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的主流体裁是纪传体，编年体一直处于相对薄弱的状态。此前虽然有陆侃如、傅璇琮、曹道衡、刘跃进等先生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编撰出版了《中古文学系年》、《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南北朝文学编年史》、《秦汉文学编年》等巨著，但就整个文学史来看，仍留有大量空白。尤其是宋、元、明、清及现、当代部分，历时千余年，文献浩繁，作家众多，而相关研究成果却不多。这样一种状况，自然不能令人满意。

陈文新教授主编的18卷《中国文学编年史》，规模宏大，涵盖古今，是编年体中国文学史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它在文献使用、撰著体例、文学史观念等诸多方面开拓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新领域。

《中国文学编年史》是一项基础性工程，它特别重视文献使用的原始性和可靠性。顾炎武曾以“铸铜”比喻著述，把一味借取二、三手材料称为“废铜充铸”，把用心开掘一手材料的努力称为“进山采铜”。前者会导致信息衰减，后者才能增添新信息量。文新等作了“进山采铜”的艰苦努力，大量文献都是由编撰者第一次搜集整理，并对相关史料做了有效辨认和订正。例如《四库全书总目》称元代诗人陈泰是诞祐二年进士，《中国文学编年史》则根据刘诜《桂隐诗集》发现陈泰在延祐二年并未考中进士。类似的辨误工作在《中国文学编年史》中为数不少，尤其是在吸收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同时，对今人整理本中的标点错误、作家辞典中的生卒年错讹或疏漏等，都尽量予以纠正或补充。在处理基本文献方面的严谨和审慎，使得《中国文学编年史》具备很高的可信度。同时，它以直接征引文献为主而不加主观判断，文学研究者又可以从中发现各种新的课题和研究思路。

《中国文学编年史》在体例设计方面具有开创性。它采用了若干与一般编年史不同的做法，例如在时间段的设计上，不仅采用年、月、日这种向下的时间序列，还增设了分阶段、时代这种向上的时间序列，并分别以引言和绪论与之对应。又如在收录作家生卒史实的同时，分别撰写小传和征引文学史上对该作家的权威评价。此类做法既发挥了一般编年史的长处，便于呈现文学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同时又弥补了一般编年史不便于整体观照的短处。

《中国文学编年史》是新的文学史观念的一次成功实践。近20年来，学术界不断呼吁“重写”文学史，出现了像“悬置名著”、“进入过程”、“大文学观”、“话语体系”等很有价值的研究思路，但在具体写作中能体现这些观念的文学史著作，尤其是通史性著作并不多见。《中国文学编年史》则在诸多方面实践了新的文学史观念。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大量在以往的文学史著作中很少被人注意的作家、作品或史实，进入了编撰者的视野。例如明代的董坛，仅有《存吾稿》一卷存世，算不上重要作家。但他从早年迷恋写诗，到追随王阳明，再到潜心佛学，这样的人生趣味和选择，显然具有文学史的意义。又如清代的洪亮吉，坐馆、入幕、入四库馆校雠、代他人作文，收入各是多少，这类史实进入文学史，可以让我们对作家的物质生活状态有所了解。诸如此类，《中国文学编年史》所呈现是可闻可见的、具有过程和细节的文学生态，而不再是著名作家的“点鬼簿”。

作为第一部完整、系统地呈现中国文学发展历程的编年体著作，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为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具有重要的意义。由此出发，我相信，中国文学研究必将开辟新的发展前景。更重要的是，陈文新教授和全体参与编撰的专家学者，潜心治学、力戒浮躁、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必将对当前的学风产生积极的影响。

（来源于《武汉大学报》2007年3月9日）