是一种渐趋强势的存在，它与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制”(“封土建藩”相对应)互为表里，又同宗法制紧密结合。宗法制、地主制、专制帝制三者组成一以贯之的整体，决定了秦至清两千余年的社会形态，既不同于“古”(如殷周封建制)，又不同于“外”(如欧洲中世纪、日本中世及近世)。

经过反复追究、勘比，笔者的学习心得为：“封爵建藩”之制(即“封建制”)在秦以下的列朝并未消弭，然仅为“偏师”，而秦至清的制度主体，是贯穿性三要素——宗法制、地主制和专制帝制，故而秦汉至明清的社会形态，似可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称之，如此庶几达成“制名以指实”这一命名的基本目标。

参考文献：

[1]墨子[M]．诸子集成本．上海：上海书店，1986．

[2]老子[M]．诸子集成本．上海：上海书店，1986．

[3]论语[M]．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

[4]商君书[M]．诸子集成本．上海：上海书店，1986．

[5]荀子[M]．诸子集成本．上海：上海书店，1986．

[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0．

[7]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0．

[8]穆勒．名学[M]．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9]刘师培．刘师培辛亥前文选[M]．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98．

[10]王亚南．封建制度论[J]．读书杂志(4—5合刊)．中国社会史专号．

[11]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2][日]荻生徂徕．译文筌蹄[M]．东京：河出新房书社，1997．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